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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江湖之远与居庙堂之高——王符与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合论
日期:2014-12-13 22:34:40   作者:刘治立   来源:   评论:0 点击:

[提 要]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王符与范仲淹分属不同的时代,或终身隐居处江湖之远,或一生仕宦居庙堂之高,他们都保守中国文化的熏陶,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思考国计民生,寻找解决社会危机、推荐社会发展的路径,具体体现在忧道、忧国、忧民、忧边、忧贤等方面。
  [关键词] 王符 范仲淹 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即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指人们在太平时期不敢忘记发生危难的可能性,从而思考加以预防的措施。忧患意识是济世安民的责任精神的表现,也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瑰宝之一,古人对此有许多表述,如《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易·系辞下》:“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诗经》云:“心之忧矣,疢如疾首”;《孟子》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只有居安思危,不忘忧患,才能使国家安定。忧患意识既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厌世主义,而是充满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历代圣哲贤达的一种自觉的情怀。
  王符与范仲淹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形势,均表现出这种“古仁人之心”,都主张要以天下(众心)为心,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崇高的报国济民的真诚情感,可谓退潜亦忧,仕宦亦忧。
  一、忧道
  《论语·卫灵公》中说:“君子忧道不忧贫”,意思是作为君子应当以天下为己任,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种观念在王符和范仲淹身上都有所体现。
  1.忧天道
  思考天道问题是对新而上的探索。王符认为,不仅天地山水日月星辰都是由物质的元气演化而成的,而不是天帝创造的,而且作为万物运动规律的“道”,也是物质的。“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地”,“故道之为物也,至神以妙;其为功也,至强以大”②。他把元气论与辩证法相结合,认为从元气到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变化运动中,无不包括着矛盾,都需要经过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变的过程。这表明王符把先秦两汉以来的气本体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易曰:‘天道亏盈以冲谦。’故以仁义□于彼者,天赏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后。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损之,则亦可以免于亢龙之悔、乾坤之愆矣。”①王符从三才(天、地、人)的高度规定人道的特征,“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御驷马,蓬中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从此观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勋,《书》故曰:‘天功人其代之’。”②
  范仲淹擅长易学,对于天道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易兼三材赋》中说:“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③。在《天道益谦赋》中说:“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虚于上天。虽秉阳之功不宰,而益谦之道昭宣”,就是说人应该从天道中感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贵退让而黜骄盈,得天道益谦之义”④。当代学者认为,“范仲淹的《易义》体现了他深邃而睿智的哲学思考,有十分鲜明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的特色”⑤。
  2.忧人道
