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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己欲为欲 而以众心为心——从《用天下心为心赋》看范仲淹政治思想中的“忠恕
日期:2014-12-17 22:44:55   作者:齐社祥   来源:   评论:0 点击:

[提 要] 在《用天下心为心赋》中,范仲淹对儒家的“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从为政临民的角度作了深入地探索。由“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到“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由“(忧)乐与人共”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完成了他的以民本、忠恕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思想的建构。文中指出了“忠恕”的最高境界:“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这也成为范仲淹毕生信守不渝的人生准则,既成就了范仲淹的道德和功业,更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为政和做人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并对当代的反腐倡廉具有一定的思想指导意义。
  [关键词] 范仲淹 天下心 忠恕之道
  作为封建时代伟大的政治家,范仲淹的政治实践和思考,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他的“先忧后乐”观至今不掩其思想的光芒,为后人所景仰和力行。这一伟大思想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和心路历程中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既见之于行事,也见之于诗文。而《用天下心为心赋》①所体现的“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忠恕”思想正是这一心路历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文不长,兹引之于下:
  至明在上,无远弗宾。得天下为心之要,示圣王克己之仁。政必顺民,荡荡洽大同之化;礼皆从俗,熙熙无不获之人。当其治国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于四海,遂群生于九土。以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伸尔万邦之怀,则人将鼓舞。于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苟诚意从乎亿姓,则风化行乎八荒。如天听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当?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夫如是,则爱将众同,乐与人共,德泽浃于民庶,仁声播于雅颂。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风从;尽万物之情,欣欣而日用。岂不以虚己之谓道,适道之谓权?下有所欲,吾何可专?一应万而诚至,寡治众而功宣。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舍。弗凝滞于物我,可并包于夷夏。赜老氏之旨,无欲者观妙道于域中;稽夫子之文,虚受者感人和于天下。若然,则其化也广,其旨也深。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隐,配日月之照临。方今穆穆虚怀,巍巍恭己。视以四目,而明乎中外;听以四聪,而达乎远迩。噫!何以致圣功之然哉?从民心而已矣。
  在范仲淹存世不多的的26篇赋中,《用天下心为心赋》、《政在顺民心赋》、《君以民为体赋》几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忠恕”思想,其中以《用天下心为心赋》最为典型。
  文章首先从“圣王”与“群生”的角度,指出代天作主、治国牧民的圣王要达到“无远弗宾”、“洽大同之化”、“无不获之人”、“敷至治于四海,遂群生于九土”的治理天下的境界,必须明白“天下为心之要”,“圣王克己之仁”,即以天下人之心为我心的政治要义和克制一己之私欲而爱天下之人的政治品质。具体的政略就是“政必顺民”、“礼皆从俗”,即施政顺乎民心民意,合乎百姓日常生活。在《政在顺民心赋》中,也同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逆其民而理者,虽令不从;顺以民而化焉,其德乃普。”“布政从民者,黎元克信;驱民从政者,群心不徇。”“振穷恤贫,必俯从于众望;发号施令,实允协于群情”。但是当为政者的一己之私欲(“己欲”)与天下民心(“众心”,即群情、众望)不相符、有冲突,甚至截然相反时,则取舍之间必然考量为政者的政治胸襟、政治品质和政治智慧。故下文多用对比,从“一人之意”与“万邦之怀”,“彼”与“我”,“己”与“人”,“上”与“下”,“一”与“万”,“寡”与“众”,“尧舜”与“桀纣”等多个角度,比较其在“己欲”与“众心”上的不同取舍所导致的截然不同的政治境界。“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伸尔万邦之怀,则人将鼓舞。”如果放任一己之私欲,则有亡国之危;体现天下民心,则人人欢欣鼓舞。而为政“顺民”“从俗”,能伸“万邦之怀”的具体措施,就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在《政在顺民心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彼患困穷,我则跻之以富庶;彼患苛虐,我则抚之以仁慈。”知百姓好恶,为政得失,去疾苦,防灾害,政简不扰民,使百姓养生致富长寿。这样做了,就可以达到“爱将众同,乐与人共”(爱欲与众人同之,忧乐与众人共之)的境界,这也是“以众心为心”的具体化。以“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而论,“穷困”“苛虐”,“彼”所不欲,“我”自当有“克己之仁”,不可“肆予一人之意”,而应当“以众心为心”,自可达到“以一应万”,“以寡治众”,德泽滋润百姓、仁声播于众口(“德泽浃于民庶,仁声播于雅颂”)的效果。“尽己之心,推己及人”亦可推而及于天下之志,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风从;尽万物之情,欣欣而日用。”通达天下百姓之心志,则万民风从;洞察天下万物之性情,则不出百姓日用。由“我”而及于“天下”,由“人”而及于“万物”,以我之心而知天下人之心,以人之情而类及万物之情,人与我同欲,物与我同类,这种对“忠恕”之道的思考,与关学鼻祖张载在《西铭》①一文中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思想完全相通,共同体现了仁民爱物、乐与人共、舍己从人的仁者情怀。可以说,范仲淹基于“忠恕”思想的人与我同欲,物与我同类的思考对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如果在“己欲”与“众心”之间的取舍失衡、错位,则有尧舜与桀纣的历史教训为前车之鉴。“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舍一己之私欲以从天下人之大欲,则己与人皆可达于大道;强天下人之大欲以从一己之私欲,则必自绝于天下百姓。民有所欲,上不可专,尧舜与桀纣的“舍己从人”与“以人从欲”的强烈对比,显示了“己欲”与“众心”的取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文章接着从老子和孔子对“圣人之心”与“百姓之心”,“己欲”与“众心”,“己”与“人”的思考,进而提出了“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忠恕思想的最高境界。“赜老氏之旨,无欲者观妙道于域中;稽夫子之文,虚受者感人和于天下。”《老子·四十九章》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①有道之人没有私心,以百姓之心为己心。圣人在位,收敛一己的私欲而使天下人心归于浑朴纯真。有道之君应当破除一己之私欲,做到“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并且收敛一己之私欲,引导天下人心归于本真。