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 1
  • 2
  • 3
  • 4

范仲淹戍边与民族融合
日期:2014-01-09 09:57:00   作者:吴锋锋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庆阳自古就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同时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北宋建立后,此地便成为边防重镇,成为拱卫关中的前哨。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迁知庆州。他安抚诸羌,调整民族关系;兴利除弊,整肃军队;增修城堡,巩固边防;实行军屯,发展生产;施行仁政,惠及于民;填词写诗,以壮边声。他竭尽全力,上为朝廷尽忠,下为黎民免灾,用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了“先忧后乐”的誓言,以自己的杰出政治军事才华,为其不平凡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元昊称帝与宋夏战争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唐末和五代时期逐渐强大起来,党项族李继迁联合契丹抗宋,取得了陕西北部,并向庆州,环州,延州扩展。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 历史上称为西夏。元昊称帝后,向宋仁宗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1]的要求,被北宋当局拒绝,随后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双方矛盾激化,宋夏关系破裂。李元昊举全国之力向宋王朝发动了战争。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七月,夏军十万围困延州,边境告急,宋朝大将刘平、石元孙奉命增援。当他们到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时,遭到西夏军队偷袭,损失惨重。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大败宋军于好水川。此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 [2]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又大败宋军于定川寨。经过这三次大规模战役,宋朝西北边防空虚,城寨边堡失修废坏,致使“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3]。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康定元年(1040年)5月,任陕西都转运使,7月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庆历元年(1041年)5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议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至此,范仲淹知庆州共4年。
    二、范仲淹的民族政策
    有宋一代,宋王朝与西夏交界之地,即今宁夏中南部、甘肃南部以及陕西北部一带,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时称“蕃人”、“戎人”、“戎夷”、“羌人”、“羌夷”等等。这些蕃人,盖因其发展有先进后进之别,故有“生户”、“熟户”之称。当时羌人不仅集中居住在西夏国内,也散住于宋王朝西部边境内,即今延安的北部,庆阳、固原地区的周围。为了区分,将居住于宋王朝边境内的羌人称之为属羌。属羌,又称为熟户、熟羌。当时,由于生熟户对于宋夏双方来说,均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详后),所以,战事一起,双方都大力招诱。宋方不断招纳生户为熟户,西夏则“胁从山中熟户”。一旦战火平息,双方修好,则相约不得招诱和胁从。正是由于生熟户的分布广泛及对北宋国防的重要性,所以范仲淹知庆州期间,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来,在巩固宋朝边防的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进步。
    (一)恩威并施。范仲淹到庆州后立即检阅属羌的人马,调查了解他们的虚实,并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犒赏,争取他们转变立场,为宋朝所用。《名臣传》云:“公出巡边,至环州,点检环州管界熟户,蕃官共一千七十二人,与酒食管设,作圣恩等第支与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襖、黄花襖、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襖子等物,重立约束四件,对众告谕。寻令蕃部望阙谢恩,率皆喜躍。”在积极拉拢的同时,还对其进行教化和威慑。针对羌人偏居一偶,孤陋寡闻,范仲淹于战马倥偬之间,在庆州之北城门上修建镇朔楼一座。楼为七楹,高五十尺,深四十尺。高大雄伟,层檐翚飞,极具观瞻。威严壮丽的镇朔楼给人一种凛凛不可侵犯的感觉,意在昭示世人这块土地是大宋国土。
    (二)重用边将。范仲淹在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期间,非常重视将才的选拔和培养,他认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4]。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勉励他认真读书。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书,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成为一名既能冲锋陷阵,又精通指挥艺术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掌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就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能攻能守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此后,西夏不敢轻易来犯。
    (三)发展生产,造福一方。范仲俺风尘仆仆来到处境险恶的边陲时,呈现在眼前的是战争给宋朝和边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到处是断壁残垣,茅庐草舍被焚烧成了废墟,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少数留下的也是无衣无食,无家可归,有家难回,范仲俺的心情十分沉重,当即写下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发誓要像当年东汉的窦宪击破匈奴登燕然山勒石纪功而还那样,保卫边疆,让百姓安居乐业。在其知庆州之际,先后向朝廷上《攻守议》《再议攻守》。针对当时“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县督责,不能存济”的情况,范仲淹决定改革旧制,以纾民力。他借鉴汉赵充国、三国曹魏,以及唐朝天宝八载屯田之策,决定“欲以本处渐兴田利”,“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而自息矣。”范仲淹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从此,宋夏边界上的军屯发展起来了。屯田养兵,且耕且战,闲时务农,战时出征,真正达到了防边省费和百姓安居乐业的效果。
    庆阳乃周祖发源之地,农耕文化发达。相传周先祖不曾率族人“奔戎狄(今庆阳)之间”,与其子鞠陶、孙公刘等“教民稼穑”,“务耕种,行地宜”,开启了先周农耕文化之先河。范仲淹在《十事疏》中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他来庆州之后,在戎马倥偬之际,仍不忘发展当地农耕生产。著名的《劝农诗》,就是范仲淹知庆州时的杰作。诗云:“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调豳风。”诗中豳地乃是庆阳旧称。经过范仲淹的积极引导和勉励,庆阳地区残破的农业得到恢复,该地区又重新兴盛起来,成为粮草丰茂、兵强马壮的边防重镇。
    (四)善待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范仲淹不仅对汉民关怀备至,对羌民亦复如此。他的亲民、惠民的思想,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说:“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范仲淹修筑的城寨除作为屯兵防守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安置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属羌和愿意归附的降羌。据《庆阳县志》载,范仲淹令官军在庆州之北七十里处、桥川与柔远川交汇之地,筑城一座,收纳内附的羌人,使其安居乐业,故名城曰“业乐”,后传讹音成为“悦楼”、“悦乐”,即今甘肃省华池县悦乐镇。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范仲淹由此赢得了羌人的爱戴。他们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当范仲淹去逝后,消息传到环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5]
    三、宋夏议和与民族融合的发展
    经过范仲淹的苦心经营,环庆路的防御力量得到大大加强。在此后的战争中,西夏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宋朝的损失却大大减小。随着战争的进行,西夏国困民怨。“元昊虽数胜,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6]由于战争损耗及宋夏间榷场贸易停止,经济受损,民怨四起。经过反复的苦战李元昊一无所获,遂寻求与宋议和。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达成和议。
    宋夏和议后,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两国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宋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夏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如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汉族人民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瓷窑,开始生产自己的瓷器,发展制瓷业。双方维持有二十余年的和平相处。以后双方曾有过几次战争与和议,但和平时期超过对抗时期。夏宋双方的议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之间交融和发展,为元朝实现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宋史·夏国传》。
[2]《宋史·夏国传》。
[3]《宋史·范仲淹传》。
[4] 《范文正公集·上执政书》。
[5]《宋史·范仲淹传》。
[6]《宋史·夏国传》。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范仲淹经略西北边防时期民本思想的实践
下一篇:试论范仲淹的民族和谐思想

分享到: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