  王符论证了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关系,认为“天道曰施”指日月照耀、云降雨露及各种自然天象对大地的作用;“地道曰化”指五谷生长、六畜繁衍及万物在大地上的各种变化;“人道曰为”是王符思想的一大突出贡献,他认为人的力量在对于自然的作用就像车夫在车上驾御奔驰的骏马,“是故造父疾趋,百步而废,自托乘舆,坐致千里;水师泛轴,解维则溺,自托舟楫,坐济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⑥人的才能就在于“善自托于物”、“有假以致之”,可以通过一定的工具和手段,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范仲淹因家庭变故,幼年时历经坎坷,体验了社会底层的贫困和艰难。这种经历使他少年时即崇尚“经天纬地之业”⑦。元亨利贞分别对应“道之纯者”、“道之通者”、“道之用者”和“道之守者”,认为“行此四者谓之道,述此四者谓之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⑧。范仲淹在《四民诗·士》中阐发了自己对人道(社会道德法则)的看法:“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号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此道日已疏,善恶何茫然。君子不斥怨,归诸命与天。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听幽不听明,言命不言德。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裨灶方激扬,孔子甘寂寞。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末路竞驰骋,浇风扬羽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⑨
  范仲淹对社会道德的提倡和躬行在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熹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他回答弟子问“本朝道学之盛”时,更明确指出“亦有其渐。自范文正公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①可见要论引领宋代儒学复兴之功,其源头追溯到范仲淹,当之无愧。
  二、忧国
  对于王符和范仲淹来说,忧国主要忧虑的是国家威权的旁落、制度式微和世风凌迟。
  1.忧权柄旁落
  王符生活于东汉王朝中后期,当时朝政昏暗,阉宦、外戚擅权,皇权旁落,有识之士得不到任用,社会矛盾加剧。针对这种状况,王符强烈希望出现明君,他认为,明君是清明政治的根本,“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闇也。”②“人君之称,莫大于明”。判断其明智的依据是其辨别忠臣的能力,“夫明据下起,忠依上成”“君不明,则大臣隐下而遏忠,又群司舍法而阿贵”。只有明君才能很好使用国家权柄,处理好各种事务。“夫朝臣所以统理,而多比周则法乱”。“且凡骄臣之好隐贤也,既患其正义以绳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职而策不出于己。”秦二世盲信指鹿为马的赵高,使大权旁落,身死国破,“此非众共弃君,乃君以众命系赵高,病自绝于民也”。王符但有重蹈秦朝的覆辙。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在丁母忧居丧期间,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常见太平”③,提出安必虑危,备则无患。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对此有所评论:“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之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送。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④范仲淹生活的时代,虽然没有东汉时期外戚专权那么严重,但也出现了皇帝被架空的情况,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皇帝准备率百官为章献太后上寿,当时章献太后正操纵着朝廷大权,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力言此举“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奏请太后还政,“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仲淹极言之,且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且上疏请太后还政,不报。”“太后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仲淹曰:‘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⑤
  范仲淹同样担心权臣对皇权的威胁,在《推委臣下论》中说,“天生兆人,得主乃定”,国家事务繁多,万机百度,君王不可能独当,人臣之职(包括宰辅之职、将帅之职、御史之职、京尹之职、有司之职、刺史及县令之职等)不可不委。但作为英明的君主,“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⑥。哪些属于人君之权呢?范仲淹认为,“若乃区别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权也。不可尽委于下矣”⑦。纵观历史上的三家分晋、王莽篡汉、唐朝李林甫擅权,都是大权旁落所产生的恶果,“当推委之际,进擢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恩,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左右前后皆权臣之党也。若黜辱十人,上从其九,是九分之威出于下矣。如此,则数年之间中外远近无敢忤权臣者。故下之情不达而上之势孤矣。此明皇之失,为后代之鉴。”⑧
  王符与范仲淹都希望以前代的过失为鉴,避免重蹈覆辙。王符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闇”,告诫统治者要广泛接受意见,不要偏信个别佞臣。范仲淹在被贬抑时,不以自身沉浮为意,仍不忘其忧国忧民,“既去职任,而尚怀国家之忧”①“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②,“来守是邦,忧国爱民,此其职也”③,“但日闻美言,则知佞人未去,此国家之可忧也”④“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⑤“触事为忧,所重在太平事业”⑥。
