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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范仲淹民族思想在处理宋夏关系中的成功实践
日期:2014-12-17 22:48:15   作者:马 啸① 杨树霖   来源:   评论:0 点击:

[提 要] 宋夏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作为执掌一方军政的重臣,范仲淹的“爱之如一”与“以仁攻守”、“推陈布信”与“安抚犒劳”、“因俗而治”与“以蕃治蕃”以及“大一统”与“共和平”等民族思想在处理与西夏关系和诸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成功实践与运用,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这对于巩固宋朝的军事防卫,争取民族团结和瓦解西夏通谋进攻,妥善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稳定边疆社会秩序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关键词] 范仲淹 民族思想 宋夏关系a
  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都特别关注、认真思考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留下了一些值得总结和借鉴的政治智慧、经验教训和思想遗产。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和而不同”、“四海一家”、“爱之如一”、“以德抚远”、“亲仁善邻”、“以水洗血”、“化流无外”和“推诚布信”等思想观点以及按照这些思想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终期望。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范仲淹,屡任要职,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庞籍等共御西夏,颇有成效,后官至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目前学术界对范仲淹的民本思想、改革思想、儒学思想等重要问题都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对范仲淹的民族思想,虽有研究,但迄今对此问题涉猎不多。仅有崔明德教授的《略论范仲淹的民族关系思想》,颜丙震先生的《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民族政策》等几篇文章,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宋夏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关系问题,只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宋夏争端。北宋时期,庆阳地区处在宋夏战争的前沿地带,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庆州有三门族、蕃族、胡家门族、骨哮族、野鸡族、兀二族等。这种多民族杂居的状况,再加上这里与西夏主要组成民族——羌民相靠近,使庆州变得情况复杂,战事纷争。面对这种状况,如何处理庆州民族间的关系,是北宋历代统治者面临的一大难题。范仲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探索实践出了一整套有利于处理宋夏关系的民族思想。
  一、“爱之如一”与“以仁攻守”
  从政治层面的角度来讲,“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①范仲淹的民族思想是源于正统儒学的“仁”、“爱”。在对待民族问题上他坚持“大亲”、“大善”,“大友”。对各民族诚心视为兄弟,不是虚伪的欺骗和利用;对反叛逆行者,也是劝喻、引导、惩戒,绝无仇杀灭绝之心;对待少数民族部众是安抚、争取、团结、利用。对民族战争的思想是“不得已而为之”、“兼爱非攻”。在范公戍边的指导思想上始终是以“守”、“和”为主。在立人的志节上,始终坚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仁爱”标准。在“四面边声连角起,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戍边指挥中,对少数民族,从未采用阴谋毒屠的险恶手段,充分显示出他“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志节。②
