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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名臣范仲淹佛禅思想探究
日期:2014-12-13 22:42:39   作者:董文强   来源:   评论:0 点击:

[提 要] 范仲淹一生与佛禅关系密切,自幼受其母影响较大,并在醴泉寺发奋苦读,好结交寺僧,56岁得到《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并为之作序,还写下了相当数量与佛禅义理相关的诗文。从范仲淹的人生与佛禅的关系看,在其行动上对佛禅之道的信仰并无多大表现,而在其精神世界却发挥了极大地作用,佛禅思想影响之下的范仲淹才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达观之境界。
  [关键词] 范仲淹 佛教 禅学 精神影响a

  范仲淹,字希文,江苏吴县人。生于公元989年,卒于公元1052年,谥文正。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父范墉历任武宁军(今江苏徐州)节度掌书记,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谢氏,为其生父之侧室。范仲淹为范墉第五子,他在为其兄范仲温所作的《墓志铭》中写到:“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与我,为家栋梁”(《范仲淹全集》卷十三)。幼年丧父的范仲淹跟随“贫而无依”的母亲谢氏,无疑饱尝人间的艰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与其童年经历的世事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6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范仲淹一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即使后来功成名就仍对自己要求极高,生活方面简朴至极,对骄奢淫逸十分厌恶。对民生疾苦十分同情。史书记载:“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范仲淹作为北宋的名臣,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上进,开一代士风的儒家正统形象,殊不知,范仲淹虽为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一生,与佛教经禅之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幼年丧父的范仲淹随母亲谢氏改嫁至山东邹平县长山镇朱家,《宋史·列传七十三》记载:“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仲淹二岁a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范母笃信佛教,仲淹本人自幼也耳濡目染,以致他对佛教所宣扬的布施忍辱、利乐有情的慈悲本怀在内心深处有着敬畏的情结。幼年时期的范仲淹曾在山东邹平著名的醴泉寺读书,在醴泉寺读书时,“日煮粟米三升,作一器,画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奋数茎,入少盐以吱之,如此者三年”。范仲淹“窖金捐僧”的故事广为传颂。他在泛通六经的同时,佛教义理中“佛性向善,普渡众生”的教理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醴泉寺还建有范文正读书堂及范公祠。①在范仲淹的一生中,与多位寺僧有交游,如真上人、释文广、吴僧真、希元上人、日观大师和虎丘长老等,与寺僧密切的交往对范仲淹的人生态度和精神修养都有所改变,这一点可以从范仲淹所作的与佛禅相关的诗文中看出。范仲淹一生中与佛教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与佛教经典《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的关系,56岁的范仲淹曾奉命镇守河东时,行军途中在山西省保德县偶然发现佛经一卷,即《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并将其交给承天寺(今苏州重元寺)收藏。《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的内容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佛理深刻。范仲淹为此经还专门做了序文:“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徒。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一尊七颂总一百一十二颂,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陈心性之法,开定慧真明之宗。除烦恼障毒之苦,济生戒杀诱善袪邪,正立渐法序四等功德;说顿教,陈不二法门。分顿渐虽殊,合利钝无异。使群魔三恶,不起于心;万法诸缘,同皈于善。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从此序文内容可以看出,在范仲淹的内心世界并不排斥佛教,更多的是虔诚,他对佛教义理十分熟悉,并且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结合自己的人生历程对佛禅之道有着自己的感悟。管中窥豹,此序可以窥见范仲淹对佛教的态度!他对于佛禅义理及其特点是有着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认识。在序文里范仲淹特别强调佛教劝人去恶从善的本质,而且字里行间透出了他对诸佛菩萨普济群生的大愿和对众生的大慈大悲的赞赏和认同。结合范仲淹的人生经历来看,《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宣扬的人生无常、超脱生死等思想,对此时的范仲淹更多的是一种开悟、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佛教义理对他的人生观有极大的影响,能使他以清净之心坦然地面对现实境遇。范仲淹无疑吸收了佛教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义理,并与儒家仁义思想相结合,因此他为官一处,必造福一方。佛教和儒家都十分重视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修养,强调个体心性的修炼和内心的体验。佛教运用禅定、直观,儒家提倡主静、省悟。这些都在范仲淹身上得到了体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种平常之心、达观之态,与佛教对他人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②
  除了《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序文表达的对佛禅义理的见解外,范仲淹还写下了一些与佛禅义理相关的诗文,主要有《和僧长吉湖居五题》、《呈慧觉师偈》、《苏州灵岩寺》、《苏州十咏》、《送虎丘长老》、《游庐山作》、《赠广宣大师》、《赠张先生》、《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朝贤送定惠大师诗序》、《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咏清凉山万佛洞诗》等。如《送虎丘长老》:“暂向天台参众真,虎丘风月远随身。琼台肯便长栖去,无限人间未度人。”诗中不仅表达了对佛禅意趣的向往,而且有一种济世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体现的精神有相通之处。这些诗文表达出的济世情怀与大乘佛教所提倡的利及万物,“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与“入世救度”的精神有相通之处。