  2.忧制度式微
  在历史发展中,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永远见效,都会出现积弊,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就是不断各处弊端,完善制度。解决各个时期危机四伏的局面,克服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根本的出路在于变革。王符认为,“天以民为心”,治理国家必须顺天心,和阴阳,以恤民为本,即根据民众的意愿来决定统治政策。“行赏罚而齐万民者,治国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乱国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国也。”⑦只有“观民设教”,才能“变风易俗,以致太平”。“今日救世”,没有比“观民设教,变通移时之议”。汪继培说王符,“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时势,令今可行”⑧。
  范仲淹在《用天下心为心赋》中也主张“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⑨,他认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敌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他认真思考宋朝的实际情况,向宋仁宗帝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和减徭役十项变法主张,十项改革措施中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的具体办法,其中前五项都是整顿吏治的措施,可见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精简机构、革除冗官冗费进行制度改革的政治纲领,是范仲淹和其他改革者要求厉治图新思想的概括,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制度式微的深深忧虑。
  3.忧世风凌迟
  王符在《论荣》、《浮侈》、《交际》、《贤难》等篇讨论了世风浇漓的状况。在《论荣》中,主要分析了君子、小人的不同,认为寡德高位者不足以为荣。《浮侈》批评了社会上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交际》抨击了交际中的势利观念和恩怨之情,对当时势利观念以成常趣的社会风气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并从正面提出和论证了正常交际的四项道德原则⑩,《贤难》中批评了比喻思进取专务嫉妒的恶劣风气,《叙论》中则表示“伤俗凌迟”。王符在《交际》认为,“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实薄而辞称厚,念实忽而文想忧,怀不来而外克期。不信则惧失贤,信之则诖误人。此俗士可厌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过其行者,诗伤“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范仲淹对世风浇漓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最担忧的士风,以改变士风为己任,其办法就是带头树立新的风范。朱熹评价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凭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居多”①;“宋朝忠义之风,都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②
  三、忧民
   民为国家之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秉承以民为本朴素观念的政治家和圣哲先贤,对黎民百姓的生存境况深感怜悯与同情,关注关切民生,体察民间疾苦,为民代言诉愿,表现出浓厚的忧民情怀。王符和范仲淹也不例外。
  1.忧民之财匮
  从民本思想出发,王符提出了“富民为本”的思想,“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③王符特别强调富民的重要性,认为是为国之本、太平之基,认为民富乃可教,教才能向善。他最关注民众的利益,没有离开民众的利益而空谈富国之道。在他看来,民是国本,富国即是富民,只有民富才能实现国富。王符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④天顺从民众的意愿,“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⑤究其实质,乃是假天之威以强调统治者必须按照“民”的意愿行事。“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⑥。国家安定的基础,是发展农业,而发展农业的重要条件是政治清明,能够保证农民有充分的劳动时间。治国之君给人提供丰裕的劳动时间,而乱国之君则百般扰民。结合东汉后期的现状,王符抨击了官府扰民的情形,“今则不然。万官挠民,令长自衒,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⑦老百姓根本没有心思和财力从事农业。不仅如此,为了讼冤狱,“辄连月日,举室释作,以相瞻视。辞人之家,辄请邻里应对送饷,比事讫,竟亡一岁功,则天下独有受其饥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觉也。”⑧
