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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组织专家考察陕北范公遗迹
日期:2015-04-20 12:43:17   作者:   来源:   评论:0 点击:

 
    又是一个春和景明、桃红柳绿的季节,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继去年初春考察著名的宋夏古战场好水川遗址之后,今年又组成由刘文戈会长、王钊林顾问和马啸副会长参加的考察组,于4月14日至16日在陕北实地探访了曾一度奠定宋、辽、夏三分局面的三大战役之第一战——延州之战的古战场三川口遗址,拜谒了延安清凉山范公祠,观摩了嘉岭山范公摩崖题壁石刻,并考察古宥州、麟州地理形胜。
    4月14日,考察组实地探查了三川口地形。三川口在今延安市宝塔区枣园镇,有西川河与延河在此交会,可能另有一条现今已不存在的小河五龙川也于此处汇入延河,故名三川口。这里距延州城的制高点宝塔山约8公里,可能距当时在宝塔之南的延州城墙8至10公里,与史料上记载的距延州城20里是吻合的。现在,河流交汇处已修建了杨家岭大桥,河岸两侧新建大楼鳞次栉比,已无法窥测古战场概貌,在不禁感叹今昔兴废的同时,也为延安市城市建设取得的巨大进展感到由衷高兴。
考察组还登上清凉山,拜谒了范公祠。宋军在三川口之战失败后,关辅震动。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8月,范仲淹赴任延州,担负起防御西夏的重任。范仲淹到任后,大阅州兵,加紧训练,并且修复堡寨,加强防守,使延州一线防守力量大为充实,并屡战屡胜。范仲淹还十分注意选贤任能,重用了狄青、杨文广等将领,使他们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屡立战功。范仲淹还重视教育事业,开办了嘉岭书院。范仲淹在延州时,写了著名的《清凉漫兴》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元月,范仲淹因致书李元昊,以与敌擅通书信的过失,于四月谪耀州,离开了延州,五月改知庆州。考察组还到嘉岭山(宝塔山)下,观摩了范公“嘉岭山”摩崖题壁,仰视后人赞颂范公“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泰山北斗,一韩一范”、“先忧后乐,出将入相”、“高山仰止”的石刻题句,更加景仰范公“出将入相”的历史功绩和“先忧后乐”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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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祠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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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公祠内范仲淹正面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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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题写的嘉岭山
    15日,考察组走访了靖边县,观察了毛乌素沙漠南沿无定河畔的古宥州地界,专程探查了大夏国都城统万城遗址。统万城位于靖边县城北58公里处的红墩界乡白城子村,因其城墙为白色,当地人称白城子。又因系赫连勃勃所建,故又称为赫连城,为东晋时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所建立,是匈奴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遗址,是中国北方最早、最著名的都城。统万城始建于公元413年,竣工于公元418年,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成。后来在北魏太武皇帝拓跋焘一统北方期间,统万城被攻克,从此设置为统万军镇。统万城整个城池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内城分东城和西城。东城周长2566米,西城周长2470米,遗址全部为夯土建筑遗存。西城为当时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城垣外侧建马面,四隅角楼的台基用加宽作法。城内中部偏南有一长方形宫殿建筑台基,附近出土有花纹方砖。统万城修建时代虽早于宋夏对峙600年,但探究其文化特质,可增强对宋夏对峙期间西夏银、绥、宥、灵、盐一带(今陕甘宁蒙毗邻地区)地理形胜的认识,对深化范仲淹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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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万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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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组统万城遗址碑前合影
    考察组还向东北直抵黄河之滨,走访了府谷县及对岸山西省保德县,折返途中在神木县(北宋麟州)停足考察,又向西经志丹县,至吴起县南部考察了金汤城与白豹城遗址。此次考察,地涉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四省区,穿越延安、安塞、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志丹、吴起、华池、保德、伊克昭盟乌审旗东南部等12个市县旗,对当时宋夏在鄜延、环庆沿边对峙地带的地理形势,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与认识,对今后研究宋夏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及宋夏战争史、范仲淹军事思想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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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谷老城
附:宋夏三川口之战概况