  其实,“仁政爱民”思想始终是范仲淹的政治追求, 他曾作《尧舜帅天下以仁赋》、《体人足以长人赋》、《君以民为体赋》,具体阐述过他的仁政爱民思想。范仲淹认为,君主与人民是肌与体的关系,“正四民而似正四肢”、“调百姓如调百脉”,③ 随意,君主应当像爱惜自己的躯体那样去爱惜人民,他还说“仁者教之大也”④,统治者只有以仁爱之心行仁者之政, 才能邦本并固,天下大治。范仲淹在《用天下心为心赋》⑤中也明确的表达了“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范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他尝言:“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⑥他于军中“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⑦正因为他与边关将士同甘共苦,才能够深深地体会到戍边将士的疾苦。他在《攻守议》中曰:“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霜星之苦,怀乡国之望,……军情愁怨”⑧。受其父影响,范仲淹第二子范纯仁于神宗时知庆州。临行,“神宗曰:‘卿父在庆著威名,今可谓世职。卿随父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纯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对曰:‘臣儒家,未尝学兵,……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若开拓侵攘,愿别谋帅臣。”⑨元丰中,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再知庆州,请求朝廷还归所取夏地,曰:“争地未弃,则边隙无时可除。”遂归还四寨,夏人大服。纯仁之不愿开启边衅,纯粹之还归西夏四寨,都充分体现了其父以“仁”为本,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
  范仲淹认为“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百世。”他在《答赵元昊书》中提到:“某今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他还极力推崇并赞赏汉文帝的“和乐之德”,而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感到哀痛。范仲淹初到边关,即打破“人臣无外交”的朝规,遣使通书西夏王元昊,劝其取消帝号,罢兵言和,其目的是“重人命也”,即减轻交战双方人民的负担,避免流血牺牲。在《答赵元昊书》中又说:“大王从之,则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几乎息矣;不从,则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时而息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顾念天下苍生,渴望各族人民和平相处的民族思想。不仅如此,他还把羌人视为亲兄弟,与汉民一样对待,“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者?”其“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①范仲淹“爱之如一”的民族思想不仅赢得了汉族人民的拥护,也深得敌对方军民的尊重与爱戴。
  范仲淹靠其以“爱之如一”和“仁爱攻守”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恰当的攻守之计、积极的攻防准备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如此,他成功的民族思想及其实践还为宋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范例,影响了其后许多将帅乃至朝廷的民族政策。使北宋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和多于战争,安抚多于屠杀,感化多于驱逐,恩施多于苟待。”②范仲淹的这种民本仁爱思想为主导的攻防之策赢得了中原及西夏境内的各族人民的积极拥护和赞赏。
  二、“推诚布信”与“安抚犒劳”
  “推诚布信”就是要对少数民族讲信用,以诚相待,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少数民族。范仲淹认识到“诚信”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以诚信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观点。北宋时期,泾原路、环庆路等地大量散居着羌人部落,称为熟户。宋夏战争期间,这些羌族部落夹在两个政权之间,受害最深,夏兵来了烧杀虏掠,宋兵来时催要粮草,东藏西躲,居无宁日。再加上西夏的党项族政权与边界羌民的生活习俗相近,羌民常常被西夏所诱,在西夏与宋之间摇摆不定,“多存二心,为贼向导”。③特别是明珠、灭藏两个较大的部落,倾向更为明显,宋朝许多官员和将领视他们为异己力量,主张进行讨伐。范仲淹认为,对待这些熟户羌民,若“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他在延庆任知州期间,亲自巡视边防,约戒边将不准虏掠羌民,用皇帝的名义犒赏、慰问边地部族。庆历二年正月十一日,对环州的熟户蕃官1072人设酒饭款待,论功行赏,奖给丝绢银器,并和他们订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④并奏请朝廷派在羌民中有威望的将领种世衡驻守青涧、环州羌民聚集地区,种世衡踏雪拜访党项族牛家部落首领奴讹,以诚信赢得了羌属各部落的信任。使羌民“向夏之心,遂渐向宋”。范仲淹与羌族酋长谈话,撤除警卫,真心相待,赢得羌民的热爱。