  范仲淹每到一地,总是关心当地民间疾苦,担忧民众的生活,在《劝农》中写道:“烹葵剥枣古年丰,太守劝农农勉听。莫管时殊俗自同,从今再愿调豳风。”在被贬为陈州通判时“方建太一宫及洪福院,市材木陕西”,范仲淹上言,“今又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以蠲除积负。”凸显出即使身处贬谪之地,仍然忧民的情怀。在《四民诗·农》中写道:“伤哉田桑人,常悲大急。一夫耕几垄,游惰如云集,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农与后稷,有灵应为泣”⑨。出于忧民,范仲淹主张对“伤财害民之事,当为制度以节之”⑩。每到一处都时刻关心百姓疾苦,与民休戚与共,将“以民为意”、“救民之患”奉为圭臬,并躬身践行。
  2.忧苛政扰民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维持生命的源泉,而农耕需要有充足的时间,王符提出了“为民爱日”的观点,“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①要想富民,必须为民爱日,无失民时。因为人功日力是“谷之所以丰殖”、“民之所以为民”的根本,是富民的保证。他强调不可夺民力而失民时,使“民困务而力不足。”治国之君给人提供丰裕的劳动时间,而乱国之君则百般扰民。结合东汉后期的现状,王符抨击了官府扰民的情形,“今则不然。万官挠民,令长自衒,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②老百姓根本没有心思和财力从事农业。不仅如此,为了讼冤狱,“辄连月日,举室释作,以相视。辞人之家,辄请邻里应对送饷,比事讫,竟亡一岁功,则天下独有受其饥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觉也。”③表现出对这种状况的忧虑。
  范仲淹说:“《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止,我无欲而民自富,我无事而民自朴’此则述古之风,以警多事之时也”④。他为百姓稼穑艰难而忧:“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忧如割”⑤。
  3.忧天灾人祸
  王符对于边郡民众遭遇人祸而出现的惨境,深感忧愁。羌人起义发生后,“百姓暴被殃祸”⑥。东汉政府不仅不积极解决人民的苦难,反而强迫边郡百姓内迁,“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左足右戚)劫掠,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⑦。官员的残暴行为使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的百姓陷入禾稼被强割,屋室被强拆,一家人生离死别,根本无法生活下去的境地,“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死其本处,诚不欲去之极。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着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王符愤怒地指出地方官员的残暴是祸根,“原祸所起,皆吏过尔”⑧,对人民的悲惨境遇表示同情。
  范仲淹关心民间疾苦,主张“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⑨。明道二年,江、淮、京东等地发生蝗旱灾害,范仲淹请遣使巡行,用“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来反诘朝纲,帝“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⑩范仲淹返京复命,曾带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饥民所食的一种有毒的“乌昧草”进呈,请皇帝昭示六宫贵戚,以戒其奢侈之心。他仔细查看灾情,商讨对策,为当地民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仅在知苏州时,仲淹就率父老乡亲挖渠、清淤、筑堤,引导太湖水系及时流入大海,并治理苏州周边其他的江河、湖泊、池塘,消除了水患。在《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中写道:“南阳风俗常苦耕,太守忧民敢不诚。今秋与冬数月旱,二麦无望愁编氓”①。在《奏乞救济陕西饥民》中说,陕西“今夏灾害,得雨最晚,民间秋稼,甚无所望,官中仓廪,亦无积贮,若不作擘画,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众”②,请求朝廷调拨粮食救济灾民。
  《宋史》云“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③
  四、忧边
  东汉时期,北地郡、安定郡为羌人占据,北宋时期,这一地区是“羌笛悠悠”,山被称作“羌山”,与东汉相比更严重的是出现了与中原王朝对抗的西夏政权。王符家乡安定临泾陷入离乱状态,范仲淹则先后在延州、庆州等地戍边,对西北边郡的危机感同身受,边患之忧在二人的身上均存在。王符忧边思想主要集中在《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四篇中,范仲淹作为边臣,对边患的感受非常深切,他的许多奏折都围绕边患展开论述。
  1.忧边患不断
  在羌祸严重影响了边民生活的情况下,针对是否救边的问题,东汉朝廷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或为弃边,或为救边。王符坚持救边,“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今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示懦寇敌,不亦惑乎”④。王符认为边地的动荡“忧祸深矣,”,主张“修防御之备”⑤。“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⑥。要做到“攻必胜敌,而守必自全”⑦。