能做到“无心”“无欲”,即没有私心私欲,自然可以“观妙道于域中”,在天下体会到道的真谛。可以说,老子的“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是范仲淹的“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政治思想的源头之一。“稽夫子之文,虚受者感人和于天下”则明确了范仲淹的“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政治思想的又一个源头,即孔子的“忠恕”观。《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里仁》载,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解释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对于这一可以“一以贯之”、“终身行之”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后人从不同的角度作了阐释。《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曾参说:“忠者,心无二心,意无二意之谓,恕者,了己了人,明始明终之意。”至宋代,二程、朱熹对“忠恕”的解释则更接近其实质性的内函。程颢在《程氏遗书》中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朱熹在《中庸章句》里说:“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在《论语集注》里又进一步把“恕”解释为“推其所欲以及于人”,也就是“推其所不欲而勿施于人”之意。邢昺在《论语》的疏解中把“忠恕”解释为“忠谓尽忠心也,恕谓忖己度物也。”把这些对“忠恕”思想的不同理解加以归纳紬绎,则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都不外乎两端,这就是“己”和“人”,“己欲”与“众心”。对自己而言,中心为“忠”;对他人而言,如心为“恕”,“忠”即是“尽己之心”,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是也;“恕”即是“推己及人”,以己之心推人之心而能及于他人是也。孔子所说的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对“忠”和“恕”的具体解释,也是“忠”和“恕”的具体运用。《韩诗外传》卷三云:“昔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非目能视乎千里之前,非耳能闻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之道也。”这里的“以己之情量之”,就是俗语所谓将心比心。己饱暖而知他人之饥寒,己安逸而知他人之劳苦,“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福寿之方。夫如是,则爱将众同,乐与人共。”范仲淹文中的推我之情及人之情、克制己欲以从众心的表述与《韩诗外传》的思想几乎相同。以待己之心待人,也是对儒家“忠恕”之道的通俗化解读。儒家用“忠恕之道”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来寻求“人”、“己”两端的永久和谐与平衡,使这种思想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永恒的社会价值。他人和自己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两端,而能“一以贯之”、“终身行之”的“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正是儒家治理天下、修身立德、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故前人有“违道不远”、“大本达道”之说。这种思想一旦外化为一种行为方式,则必然是做人不欺本心,做事心存他人、于人为善,严己宽人、怜贫恤弱、重义轻利、谦和自持,为政则舍己从人,克己顺民,薄己厚人,这种基于“忠恕”的理论思考,确实“其化也广,其旨也深”,达到了“感人和于天下”的效果。正是通过“一人之意”与“万邦之怀”、“以人从欲”与“舍己从人”的对比,通过对“老氏之旨”、“夫子之文”的理论思考,范仲淹提出了“忠恕”的最高境界:“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这也成为范仲淹毕生信守不渝的人生准则。若能达到这一境界,则可“达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隐,配日月之照临。”即通达天下人之心,可与天地化育万物相等;洞察万民之疾苦,可与日月无私照相同。范仲淹对“以天下心为心”给予的评价是极高的。这一珍贵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经过千年的积淀,已成为我们民族传统伦理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最后,对“方今”圣上虚怀克己而“致圣功”做了赞扬,看似谀辞,妙在以“从民心而已矣”作结,指出其“致圣功”的原因,对文题“以天下心为心”是一有力照应。
  范仲淹作为“学通古今”、对儒家经典有着独到研究的一代名臣、名儒,对儒家的“忠恕之道”有着自己的独特体悟,并且身体力行,终生受益。《用天下心为心赋》明确的表达了“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忠恕”思想,指出了“忠恕”的最高境界:“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更是把这种以我之心推天下人之心、以天下人之心为我心的“忠恕”思想提升到一个更高层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物”与“己”、“君”与“臣”、“官”与“民”几个角度的“推己及人”的思考,探求“古仁人之心”,表现了“以众心为心”的担当天下忧乐的胸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是对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忧以天下,乐以天下”①的与民共忧乐的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尽己之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进一步衍生、发展、升华的结果。从“推己及人”、 “舍己从人”、“(忧)乐与人共”到“以天下心为心”、“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再到忧在天下人之先、乐在天下人之后,体现了范仲淹的“忠恕”思想发展、升华的思想脉络,也反映了最能体现范仲淹思想和人格高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的思想基础和形成过程。
  正是这种对“忠恕之道”的哲学思考,加上他一生在执政临民、戍边御敌、治学交游、家庭生活诸多方面的身体力行,成就了伟大的范仲淹。从这个意义上讲,范仲淹的“忠恕”思想已经超出了宋儒理学所倡导的一般意义上的民胞物与、仁民爱物的社会伦理范畴,而登上了一个同时代宋儒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因之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实践意义。
  虽然《用天下心为心赋》是从圣王牧民的角度论述为政之道当“舍己从人”,勿以一己私欲而逆众心,但文中提出的“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忠恕”思想对当代人如何处理“人”与“己”的关系、“己欲”与“众心”的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若凡事“尽己之心,推己及人”,“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严己宽人、虚己容人、薄己厚人、克己奉公,则必然有益于修身立德和人格养成,并对当下的反官僚主义、奢靡之风具有积极的思想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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