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 1
  • 2
  • 3
  • 4

范仲淹财政改革思想探析
日期:2014-12-13 22:49:17   作者:李红举   来源:   评论:0 点击:

[提 要] 北宋杰出政治家范仲淹的财政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当时国家财政理论的深刻认识,二是对北宋仁宗时期国家财政的改革的实施,这两个方面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地推行,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范仲淹 财政改革 财政思想
  一、范仲淹对国家财政的认识
  北宋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为镇压农民起义,应付辽和夏的侵扰,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而军费开支巨大。同时,北宋府多,官多,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加上统治阶级大兴土木,荒淫无度,仁宗庆历年间(1041一1048),北宋每年的财政亏空高达三百万缗。财用匮乏,北宋统治者更加疯狂地搜刮人民,从而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加剧了封建统治的危机。范仲淹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把“财用不继”作为北宋统治危机的突出表现。因此,为了挽救危机,巩固统治,就必须“丰财积粟”,使“国力渐丰”,范仲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他的理财主张。范仲淹虽然没有直接管理过国家财政工作,但在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从政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工作实践经验,对国家财政的宏观问题颇有研究。范仲淹本人没有像李靓那样提过富国富民的经济策论,也没有像王安石那样提出“治政所以理财”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他的理财改革思想散见于《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上张右压书》、《答手诏条陈十事》等一些时务政论以及《稼桔惟宝赋》、《奏乞将减省诸州公用钱却令依旧》、《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等奏议中②,主要体现在理财必须利国利民和起用人才两个方面,二者相结合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财政思想。
  (一)财政是国家大计
  范仲淹一般称国家财政大计为“天下之计”或“国家之计”、“国家大计”。庆历三年,他由枢密副使升任参知政事,开始发起和领导政治革新运动。他在《与省主叶内翰书》这封信中提出了“天下之计,至大至重”的观点。庆历八年,他对国家财政的内容、地位、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的论述,指出:“圣人之教万民也,资天地之生以为食,籍山海之出以为货。食均于上下,货通于远迩,则可以供郊庙、虞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于灾害。”认为唯有重视和管理好财政大计,才能促成封建社会的这些“当世之务”。范仲淹的这种见解,无疑是从财政角度对历史经验、现实问题及切身体会作出的总结。这说明他认识到财政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并发挥职能作用的物质基础,其认识在理沦和实践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他之所以十分重视并建议北宋当局搞好财政大计、做好财工作,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他具备了这样的思想基础。
  (二)国家财政要利国利民,着眼长远
  范仲淹认为国家理财务必处理好国家与百姓的关系,做到国民两利。首先,他认为国家制订财政政策和实施财政措施要顺乎民心,“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减,'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其次,他提出阜财于民的主张,他在《明堂赋》中说:“思阜财于吾民,惧四维之有艰,尚疮咦而百辛。故圣人之宝俭,弗下剥而上侈,思寡费而薄索,民庶几于格耻”。他劝诫穷奢极欲的统治者,贵在俭朴,反对加重对人民的赋役负担。范仲淹在其《易义》中说道:“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范仲淹以“损”、“益”两卦的哲学原理为依据,指出百姓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基础稳固国家方能安定。如今朝廷大肆向百姓索取,伤其根本,动摇基础,这就是国家政权之所以面临危亡的道理。他认为从“损”、“益”两卦的卦象来看,如果只注重补益上层,下层就不免遭受损害,下层损害就会伤及根本。反之,如果减损上层而补益下层,那么基础就会牢固。