  “延州诸砦多失守,仲淹自请行,迁户部郎中兼知延州。”⑧面对宋朝“边略未固,兵力未僵,威令不扬,战局多覆,因循以甚,平定无期”的西北边患,深感“此不可不为忧也”⑨。他“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殒殁无地”⑩,在提出著名的“攻守二议”。他认为进攻的核心是浅攻,攻其近,集中优势兵力攻拔其要寨,再据其地修筑城寨,然后以蕃兵守护,步步为营,逐渐将战线推向在横山一带。在进攻的同时应当做好防备工作。西夏军队“倚远而险,未易可取”,“风集云闪,未尝聚养。”而宋军的忧虑在于转输千里,国用民力,日以缺乏,应当效法唐朝置屯田之法,“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应当“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余,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11这样不仅可以免除地方粮草转运的困扰,而且可以使出戍的东兵逐渐调离这里,实现本土人戍守本土。这就是他说的“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然后取文帝和乐之德,无孝武哀痛之悔,而天下幸甚!”①
  2.忧畏敌退缩
  王符批判当时朝廷所任用的一些边将,胆小无能,“不肯专心坚守,而反强驱劫其民,捐弃仓库,背城邑走。”既不能调动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复不能坚守城池,还祸害百姓,谎报军情,“今观诸将,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巧敌,此为将吏驱怨以御雠,士卒缚手以待寇也。”羌人刚开始叛乱时,势力微弱,装备不足,是不难平息的。然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不是百姓之福,反是其祸。作为将领“不肯专心坚守,而反强驱劫其民,捐弃仓库,背城邑走”②。边郡社会动荡刚发生时,“太守令长,皆奴怯畏懦不敢击。故令虏遂乘胜上强,破州灭郡,日长炎炎,残破三辅,覃及鬼方”③。
  范仲淹对畏敌行为也很担忧,庆历二年正月,范仲淹向朝廷上了《再议攻守》奏折,对前折进行补充。防守不能是消极被动的,而应当为进攻做准备。尤其是西夏发动进攻的时候,没有发生战事的地方不能隔岸观火,应当主动出击,牵制敌人,“贼寇一隅,远在数百里外,应援不及,须为牵制之策,以沮贼气。至时诸路重兵,岂能安坐。如无素定之画,又无行营之备,恐当牵制之时,茫然无措,虽见利而莫敢进,虽观衅而莫敢动,寇至愈盛,边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贼算,不可不大为之谋也。”这种策应工作不能是临时部署,而应当在平时训练中就列入计划,思考最能打击敌方的地点和作战策略,击中其要害,“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彼寇其西,我图其东,彼寇其东,我图其西,宁有备而不行,岂当行而无备也!所谓备者,必先得密旨,许抽将帅,便宜从事,并先降空名宣头之类,恐可行之日,奏请不及”④。
  3.忧轻敌冒进
  王符生活在边郡,耳闻目睹了边郡长吏的轻率行动,“前羌始反时,将帅以定令之群,藉富厚之蓄,据列城而会列势,权十万之众,将勇杰之士,以诛草创新叛散乱之弱虏,击自至之小寇,不能擒灭,辄为所败……长吏过尔!”汉边郡长吏在个方面本来都占有绝对优势,但却不敌比自己装备差、人数少且组建不久的叛羌,最终导致边郡危机越来越严重,主要是因为不懂得军事策略,仅凭力量强大,不能很好地布阵,结果屡战屡败,损兵折将。由于边郡不比内郡,时有战事发生,“是故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也。”
  一些边郡行政长官不懂军事,是十分危险的,他到达边地后,发现“延安兵马二万六千,患训练未精,将帅无。问以数路贼来之势,何策以待,皆不知所为”⑤。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⑥范仲淹根据当时的形势,反对轻率地军事行动,“又闻边臣今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轻举妄动,只能是“无功而有患”,因此主张“缓图”⑦。对于宋朝的好水川、定川寨战役等大举行动导致的惨败深表担心,主张浅攻,以攻为守,对于任福率军突袭白豹城表示赞同。
  五、忧贤
  贤良治国是一切良好政治的根本,但得到贤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做好育贤、知贤、用贤等工作。
  1.忧贤之匮乏
  王符反复强调贤人政治的重要性,在《潜夫论》中,直接以“贤”而命题的,有《举贤》《思贤》篇,还有《潜叹》篇,实际上就是“潜贤”之叹,彭铎按:“此篇伤惑君之信谗断正,痛骄臣之进党噬贤,与《明闇》《思贤》二篇大旨弥近。至谓‘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则与韩非论‘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两存’者意同。彼以孤愤为书,此以潜叹标旨,虽时移世易,要有相承者焉”。《实贡》篇也在探讨贤才的问题,认为“国以贤兴”,是“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①。王符考察了历史上兴亡的情况,认为“不嗜贤”②是败国亡君的共同特性。贤才不是天生的需要教育培养,在《赞学》中说:“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