    据史料记载,宋夏延州之战发生在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开春,元昊自率大军,以宋朝延州为目的地,揭开了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当时,任振武军节度使、延州知州的范雍正在延州。这位范老夫子人品不差,颇有政声,但兵事方面欠缺远略深谋。范老夫子得知元昊西夏大军要拿自己的延州开刀,“甚惧”,忙上表奏称:“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周边防御工事少),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请益师。”但是,范雍要求增兵的表奏并未引起朝廷重视,不报。
    而元昊选择范雍的延州为攻击目标,并非仅仅因为范老夫子怯懦,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精心布置。宋夏两国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州(今陕西神木),西到原州(今甘肃镇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绵延1000多公里。元昊称帝后,宋朝在这条边界线上不断派军驻防,经过数次进兵侵扰及试探性进攻,元昊选定延州(今延安)为攻击目的地,看中的正是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通路畅阔,便于进攻。
    元昊展开军事行动后,又派使人送信于范雍,表示自己要与宋朝议和,老夫子“信之,不设备”。同时,元昊猛攻延州外围的李士彬所率各部军事据点。李士彬当时是宋朝的金明都巡检使,他本人就是党项族酋长,掌有十八寨近十万众的彪悍羌兵,驻扎于延州北面的金明寨。对于这个党项老敌手,元昊暗杀计、反间计、奇袭计等等全用个遍,一无所成。最后,反倒是“骄兵计”取得了成功,西夏军每逢李士彬交战,没打几下就“溃退”,还高声叫唤:“铁壁相公(李士彬的“外号”)来了,我们赶快逃命吧。”如此一来,李士彬颇为自负。同时,元昊还派遣一批又一批党项部落向李士彬“投降”,面对汹涌而来的党项人,李士彬自己不好处理,就上报“上级”延州老夫子范雍,要求把这些党项降人迁居到远离西北边境的南方安置。范雍文士,没有军事计谋,反想“以夷制夷”,厚赏这些西夏降人,并让李士彬把他们编入金明寨周围的各个军事据点。李士彬不好违背上级命令,只得照办,等于宋朝的各个砦堡安置了为数众多的“定时炸弹”。
    果然,安排停当后,一声炮响,元昊诸军突然发动攻击,事先诈降的党项人纷纷而起,金明寨等十余个延州以外的宋朝军士据点皆被西夏人占领,李士彬父子也被擒杀。乘胜优势,元昊大军直至延州城下。
    范雍肝胆俱裂,一面命人紧闭四城拒守,一面派人带信急召当时屯守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路副总管刘平和石元孙。刘、石二人闻信苍猝提兵,直趋土门(今陕西安塞)。然后,这部宋军未得休息,又经保安、万安镇向延州方向驰进。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以及巡检郭遵都接到范雍的告急书,也同时往延州方向集结。元昊早已得知宋军动向,便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设下埋伏,静待诸路入套的宋军。
    刘平与诸将会合后,集步骑一万多人,结队东行。走了五里,终于遇见严阵以待的西夏兵。当时,天下大雪,“平地雪数寸”,两军均摆偃月阵,一时相持。很快,西夏军渡水而前,改为横阵,宋将郭遵率骑兵荡阵,“不能入”。刘平指挥宋军全力压上,“杀敌百人”,西夏军退却。忽然,西夏军又“蔽盾为阵”,宋军又发动进攻,“击却之,夺盾,杀获及溺水死者几千人。”混战之中,刘平的脖子和耳朵皆被流矢射穿,血流遍体。似乎取得了小胜,至日暮时分,宋军兵校纷纷手持人头,牵着所缴获的马匹拥至刘平面前请赏。刘平忙说:“现在敌人未退,你们各部自己人记下功劳,战后一定各加重赏。”话音未落,西夏兵忽然又来一拔,“轻兵薄战”,宋军稍稍引却。其实,时前时却,是对阵交战双方军队非常常见的事情。关键时刻,远居后阵的宋将黄德和心怯,见前军小却,他马上召集麾下往后狂逃。“众从之,皆溃”。完全是一时间的从众心理,本来一直在搏战中占上风的宋军忽然就掉头一齐往后跑。刘平见状,马上派自己的儿子刘宜孙乘马追赶黄德和,拉住他的马疆苦劝:“万望将军勒兵回击,并力击贼,不要再跑。” 黄德和不听,纵马驰奔而去。刘平无奈,急遣军校“伏剑遮留士卒,得千余人。转斗三日,贼(西夏军)退还水东。”可见,宋兵此时的战斗力仍很顽强。特别是宋将郭遵,独出奋击,“期必死,独出入行间”,手持大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军知道此将不可当,派数人在一狭窄处持数条长绳欲拦截郭遵,均为这位猛将挥刀斩断。最后,西夏特派一股部队,边斗边佯败,诱郭遵深入,然后万箭齐发,才把这位猛将射死。郭遵上阵时所用铁锏、枪、槊,有九十多斤重,“其后耕者(农民)得其器于战处。”宋廷对这位郭将军非常惋惜,加封其父母,宋仁宗还亲自为其年幼四子起名。刘平率众退至西南山,“立七栅自固”。半夜,西夏集大兵围攻,“四出千合击,绝官军为二”,苦战不支,宋 军绝大部分战死,刘平、石元孙皆为西夏军生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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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川口败后,先行逃跑的黄德和竟然反诬刘平率兵降敌,“朝廷发禁兵围其家”。不久事发,黄德和被判腰斩,宋廷认为刘平已经战死,追赠他为朔方节度使,谥壮武,“子孙及诸弟皆优迁”。后来,有附降的党项人来报,称刘平“在兴州未死,生子于贼中”。宋廷还不信。石元孙被西夏放还后,朝廷才知道刘平确实未死。估计老头子是被元昊好吃好喝养起来,当个高级军事顾问什么的。对此,宋廷也未深究,毕竟一直苦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三川口之战,西夏虽大胜,但因天降大雪,加之延州城坚,并未能一举攻克延州。不久,得知其余几路西夏军遇败,补给又不济,元昊只得下令退兵。
    范雍老夫子也算命好,延州守兵才几百人,竟然能得以保全。当然,三川口大败,他不得辞其咎,“左迁户部侍郎,知安州。”范雍“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此类人只宜在朝中当清显之官,真让他干实事其实很难。但范夫子“颇知人,善荐士,后多至公卿者”,是位好伯乐。宋朝大将狄青为小校时,一次犯法当斩,正犯在范雍手下。范夫子惜才,“贷之”,饶以不死,成就了狄大将军日后的千秋万古英名。
    宋军在三川口战役的惨败主要是范雍在军事上的无能所致,而不是黄德和逃跑所致。北宋仁宗朝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是消极被动的防御,再加上不重视军事情报,前线将领没有临机决断权,范雍指挥的失误,在战前宋军的败局似乎已经注定。但宋人并没从技术层面总结原因,反而把失败全归在有道德污点的黄德和身上,后学者沿袭此观点,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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