损下而益上,根基不固,上层的利益也不会长久嵘损上而益下,则上下两者皆可获利,如此良性循环,则国民的利益就不会枯竭。(“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损上而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易义》)范仲淹提出了“衰多益寡”的主张。他在《天道益谦赋》中说:“损有余而必信,补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为政,敦称物平施之心,圣人象以养民,行衰多益寡之道”。所谓“行衰多益寡之道”,指的是减少富有者的利益,增加贫穷者的利益,缩小上层富贵之人与下层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走均贫富的共同发展之路,从而防止动乱发生,保持社会稳定。为克服贫富不均,社会两极分化,他还主张“抑兼并”,切不可“夺民世产,以资富人”。
  北宋仁宗时期,国家在一些国用军需物资方面,缺乏长远之计。庆历三年,范仲淹说:“盖是国家不能素备,祸及生民”。“国家大计,须为经久。岂可逐度须索,旋行诛求!苏息万民,无切于此。”“国家大计,须为经久”,是范仲淹关于封建国家财政大计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尖锐地批判了只管眼前、不顾长远,只管国计、不顾民生的片面思想和做法,明确指出了维护封建统治很本利益所应采取的正确丢想和做法,充分显示了范仲淹作为封建政治家的战络眼光。他的这一观点的提出,与其“民本”思想和“法治”息想有密切关系。按其有关论述来看,要“经久”,必须采取很本性措施,做到素常有所储备,并兼顾国计与民生,尤其是要便于“苏息万民”,而不应临到急用之时去“旋行诛介”,使百姓遭殃。这就突出了“万民”是封建统治的对象和根基,强调了国家财政大计,只有建立在“民本”基础上,方能持久。同时,要“经久”,还必须加强“法治”,范仲淹是重视推行“法治”的,他曾借用百人的话说:“法者,圣人为天下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也。”庆历政治革新运动期间,他针对北宋封建纲纪废弛,“百官起请,率而颁行”,“国家每降宣敦条贯,烦而无信,轻而弗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的状况,建议朝廷根据“慎乃出令,今出惟行,行准律文”的古训,要“重命令”,以使“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要“创置新规,更改前弊”;“今后百官起请条贯,令中书、枢密院看详会议,必可经久,方得施行”。这自然也包括“至大至重”的财政大计内容的“条贯”在内。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经久”的财政大计的制定和实施。
  (三)广开财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范仲淹在《宋故同州观察使李公神道碑铭》里,盛赞曾经主管过北宋财政大计的李士衡说:“自古能臣言邦国之利,鲜不敛怨于下而伤其手者。公则疏通利源,取而不夺,允所谓善天下之计者也。”①范仲淹在这里提出了封建国家财政大计应该遵循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即“疏通利源,取而不夺”;并把它作为“善天下之计者”的一个标准。“疏通利源,取而不夺,这种财政观点的提出,有其要的思想基础。就是范仲淹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封建财政的实质,总结了从历史到北宋现实因封建财政过分剥夺百姓而引起怨愤反抗、加剧社会矛盾、危及封建统治的教习,看到了北宋仁宗时民穷国弱、内外交困的根源以及广大农民与中小地主关于减轻赋役负担的强烈愿望;不仅继承而且大大发展了儒家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得出了“政在顺民心”的结论,认为“布政从民者,黎元克信;驱民从政者,群心不拘”。他非常深刻地论道:“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取于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损之有时,民犹说(悦)也,损之无时,泽将竭焉。故日: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无他,下徊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斯之谓与!”因此,他主张封建财政要“疏通利源,取而不夺”;反对竭泽而渔,“乃伤其本”。“疏通利源,取而不夺”这种财政观点,更加深刻地反映了范仲淹对封建财政的认识,以及他对国家财政大计所持的一种理想。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封建财政固然取之于民,但其深厚源泉则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在于对百姓的过分剥夺。这种认识,在当时是相当深刻、进步的。若能付诸实践,对解决北宋政治经济危机、促进社会发展当是非常有益的。然而限于封建统治阶级残酷贪婪的本性和封建财政的性质,一般是做不到“疏通利源,取而不夺”的。“自古能臣言邦国之利,鲜不敛想争下而伤其手者”的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尽管如此,范仲淹这种财政观点的提出,还是其有重要实际意义的:它揭露了封建财政的剥夺性质,点出了北宋封建财政拮据的根源,指明了在财政方面为解决北宋政治经济危机所应采取的根本对策,向北宋当局敲响了不要走“下涸而上枯”自危之道的警钟。