  范仲淹还以一名政治家的眼光,认识到“国家之忧患,莫大于缺乏人才”。在《邠州建学记》中认为,“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曷尝而乏哉?……天地灵粹,赋予万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观物有秀于类者,曾不减于古。岂人之秀而贤者,独下于古欤?诚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③范仲淹认识到经学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复何求哉!”④他在主政苏州时,自己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食不重肉,衣不重裘”,但他却拿出俸禄,兴建府学,亲自聘请当时著名的学者胡瑗到苏州讲学,培养人才。
  元代李祁《文正书院记》说:“当是时,天下郡县未尝皆置学也,而学校之遍天下自公始。……盖自六经晦蚀,圣人之道不传,贸贸焉罔知适从,以至于公,而后开学校,隆师儒,诱掖奖劝,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开万世道统之传,则公之有功名教,夫岂少哉?”⑤李祁之言虽不无溢美之辞,但也确实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范仲淹在濡学复兴运动中为宋代教育事业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2.忧贤者被掩
  国以贤兴,待贤而治,贤才任何时候都有,主要看君主能否发现和重用,“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⑥王符认为,“夫朝臣所以统理,而多比周则法乱;贤人所以奉己,而隐遯伏野。则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尝有也。是故明君莅众,务下言以昭外,敬纳卑贱以诱贤也。”⑦王符发挥先秦儒学的重德精神和招贤、养贤之说,呼吁统治者重民爱民,尊贤任能,改革弊政,从而缓和并解除社会危机。选贡非贤,官非其人,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贤人无法达于朝廷的重要原因。针对“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的状况,王符提出了一些招贤的具体办法。第一,以谦下士得真贤。如果恃位陵贤,“借亢龙之势以陵贤,而欲使志义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毁颜谄谀以求亲,然后乃保持之,则贞士采薇冻馁,伏死岩穴之中而已尔,岂有肯践其阙而交其人者哉。”贤人宁可饿死岩穴,也不愿为其所用。因此要得真贤,就要“以谦下士”①。要有招贤之心,然后才可以正确采用招贤达之术。第二,考功效实识真贤。要知道是否为贤才,就要从实际中进行考察,“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考功是“昭贤愚”的最方便办法。要建立良好的政治,必须从考功做起,“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②如果不进行考功,而希望得到太平,就象不要规矩而画方圆、不要舟楫而渡大河一样困难。
  范仲淹认为“地广千里,功亏一贤”,“议贤者之深功,何百城而奶奶感及”,“得地千里不如一贤”③,甚至提出“得士者昌,失士者亡”④。范仲淹担心有识之士不被发现,不遗余力地推荐人才,先后作《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举张方平充经略掌状》、《举丘良孙应制科状》、《举彭乘自代状》、《举滕宗谅状》等,向朝廷举荐各类人才推荐贤能的人入朝廷做官,辅佐君主,这也是士人忧国尽忠的一个重要方面。
  3.忧贤不得用
  招徕贤人以后,如何任用,则成为主要的问题,贤者是多种多样的,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任贤首先要”各以所宜,量材授任”⑤。王符提出了“人君常过,在不能已于骄臣。”皇帝经常有骄惯贵臣的错误,使贵臣“伤宠”招祸。“贵富太盛,则必骄释而生过。”王符说:“骄臣用灭其家者,非一世也。”⑥历代都有这样的悲剧,有的由于“背叛横逆不道”,有的由于“德薄不称其贵”。结果有的“捕格斩首”,有的‘拉膊掣胸”,有的“拮死深阱”,有的“衔刀都市”,有的“僵死破家,复宗灭族”,不借鉴前车之覆“诚可伤也”。吕太后称制而专政,擅自立四个王,把自己的子弟都封了王侯,把持了将相,内外结合,以为自己的地位都非常巩固了,谁也奈何不得。于是,抛弃仁义礼信,滥用威虐诡诈,引起全国人的怨恨,人们都希望他们灭亡,当他们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情。霍氏也是这样,当霍光专相幼主的时候,诛灭同僚,随便更换皇帝,也没有人敢表示反对。王氏更为利害,一家有“九侯五将,朱轮二十三”,太后王政君专政,秉权三世,王莽被封为安汉公,“居摄假号,身当南面,卒以篡位”,他自以为地位巩固,“威立恩行,永无祸败”,所以就随心所欲,“私近忘远,崇聚群小,重赋掸民,以奉无功,动为奸诈,托之经义,迷罔百姓,欺诬天地”,“祟财货而行骄潜,虐百姓而失民心”,最后也遭诛灭之灾。根据一系列的历史教训,王符总结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⑦。
  范仲淹在《任官惟贤材赋》中说:“官也者名器所守,贤也者才谋不群。当建官而公共,惟任贤而职分”,“盖以非贤不乂,得士则昌。度其才而后用,授其政而必当。上以见知人之道,下以见称职之方”⑧。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批评当时任用官员不分良莠的状况,“今乃不问贤愚,不较能否,累以资考,升为方面”,其结果是“懦弱者不能检吏,得以蠹民;强干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国之本,由此凋敝”。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善择官长,范仲淹提出了选择政治人才的具体方案,认为“如此举择,则诸道官吏庶几得人,为陛下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于赋敛,各获安宁,不召祸乱,天下幸甚”①。
余 论
