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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思想
日期:2014-01-03 09:58:00   作者:石强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北宋立国,虽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起了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但从北宋之前的盛唐及之后元朝的政治版图相对而言,并未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北宋与辽、西夏及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立是基本的政治格局,加之统治者采取守内虚外、猜忌武将的军事防御战略,使北宋成为积贫积弱的王朝。北宋王朝边患迭起,屡战失利成为与少数民族政权冲突中基本的格调,显然没有汉武时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经济军事实力,也没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拥有的金戈铁马而所向披靡地开疆拓土,如何尽可能地维持已有的疆域而只做到保境安民已成北宋历代统治者的难题。庆历年间,范仲淹在西北知守庆州时有效地抵御了西夏凌厉的攻势,与西夏维持了长久的和平安定的局面,也最终使北宋避免了来自西夏的灭顶之灾,这与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思想是分不开的。
    一、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思想是儒家“民本仁爱”之说的发扬光大
范仲淹并非纯粹的武将,而是出将入相、文武兼备的典范,但他灵魂深处更多地是儒家思想。他自幼饱读诗书,受过严格而正规的封建教育,“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1] 范仲淹继承了儒家文化中以先下为己任的经世思想,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北宋时期振兴儒学的领军文人。其传世的著作广博精深,涵盖诸多方面,面对唐季以来兵革不休、战乱不止、武人专权所造成的文治不兴、礼崩乐坏、儒学式微的局面,范仲淹振臂倡导奋发向上、积极进取、超越个人利益得失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风气,抨击士大夫阶层苟且偷安、明哲保身的颓废风气。到北宋中叶以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思想和责任意识得以复兴和发扬光大。因而范仲淹在当时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和时代的重任,成为复兴儒学精神的领袖。儒家的“民本仁爱”思想渗透到他在地方任官、庆历新政、戍边守疆的执政、改革、攻守的方针措施之中。
    范仲淹知守庆州期间,根扰双方攻守形势和军事态势,毅然坚持以守为主的防御策略,不为各种干扰所动摇,并有《攻守议》、《再议攻守》两策上奏朝廷,力主对西夏的战争应以防御为主,辅之以进攻,但攻取只能就近有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反对长途奔袭。攻是守的需要,是为了更好的防守。这种攻守的主张正是其民本及仁爱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百世。”他在《答赵元昊书》中提到:“某今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他还极力推崇并赞赏汉文帝的“和乐之德”,而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感到哀痛。这种民本仁爱思想为主导的攻防之策不仅为了中原大地的百姓,也惠及西夏境内的各族人民。范仲淹初到边关,即打破“人臣无外交”的朝规,遣使通书西夏王元昊,劝其取消帝号,罢兵言和,其目的是“重人命也”,即减轻交战双方人民的负担,避免流血牺牲。在《答赵元昊书》中最后又说:“大王从之,则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几乎息矣;不从,则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时而息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顾念天下苍生,各族人民和平相处的民族和谐思想。“不仅如此,他还把羌人视为亲兄弟,与汉民一样对待,“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者?”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羌民以优待。“他在延州、庆州知州的任上,于边界修筑了许多城寨,一方面严防西夏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收纳一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羌民,并为他们发放口粮、籽种、牛犋,帮助他们恢复生产。”[2]其安抚怀柔政策深得羌族人民的爱戴,敬呼他为“龙图老子”。其“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3]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思想不仅赢得了汉族人民的拥护,也深得敌对方军民的尊重与爱戴,这样被交战双方人民都拥戴的边关统帅,在封建时代实属不多。
    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思想并非无原则的退让,而是以罢战言和、造福苍生、和则两利为基本的出发点。他对助元昊反叛的环庆酋长六百余人恩威并济,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大宋所用。“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襖、黄花襖、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襖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跃。”[4]同时,他采用立法手段管理众羌,而立法则侧重于经济处罚,避免诱发民族矛盾,他与羌酋订立的法律条款如:“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5]环庆之间,属羌部落众多,矛盾重重,经常发生争斗,并争投元昊以为后盾。西夏王元昊也引诱属羌投靠自己,利用他们来对付宋王朝。范仲淹从解决属羌之间的矛盾入手,消除他们争投西夏的事由,再采取措施争取团结他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仅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也同化团结了异己对立的力量,这正是他民族和谐思想的成功实践。
    二、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思想是北宋与西夏国力势均力敌态势下的正确抉择