  (四)总结历史经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
  如何搞好财政大计,历来是封建国家的一大难题。范仲淹对此颇有研究和体会。庆历三年,当他得知叶清臣受命任“权三司使”再次主管国家财政大计时,便在信中首先深有所感地说:“天下之计,其难久矣!”接着对李唐王朝后期和北宋中叶财政问题突出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然后希望叶清臣吸取已往“变通之术不得行于君子,而常妮于群吏”的教训,“尽心为国家远图”,“熟念天下长久之计,考前贤至当之论,则必变而通之”。可以看出,在这些言论中确实渗透着范仲淹对封建财政历史经验的总结,突出表达了他对如何搞好北宋财政大计的一些重要见解。其一,确认制定和实施好国家财政大计颇为困难。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唯物观点。其可贵之处在于,他并不是知难而退,而是主张搞好,并积极提出建议。其二,认为主领国家财政大计的人,必须尽心为国家远图,深思熟虑治理国家长久之计。这种对统领国家财政大计者所寄予的希望,实则是搞好国家财政大计的一个必备条件;从反面看,对那种身居国家财计要职以权谋私、祸国殃民之人也是一种鞭挞。这反映了他在人事制度方面的是非观念。其三,主张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财政大计时,既要研究和借鉴历代贤才的最确当的论述与经验,也要从北宋实际出发进行改革而采取“变通之术”。②这种主张,一方面反映了他不安于民贫国弱现状,立意改革以图中兴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关于继承借鉴历史经验与创新发展相结合的思想。范仲淹关于既要研究“前贤至当之论”也要采用“变通之术”这种财政观点的提出,是有其理论认识作为思想基础的。天圣五年(1027年),他曾根据历代封建王朝治乱兴亡的历史现象和《周易》中所讲的道理加以总结说:“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岂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这可视为他对封建社会发展史观的表述。尽管这种理论认识未能揭示封建社会发展及历代王朝更迭的根本原因,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通过变革促进社会发展的思想则是值得肯定的,耐人寻味的。不仅他在财政方面的改革思想源本于此,而且他在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思想也源本于此。
  (五)重用专业人才管理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大计“至大至重”,要搞好它又非常困难,所以范仲淹认为应求“得良大夫主之”。他在《宋故同州观察使李公神道碑铭》里说明封建国家财政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之后指出:“然非得绝代能臣持持变通之数于天下,则孰成当世之务哉!故夷吾作轻重之权以霸齐,桑羊行均输之法以助汉;近则隋有高颖,唐有刘晏,皇朝有左垂陈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计者也。”这些论述,既充分肯定和赞扬了“绝代能臣持变通之数”治理国家财政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也阐明了选求“善天下之计者’气主管国家财政大计的重大意义。①这表明范仲淹认识到选拔贤能之才是搞好国家财政大计的一项根本措施。当然,范仲淹所说的“善天下之计者”是有其明确的封建的政治和业务标准的。根据他的有关论述,概括起来就是:在政治上,应是“良大夫”,能够“尽心为国家远图”,在业务上,就是“通敏之才”,能够精通财利,聪敏能干,既善于研究“前贤至当之论”,又勇于“持变通之术”,做到“疏通利源,取而不夺”。总之,“善天下之计者”是指能够忠心耿耿为国家封建统治效刀,善于制定和实施国家经久财政大计的人。范仲淹之所以强调要选求“善天下之计者”统领国家财政大计,除了上述有关原因之外,还有其“人治”思想作基础。那就是他认为:“国家之安危存亡,系于其人”“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可见,管理好国家财政大计,需要“选任贤能”;治理好整个国家,需要“选一任贤能”,是他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所得出的“至当之论”。以上诸点,既是范仲淹对封建国家财政大计的理论认识,也是他为宋仁宗王朝财政大计所考虑的战略主张。他的这些见解,切中时弊要害,针对性很强,涉及到了国家财政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方针措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为搞好北宋财政大计的关键。其中固然包含着不少继承借鉴成分,但大都有所创新发展。在中国北宋以前的封建政治家内,从广度和深度上能够达到如此认识水平的,实不多见。笔者认为,范仲淹对封建国家财政大计的理论认识,是其财政思想的精华所在。”又“持变通之数”的思想,亦表明了他对加强生产、发展经济、搞活流通是扩大增厚财政税收源泉的深刻认识。