  王符说:“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②。他个人选择立言“以继前训”。王符“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他以“潜夫”自谓,清人周泰光在《重刊潜夫论序》中说:“龙德而隐,必其器识百倍于流俗,虽终其身不求闻达,而本立德以立言,自可与立功者并垂于不朽。”有研究者认为:“‘潜夫’首先表明作者是一位隐居山野、身在下位的‘处士’,同时还表现了作者对于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和对世俗、时代的一种抗议。《周易》乾卦《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文言》所解释的‘潜’,乃是乾卦初九的‘潜龙勿用’之‘潜’。而‘潜龙’之象,一向被解释为有才德而隐居在下层的君子。在王符看来,虽然他在当时不被见用,但自有‘潜龙’之德,不为名利所诱惑,不为权势所转移,‘确乎其不可拔’,其器识比那些流俗之士高明得多。”③范晔在其《逸民传论》中写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这些隐者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王符虽终身为仕,却与一般的隐者不同,为了皇朝利益而“预祸福之所从来”,因此《后汉书》没有将他置于《逸民传》中。
  《诗经》中也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叹。仲淹的忧患意识就曾引起朝廷内部莫大的争议:“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仲淹本人不顾家人的埋怨与劝阻,向来将自己的贫贱、富贵、毁誉,乃至身家性命均置之脑后,常常发出“动静三思,始终以志”,“许国忘家,亦臣自信”人生感慨。范仲淹“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④,临终《遗表》云:“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又云:“警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其中蕴藏着具有超前精神的忧国忧民之情至深至切。忧患意识的价值核心即在于从安中把握危,从福中看到祸;此乃是执政兴国之正道⑤。范仲淹曾上过一封非常直率的万言书——《上执政书》,书中针对当时宋朝的腐败情况提出了一个六项18字的改革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
  忧患意识是从现实的情况出发对未知事物将会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的一种警惕,其实质就是人们时时自警,趋利避害,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避免或减少灾难的发生,化除潜在的危机。王符的忧患主要付诸于理论,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无病呻吟,而是充满了社会关怀,是一种警示。忧患是一种精神负担和压力,问题的关键是要寻求忧患之解。范仲淹不仅在文章中宣传先忧后乐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积极寻找解决忧患的途径,庆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要各处弊端解决社会忧患问题。王符终身未仕,与一生为官范仲淹似乎没有可比性,其实作为传统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承者,他们都以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对社会危机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且都在揭示危机,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可以说殊途同归,都体现了一种忧患人生。
王符与范仲淹 
刘文戈
  [提 要] 通过对东汉隐士王符与北宋名臣范仲淹二人思想的研究对比,使读者认识虽然他们各自生活的时代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但都俱有民本思想,竭力为民而治世;都力主选用廉洁能干之士任地方官员,造福百姓;都主张重本抑未,发展农业生产;都倾心守边实边,保境安民,等等。他们都是中华深厚而优秀的文化传承者、丰富者、发展者。中国历史文化因有他们而灿烂,我们因有这样的先贤而自豪。
  [关健词] 东汉王符 北宋范仲淹 思想比较  
  王符,字节信,东汉未年人,范仲淹,字希文,北宋中期人,二人所生活的年代相差近七、八百年;王符出生在安定郡的临泾县即今甘肃镇原县,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人,出生在江苏徐州,又一说在河北正定,五十多岁时仅在庆州即今甘肃庆阳任过职;王符是一位躬耕于垅亩间的隐士,范仲淹是一位“居庙堂之高”的副丞相,二人的身份相差甚远。有这些时空、地理上的差别,我们怎么能将他们放在一起研究比较?岂不有“关公战秦琼”之慊!应该说,是有,但不完全有。王符与范仲淹是有差异,这是事实,但我们仔细研究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相通的,是我中华民族光辉思想的组成部分,从不同的角度都影响于当代、遗惠于后世;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者、丰富者,研究他们并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更能看清我中华文化是怎样发展和丰富的,也能体会中华文化在每个朝代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能激发起后代人对这个伟大的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赞赏与热爱。如此放在一起研究,所谓不宜!