  宋夏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而庆州正处于汉羌民族杂居地带,是战争的前沿,获得羌民的支持是御敌的重要方面。范仲淹知庆州后,对各羌族酋长予以安抚、慰问。他认为在御夏战争中要依靠和调动的不仅是汉人。同时也包括少数民族。北宋时,庆州的党项羌人部众繁多,环县有首领慕思统辖的百余帐,还有熟仓族、白马族、七臼族、旺家族及兀族1500户和酋长苏尚娘的部落;环庆之间有明珠、灭臧、康诺三族;庆城县境内有野鸡族、三门族、旺家族、野利氏、把利氏等部族;华池县有巢迷等20族;镇原、宁县都有大量的党项、羌人与各族人民杂居。因此,范仲淹一到庆州,即慰问、安抚熟蕃。“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⑤范仲淹到庆州后,通过调查认为,环州吐谷浑族人与汉民族人融合较快,已成“熟户”,并有较强的部族武装,抗击西夏英勇善战,是一个可以争取的部族。于是,他亲赴环州,召集吐谷浑族上层人士,检阅慕恩所统领的“五门八族”军共一千七百一十二人。以朝廷的名义,分别等次颁发綵绢、角茶、银碗、紫绫袄、黄花袄、银腰带、银裹头杖、帽子、旗枪、银交椅、红缨紫绫袋、全锦袄子等物质奖品,并设酒食招待。向族人宣喻团结抗夏的大义,重立了盟约。族人皆喜庆雀跃,感谢皇恩,人心归顺。此后,起用慕恩为环州巡检,率族部子弟兵,坚守边寨,勇敢抗敌。庆历五年(1045年),升为供备库副使。八月,又升任洛苑副使。庆历七年四月,以其父子捍卫边防有功,录慕恩之子慕化为平远寨官。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环州境裕勒族反,慕化率兵讨平。元丰八年(1085年),慕化署肃远寨,升左侍禁巡检。是年六月,慕化与环庆路第二将部戴宗荣,探得夏兵要南进,先率百人于险要处设伏,击斩获40人。慕与戴各升一级,慕任东头供奉巡检。七年十月,夏兵大举入环庆,慕化率部族兵协官兵击败夏军,立奇功,升任皇城使①。范仲淹安抚少数民族,犒劳少数民族士卒的策略,妥善处理了各族间的关系,瓦解了西夏与之通结的阴谋。
  范仲淹在对待降、叛者的问题上,也是以宽厚的方式去诚心诚意善待那些曾经在战争中兵尽粮绝而被俘的忍辱负重者。当三川口战役被俘将领石元孙被元昊放回,被宋廷发配全州编管时,范仲淹上言力谏:“臣素不与元孙相识,亦不知本人善恶。臣在延州,但闻刘平、石元孙部领军马救护延州时,同战拒贼,日夜血战,兵少食尽,才屈被擒。……纵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恤……使陷蕃等将校闻之,未绝向汉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此御戎之一策也。”②并指出:“汉家将卒,有数人陷在贼庭,俱是苦战力屈,为贼所擒,即非背叛”。范仲淹的这一思想和做法,改变了许多降将的命运。另外,对于叛人,范仲淹也不主张诛连惩戒其家人。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表示:“国家以四海之广,岂无遗才,有在大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报国士之知,惟同心向顺,自不失其富贵,而家族之人,必更忧恤”。③他的这一主张,争取了叛者的向汉之心,为了进一步联络诸羌。他还奏请朝廷准许枢密院及宣徽院给宣头空名者各百道,根据战事的急缓书填,以劝赏战功及招降蕃部。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他又上奏朝廷任命深得羌民人心的种世衡任环州知州,以其信义和威望镇抚诸羌,使环州“百余帐皆自归,莫敢贰”。④而“夏戎闻。乃不复以环为意”。⑤大量羌人加入宋朝军队,加强了宋朝的军事防卫和反击能力。这不但除灭了西夏的帮凶,而且和睦了汉羌之间的关系,稳定了边疆的社会秩序,把原来让宋廷忧患的敌对力量变成了御边的有生力量。范仲淹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些“推诚布信”与“安抚犒劳”的措施,得到了羌人的深深拥戴,达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更体现出了范仲淹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诚信之道。
  三、“因俗而治”与“以蕃治蕃”