  北宋时期,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已经过了繁荣期,佛教在译经等理论上并没有多大创新,然而佛教文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思想精神领域却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度和广度也更为明显,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士大夫化和儒学化,士人们扬弃了佛教中那些虚灵不实和空洞无味的内容,却发挥了佛教义理中那种追求特立独行和个性自主的精神,佛教的伦理性和世俗性进一步增强。在宋初儒学复兴的进程中,当时的名士如柳开、胡瑗、孙复、范仲淹等都纷纷责难佛老,范仲淹没有像其他名士一样对反佛有过激的言论,却以实干的精神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宋代的佛教已经深入到了士人的精神世界。对佛教范仲淹也有着自己理性的批判,在恢复新儒学的过程中,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说道:“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诘其乡党,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沟于壑矣。……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逾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虽然他对佛教提出了一些批判,但无可厚非的的是这个观点显然受到佛教心性论的影响,这是范仲淹为复兴儒学的一种需要而已。范仲淹之所以反对佛道,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他在外部行为上的表现肯定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而在内心无疑接受了佛教的一些思想。这种状况与宋代的整个历史大环境有关系,当时反佛很激烈的一些大儒名士却都对佛教义理研究的很深,如司马光和欧阳修等人。北宋士人对佛禅之道有着理性的认识,表面看来是儒家积极进取,不推崇佛禅之道,而从修身养性方面来说与佛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宋代儒释道思想互补的大背景下,作为“有宋名臣第一”的范仲淹当然也不例外。范仲淹身处其中,必然受到了一些佛教教义的影响。范仲淹作为政治人物,每到一地,救济灾民,禁止百姓求神拜佛,减免徭役赋税。他对佛教的发展始终是理性看待的,在内心深处对佛禅之学十分服膺,而作为宋代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对佛教有着理性的认识,对佛教发展的利弊十分清醒,他在《四民诗》中写道“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在现实生活中,他理性的看待佛教,不崇佛、不佞佛,限制佛教发展的目的很明确,为的是节俭费用,遏制浪费,以此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他是以儒家的实用和理性来看待佛教发展的。
  宋代范仲淹等人的儒学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针对佛道在宋代的发展而言的,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佛道发展的一次回应,都是以儒学为本位而融和了佛道哲学。新儒学就是对儒释道的一次新融合,对儒释道的融合不是从范仲淹等人开始的,而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范仲淹彪炳千秋的政治思想和人格精神是北宋时期儒、释、道、墨、法等诸家思想熔铸而成的。在佛禅方面,他一生都在追求和践行大乘菩萨道“悲心宏愿”的最高境界,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可以看出传统儒家仁义精神与悲心宏愿大乘菩萨道牺牲精神的结合。范仲淹吸收了佛禅义理中“无”之境界,诠释了“有无之境”的完美统一。在“悲心宏愿”这种大的目标境界下,范仲淹较好地实现了“有”与“无”这两者完美的统一,所以他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也正是吸收了佛禅的境界和修养工夫,尤其是对“无”的吸收和充分融入,才使得他把“有”与“无”予以完美结合,达到了和乐圆融的境界。并以此为宋代理学开辟了新的理路,奠定了其理学先驱之地位。他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精华,为后来士人树立了“宠辱不惊”的独立人格典范。①
  佛禅思想是宋代士人失意后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和慰藉,他们广结寺僧、游历寺院、深究佛理、虔诚修持,一旦在仕途上失意,便以此求来得净心修养与脱苦避险之法。在提倡复兴儒学的同时,也往往把佛教教义纳人儒家的轨道,主张儒释合一,从他们的人生经历来看事实上大多数士人在思想上都是儒释合一。“仲淹忧患意识受到佛学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①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佛禅思想对他的影响主要是积极和上进的,不仅提升了他的个人修养,而且铸熔了他的人生境界。虽然其在行动上对佛禅之道的信仰并无多大的外在表现,但在其精神世界却发挥了极大地作用,佛禅思想影响之下的范仲淹才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

  范仲淹吸收了佛教的积极精神,在内心注重自我修养,重视名节,在政坛上出将入相,成为开一代士风的领袖人物,其先忧后乐的精神和高尚志节的风范,鼓励着后世一代代的士人。范仲淹秉持济世救民、忠心报国的政治理想,以道自任,并积极投身实践,其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士大夫学习效法的楷模。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人格追求,赞扬不畏权势、直言敢谏的奋斗精神,打破了当时五代末世遗留的沉迷、避谤的官僚积习,使士人重节义,尚廉耻,成为当时士人效仿的典范,开启了宋代士大夫议政之风。因此,《宋史·忠义传序》有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云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资,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摺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朱熹评论本朝人物,也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凭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各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居多。”范仲淹有如此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说和他内心服膺的佛禅思想有某种联系,他与佛禅若即若离的关系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研究。
  梁漱溟曾为范仲淹撰联“宰相出山中,划粥埋金,二十年长白栖身,看齐右乡贤,依然是苏州谱系;秀才任天下,先忧后乐,三百载翰卿著绩,问济南名士,有谁继江左风流。”此联概括了范仲淹的生平事迹,突出了范仲淹崇高的品格以及对世人的影响力。此联还专门写出了范仲淹当年在醴泉寺苦读的境况以及窖金捐僧的事迹,他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宝贵遗产。正如杨大鹤所赞扬的“纯忠大节,如丽天之日月,光芒激射,互万古而常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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