  二、范仲淹财政改革的实施
  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范仲淹看到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富国的基本保证,因而他把重视发展农业作为实现富国的重要途径。在古代,由于农业生产力相对低下,农业对天的依赖程度很高,早涝更是影响收入的重要自然因素。为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范仲淹认为务农必以水利为先,这也是他根据多年为官的经历和经验提出来的。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始终把农业作为立国安邦的根本,“重农抑商”的思想观念统治和主宰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论坛。范仲淹减摇役思想是基于他对郡县设置过滥,致使摇役过重的认识而言的。
  (一)发展农业和商业
  “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要想扭转北宋财政困顿局面,以增强国力,巩固封建统治,根本在于必须大力抓好生产,发展经济,搞活流通。范仲淹多次建议仁宗朝廷要采取措施“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就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建议所包括的内容范围固然比较广泛,但核心是指大力发展农业和商业。因为,农业和商业是北宋社会经济的主体;在他看来,如果“农商失业”,就会“财力俱屈”。所以,在农业方面,他从“农本”思想出发,强调要“厚农桑”、“宽赋敛”、“减摇役”、“复游散”,减轻农民负担,使更多的人力“归农”,“选举良吏,务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严著勉农之令,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稿”。在商业方面,他主张进行改革,废除传统抑商政策,将茶、盐等商品“尽使行商”,即:“大变商法,以行山海之货”;“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为了“增息财利”,他还建议在军队里适当开展一些农业生产及“回易”活动。例如,他主张借鉴“古者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的经验,在边塞“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所谓“回易”,是指用官方库存的钱帛与当地百姓进行交易而有赢利的一种活动。它能将钱帛灵活运用,有利于交易双方;但若管理不善,则容易成为官吏勒索民众、渔利中饱的一种手段。“回易”产生于隋代。范仲淹认为它能增息财利,“有助军费,少绝纤民力”,便倡议在加强管理的情祝下于北宋沿边驻军开展这种活动,得到朝廷许可,收到了明显效益。后来南宋军队及元代诸路“回易”都较普遍,表明了对北宋此项活动的沿袭。范仲淹关于“增息财利”、“使于下之财通济无滞”的建议,重点突出,相当符合北宋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大农民、中小地主及商贾的愿望;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关于“疏通利源,取而不夺”、既“考前贤至当之论”又“持变通之数”的思想,亦表明了他对加强生产、发展经济、搞活流通是扩大增厚财政税收源泉的深刻认识。
  (二)量入为出,减少不合理开支 
  为了扭转北宋财政困局,固然加强生产、发展经济、搞活流通以“增息财利”是最根本的措施,但是还必须解决“国用无度”、冗费严重的问题。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堵塞漏洞、减少浪费,保证国家有节制地安排财政资金,把有限的财力用到最需要的事情上。对此,范仲淹也是深有认识的,他在向仁宗朝廷建议“增息财利”的同时,并建议贯彻“量入以出”原则、大力“减省冗费”,即是有力的证据。国家要贯彻“量入以出”的财政原则,若不加强朝廷对财政大权的控制,没有一定的财政收支预算,则是很难办得到的。范仲淹正是认识到了这种先决条件,所以他奏请仁宗委派重臣加强对主管国家财政大计的三司的领导,命令三司“重为经制取天下岁人之利并岁给之数”,并且“每至年终,尽其减省冗费之数、增息财利之数绷放穷困之数具目进呈”。为了贯彻“量人以出”原则,他还针对当时全国重点用兵地区陕西四路所需粮草及支却京师钱帛均无定数,“转运司经画财利应副边上,每年亦无定额等情况,奏请仁宗选差朝巨充任陕西四路经略计量判官,“专管本路税赋课利及图回营田等事”,命令三司摸清四路军需要底数,将粮草钱帛支应数目比往日削减十分之三作为定额;并令四路转运司在各路税赋课利数目的基础上定出每年所应支助钱帛数目。他说:这样,其“粮草钱帛皆是定额,自然各务节省,须拣精锐养赡及将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①范仲淹的这些建议,从北宋全国财政角度看,由于编制了财务收支预算,加强了领导、检查和监督,便为贯彻“量人以出”原则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边防用兵的财务收支角度说,由于实行了粮草钱帛定额配给等措施,也能促使其贯彻“量入为出”原则,设法精兵节财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显然,这些都是贯彻“量人以出”原则的积极措施。