    西夏元昊称帝之后,西夏与北宋关系恶化,夏宋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发生了三次战役,均以北宋的失利而告终,每次战役损军万人以上。西夏虽多次获胜,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力渐趋不支,人民生活困苦,已无力再发动新的入侵北宋的战争,而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已经形成,也无力征讨平定西夏。“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杼,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弊耶?使战守之人,日夜豺狼,竟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仁人为之流涕,智士为之扼腕。”宋夏战争给交战双方均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负担。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战争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或损失大于收益时,战争就无继续的必要。同时,北方契丹族所建的辽对夏宋均构成严重的威胁。夏宋罢兵言和,维系和平和边界现状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三个政治实体之间仿佛又回到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莽然行事,都会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虞。古来兵者倡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机而动,识时务者为俊杰。范仲淹审时度势,洞悉宋夏双方的底牌和处境,因而采取了以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攻守之策,在民族关系上则执行以安抚为主的怀柔政策,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宋夏双方均认识到了和则两利,战则两伤,接下来便有了庆历议和。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元昊遣使臣六宅使贺从勖来到延州,向宋提出了言和的要求。此议一出,宋廷群臣哗然,主战雪耻的呼声一时高过和议的主张,仁宗一时不知计从何出,难以决断。在战和的十字路口,范仲淹力排众议,上奏朝廷,主张议和。认为在元昊愿意称臣而名体已顺的情况下,就不必索还失地,应和西夏订立和约。他指出:“国力强盛,将帅得人,则长驱破敌,以雪天下之耻。”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朝廷尚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以致数年用兵均不能奏效。既然如此,就应当罢兵言和,休养生息,把国计民生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应当“退移兵马,减省粮草,苏我生民,勤我稼穑,选将练士,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6] 由此可见,他的主张是充分审视了夏宋双方的实力及周边的外交形势而提出的理性选择。庆历议和后,北宋虽在经济上要向夏赐银、绢、茶,但减少了战争所需的庞大的军费开支。陕西、河北、河东三地“战前三地入5498万,出4225万;战争期间三地入7311万,出7245万,较前入增加33%,出增加71%,这还不算地方上的支出以及民间的损失。战争耗费的钱财几十倍地超过了范仲淹主张的用一郡30多万的收入买和平的支出。”即所谓的“倘以啖戎,是费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7]更为重要的是,避免了各族人民的流血牺牲,为恢复发展生产提供了和平的环境。这正是他民本仁爱、民族和谐思想的进一步体现。
    三、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思想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
    庆历议和后,夏宋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局面,夏宋在边境重开榷场互市进行贸易,推动了双方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使当时宋、辽、夏民族政权之间的三足鼎立之势得以进一步稳定,并且使这种鼎立之势的打破,不是来自于内部的“三足”,而是来自于女真所建立的金。金以强劲的外力,打破了平衡的鼎立之势,将其倾覆并各个击破。范仲淹以“民本仁爱”为宗旨的民族和谐思想,使内附的羌人增多,并且给予妥善安置,划拨土地,发放粮食,籽种,牛犋等使其安居乐业。据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记载,仅范仲淹修复的青涧城、承平、永平废寨,先后收纳流离失所的属羌和归附羌人达万户。又据《庆阳县志》记载,范仲淹在庆州之北七十里桥处、桥川与柔远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并助其生产工具,使其安居乐业,故将其地命名为“业乐”,后传讹音,成为“悦楼”、“悦乐”,即今庆阳市华池县的悦乐镇。由此可见,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政策的确为边关各族人民带来了和平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在他戍边期间,夏宋之间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范仲淹靠其以“民本仁爱”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恰当的攻守之计、积极的攻防准备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如此,他成功的民族政策还为宋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范例,影响了其后许多将帅乃至朝廷的民族政策。使北宋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和多于战争,安抚多于屠杀,感化多于驱逐,恩施多于苟待。”[8]诚然,这种民族和谐政策也是北宋积贫积弱遭际下的客观选择,但也是审时度势的理性之选。成功的政策就在于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相机而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特定的时段内争取实践效益的最大化。当然,终宋一代,始终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而两宋最终都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吞并,但这并不会否定范仲淹和谐民族政策的积极意义。历史往往是诸多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仅某一项政策的作用,是显著的也可能是有限的。
    大千世界,纷纭复杂,不同而相辅相成,和谐而共生共长。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正确处置民族问题,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政策,关乎到国家的统一稳定和长治久安,关乎到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时光已逝近千年,但重温与借鉴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政策,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1期。
[2]刘文戈:《范仲淹戍边》,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3]《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4] 刘文戈.:《范仲淹戍边》,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5]《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92页。
[7]刘文戈:《范仲淹戍边》,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8]刘文戈:《范仲淹戍边》,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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