  《礼记·王制》中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采取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方式,要尊重其风俗习惯,要因地制宜。范仲淹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时也是以“因俗而治”与“以蕃治蕃”为指导思想,尤其是重视对羌兵的训练。承继并完善了北宋前期备防西北名将曹玮的蕃官蕃兵制度。上奏朝廷选用有威信的蕃将抚驭蕃部,他推荐羌族中享有威望的名将种世衡知环州,团结了一大批羌人,并给羌酋以好处,其乐为宋用,范仲淹抓住这一良好开端,与羌酋协商,订立条约,用制度管理羌众。《宋史?范仲淹传》载,他与羌酋订立的条约的基本内容是:“若仇已和断,輙私报之,及伤人者,罸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輙质缚平人者,罸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户罸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罸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①从此以后,环庆路内的六百多个部落的羌民大部分忠于宋王朝,为宋朝所用,大大削弱了西夏的军事实力。他采取的“因俗而治”与“以蕃治蕃”的思想策略,用制度管理羌民,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当然,提及“因俗而治”,在庆州、环州散居的蕃部中的熟户、生户,如何区别对待,“大约党项、吐蕃风俗相类者,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②对于不同情况的熟户、生户。范仲淹因人而异、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首先,对于一向归顺宋廷的熟户,范仲淹借修筑城寨之机给以安抚、争取,并借之守边御敌。“宝元庆历中,赵元吴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战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③第二,对于遭战争洗劫流离失所者则拨给土地妥善安置.缺少口粮的按月支给,缺少农具种子的,官为贷借。他在《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中说:“庆历二年春,予按巡环州,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及召蕃官慕恩与诸酋长仅八百人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稣。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赠银带马绂以旌之,然后谕以好恶立约束四,俾之遵向。”④范仲淹认为“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战,可以藩蔽汉户”,但他又认为“大率蕃情黠诈,畏强凌弱,常有以制之则服从可用,如倚为正兵必至骄蹇”,因此不能将熟户编为正兵。范仲淹提出最好的办法就是“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为便”。⑤第三,对于所谓生户,范仲淹则多方给以招纳、争取,以分化瓦解敌国。范仲淹认为生户“皆能辛苦,熟于战斗。如抚驭之问,恩威得所,大可防托边界,减得兵马。”⑥当时,朝廷为了防止羌族部落反叛,令臣服宋朝的羌族首领送自己的儿子作为抵押。为了防止这些人质逃走,各地官员都对其严密监视。范仲淹则对“诸蕃质子。纵其出入”。结果反而“无一人逃者”。他对各蕃族首领更是以诚相待,“蕃酋来见,召之卧内,屏人彻卫,与语不疑”,结果“公居三岁,士勇边实,恩信大洽。”⑦对于泾原路与西夏关系密切的明珠、灭臧、康奴三个大的部落,则采取“北取细腰、葫芦众泉为保障,以断贼路”。⑧
  范仲淹还重视对善于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官员的提拔。种世衡在修建和管理青涧城时,宽待羌人,得到了羌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范仲淹就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多次上奏,调种世衡知环州,最后朝廷答应了范仲淹的奏请。种世衡不负众望,“乃周行境内,入属羌聚落,抚以恩意如青涧焉。”他信守诺言,冒大雪走访了牛家族首领奴讹,使固来倔疆的奴讹与族众感动而拜伏,諠呼曰:“今而后惟父所使。”①此外,种世衡又劝属羌诸族各置烽火,练骑射。为教化蕃部,种世衡在环州、庆州建蕃学,令蕃子弟入学,为政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蕃官。②让蕃官治理蕃部,从而保证了庆州地区的稳定。
  四、“大一统”与“共和平”