贯彻“量入为出”原则,有助于“减省冗费”、减省冗费实在也是北宋财政工作的当务之急。范仲淹根据当时全国冗费严重、农业生产萎缩、商业有一定发展的情况,设想了安排国家财政大计应遵循“先省国用”、照顾发展农业、然后削“减商税,惠及商贾的实施步骤。足见他对“减省冗费”的重视。其主要建议是:皇帝与朝廷要以身作则尚俭淳、抑奢侈。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民穷国弱的北宋时代,范仲淹作为有远大抱负与高尚情操的封建政治家,向往“国俗俭且淳,人足而家给”的盛世良辰,憎恨“何人变清风,骄奢日相袭”社会风气。他清醒地看到,北宋仁宗时期权贵与富豪们骄奢淫逸、享乐腐化,肆意挥霍民脂民膏,以致“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天下无恩”、“邦木不固”。所以,便请求皇帝与朝廷以身作则尚俭淳、抑奢侈。他主张:首先,皇室应仿效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事例,“减放宫人”。他说:“臣不知今来宫中人数几多,或供使有徐,宜降诏旨特令减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费”。其次,“救葬”要“务从简俭”。鉴于北宋“自来效葬,多是旋生事端,呼索无算”,害得“民不聊生”;庆历四年春,皇叔荆王病死,仁宗朝廷又准备大肆铺张,于是范仲淹同欧阳修一样奏请仁宗特降严旨“务从简俭”办理丧事,以“大减冗费”。总之,范仲淹认为,要想在全国严禁奢侈之风,减省冗费,皇帝及朝廷必须“示天下之俭”。就宋仁宗王朝财政工作所提出的许多具体措施的建议上。
  综上所述,范仲淹的财政思想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在其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远大抱负指导下形成的,为巩固北宋封建统治服务的,突出地代表了当时中小地主和商贾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愿望,充分照顾了国计与民生的关系。比起历史上那种突出代表封建官僚大地主利益、不顾百姓死活的财政思想,带有明显的进步性。第二,能把发展社会经济、培养税源、保障国家财政所需放在首位,又很注重量入为出、减省冗费,妥善处理了开源与节流的关系。这从根本上符合国家财政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第三,能够根据北宋国情,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前人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总结借鉴,并勇于创新发展,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在中国封建财政领域内能够这样明确提出并摆正这种关系,实属范例。第四,既对封建国家财政大计具有较深刻的理论认识,又非常重视财政工作具体实践,在这两个方面都能提出比较切合实际需要的方案建议,较好地处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表明其理论认识是从实践总结而来、又用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修养,是可贵的。第五,既强调选求“善天下之计者”主管国家财政大计,也很重视国家财政法令条例、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表明他既重“人治”又讲“法治”,体现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①这是对儒法思想继承发展的一种表现。总之,范仲淹的财政思想是中国封建财政思想历史上属于比较进步的类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有特点,不仅在北宋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财政思想有明显的影,而且在后世也能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颇富有史鉴意义,值得加以研究。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改革家,为摆脱政治危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他发挥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行政改革思想,以惊人的魄力在庆历三年九月掀起了一场覆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制等各方面的系统变革,史称“庆历新政”。改革虽然只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便以失败而告终,但范仲淹的财政改革思想即使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芒,尤其是他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我们仍有影响。
a

相关热词搜索:财政 思想

上一篇:北宋名臣范仲淹佛禅思想探究
下一篇:时代呼唤范仲淹精神

分享到: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