  “大一统”思想认为,天下一体,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上具有一体性、统一性,少数民族居住的“四海地区”,汉族居住的“中原地区”都统属于中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其臣子,中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具有唯一性和至高性,是天下的共主,即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③。研究发现,从范仲淹的相关言论来看,他反对元昊称帝自立的主张,就是源于儒家“大一统”思想, 他的华夏夷狄皆为天子臣妾的观点也是与“大一统”观念一致的。
  范仲淹在处理相关的民族问题时始终以大一统思想为底线,坚决反对元昊称帝自立的行为。庆历元年(1041),元昊致书求和以作试探,范仲淹做《答赵元昊书》以复,范仲淹在书信中追述了宋廷与元昊父祖之间的友好关系,着重突出了北宋对元昊父子的礼遇与恩宠,大力赞美了“先大王”李德明对于宋廷的忠诚,同时范仲淹元昊为“大王”,再三强调自己与元昊同为宋臣,“同事朝廷,于天子则父母也,于大王则兄弟也”。④绝不承认元昊自封的皇帝身份。并且指出元昊自立西夏、僭称皇帝的行为,不但破坏了宋夏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名不正言不顺,北宋乃“上天”所立,应运而生,“以仁获之,以仁守之”,正统地位不可动摇。元昊“世居西土,衣冠语言皆从本国之俗,何独名称与中朝天子侔拟?”⑤最后范仲淹明确指出元昊撤销帝号、奉北宋为主乃是宋夏议和的先决条件,倘若元昊去帝号, 称单于、可汗,谢罪朝廷,“臣贡上国,存中外之体”,那么一切可谈,宋夏之间也可共享和平之利。
  早在宋夏战争伊始,范仲淹就在给朝廷的上书中明确表达了反对西夏自立、拒不承认元昊帝位的观点,他在给宋仁宗的奏章中明确指出:“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圣帝明王,恤其边患,柔而格之,不吝赐与,未有假天王之号者也。何则?与之金帛,可节俭而补也。鸿名大号,天下之神器,岂私假於人哉?”正因为后晋承认契丹称帝,“坏中国大法,而终不能厌其心,遂为吞噬,遽成亡国,一代君臣,为千古之罪人”。⑥在范仲淹看来,承认元昊称帝,就会出现两个天子、两个朝廷,宋廷就会失去国家大义的名份,戍边的军人只要犯错就会畏罪潜逃,投奔“西朝”, 汉族的豪杰之士“稍不得志,则攘臂而去,无有逆顺去就之分”⑦。范仲淹认为,拓跋珪、石勒、刘聪、苻坚、赫连勃勃以及建立后唐的沙陀族李克用父子本身未必有并吞天下,统一中原的志向,而是称帝之后受到了汉人叛臣的诱导,进而有了更大的野心。倘若北宋承认元昊的帝位,那么类似的隐患也会变成现实,可能将会引起北宋更大的政治危机。
  除此之外,范仲淹对战争巨大的破坏性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暴力手段并不能缔造出和平和睦的民族关系,即所谓“五霸何知,据山河而一战”,而和平的感召才是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合理手段。故而范仲淹在《王者无外赋》中着重强调统治者要以“仁”、“德”善待少数民族,以古代圣君明王之“道”,“流声教于四夷”,用先进的儒家文化变夷为夏,“混同夷夏”、“书同文而车同轨”,那么自然就能达到“上下交泰”、“远近咸和”的理想状态。①延州蕃户无粮,饥苦困饿,范仲淹牒延州,令其出粮赈济,“每家十口以下,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以上,支三石”②少数民族百姓流离失所,困顿无依,他给予土地牛具,支贷粮食;羌人首领李氏之妹因战乱被卖予庆州官员为奴,范仲淹命人解救,使其一家团圆。蕃部质子、首领至军,范仲淹以诚相待,“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者,招之卧内,屏人撤卫,与语不疑”③。御边三年,范仲淹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在生活上予以关心、帮助,在精神上给以充分的尊重、信任,使他很快赢得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与信赖,欧阳修曾赞之曰:“公居三岁,士勇实边,恩信大治。”④所以,范仲淹的“大一统”与“共和平”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总之,范仲淹作为一名政治家,能站在国家与民族的高度,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分析其利弊,制定正确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案。他的“爱之如一”、“推陈布信”、“因俗而治”和“大一统”的民族思想在处理诸少数民族关系上的实践与运用,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尊重与拥戴,并被亲切地称为“龙图老子”。范仲淹亲民、惠民的民族思想的实践,对于宋朝在宋夏战争中争取主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边民安居乐业,加快少数民族封建化过程都是有积极作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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