  王符是一位思想家,但他如同孔子、孟子等先秦思想家一样,是“传教之人”②,述而不作,他的思想来源于他撰著的《潜夫论》一书上;范仲淹的思想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在由后人为他编纂的《范文正公文集》《范仲淹全集》上,另一方面反映在他的实际行为上。这是因为范仲淹是一位“办事兼传教之人”③、是一位身体力行自已思想、用其品德行为影晌后世之人。研究他们二人思想,将他们思想对照,我们发现其共同点比较多,现仅举以下四点:
  一、都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我国思想界由来以久,早在春秋战国时,儒家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①这恐怕是民本思想最简单最明暸的叙述。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充分认识到人民的重要性,在民、社稷、君主三者之中将民放在首位。这是因为人民是社会最主要的组成,是社会的基础,是国家的根本,将人民的事情办好了,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富强。所以做什么事,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其出发点,做到抚众养民,培根固本,安邦定国,长治久安。以民为本的思想纵贯我国整个历史,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认识和阐述。在汉代,尤其在东汉末年,由于战乱,人命如同草芥,惨遭杀戮,天下为之动乱,阴阳为之失和。这时,隐居山间的智者王符,发出强音,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②他又说:“夫天(民)者国之基也,君者民之统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善其器。是故将致太平者,必先调阴阳;调阴阳者,必先顺天心;顺天心者,必先安其人(民);安其人(民)者,必先审择其人。是故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选而已矣。”③作为一介平民,对于战乱、对于民冤,王符只能提醒君主,要重视人民的安危,选用一些有仁爱之心的官员来治世,达到阴阳和顺。但他的声调再大,也到达不了深如似海的宫廷,只能写成文字,留待后人阅看,起惊世喻人的作用而已。
  时过七百多年,朝代换了几茬,但以民为本的思想仍然是根本话题。一代名臣范仲淹在少年苦读诗书时,就受这种思想熏陶,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济世救民。所以在他为官后,每到一地,为民兴利除弊,救民安众。如他在泰州兴修捍海堤,使广大盐民免受潮灾之苦;在苏州,整治河道,解除水患,造就了江浙一带鱼米之乡;当江淮一带发生严重蝗灾,他请求救灾,仁宗皇帝置之不理,他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气愤地质问:“如果宫中半日不食会怎么样?”在他抗争督促下,朝廷才派他去救灾,他顺便奏免庐、舒二州的折役茶、江东丁口盐;他在朝廷任参知政事时,又大力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弊端,富民强国,等等。他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实来源于他的民本思想。他的许多上书、奏章和诗赋中,强调民为邦本的道理。如他在《政在顺民心赋》中说:“阐邦政而攸叙,顺民心而和平。”④又说:“政者为民而设,民者惟政始平。违之则事悖,顺之则教兴。”⑤他要“审民之好恶,察民之否臧。有疾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⑥这些言论及政治主张,正是他主政十余州郡和推行“庆历新政”的施政理念。他努力劝说和影响至高无上的皇帝推行民本思想于天下。年轻时就大胆上书仁宗皇帝:“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于刑典,厚于恻隐,在物祝网,于民泣辜,常戒百官,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惟圣人能之。”⑦民本思想贯串范仲淹为政的一生,他是民本思想忠实的践行者。
  二、竭力主张朝廷选拔清廉有为之士任地方官员。朝廷是通过地方官施政治民,地方官又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因此正确选拔地方官对国家、对朝廷、对老百姓,特别是后者尤为重要。如果任命一位廉洁有为的好官,百姓就安宁,经济就发展,国家就兴旺,这是百姓的福气;如果任命一位贪官酷吏,百姓就遭秧,经济就遭受破坏,国家就衰败,这是老百姓的祸害。王符身居民间,混迹于百姓之中,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忌(佞)危。”①“昔先王抚世,选练明德,以统理民。”②什么样的人为“明德”的贤才呢?他说:“夫修身慎行,敦方正直,清廉洁白,恬淡无为,化之本也。忧君哀民,独睹乱原,好善嫉恶,赏罚严明,治之材也。明君兼善而两纳之。”③那么什么样的人为佞人呢?他说:“苟务作异以求名,诈静以惑众,则败俗伤风。”④如果将此话结合当今社会的某些现象作以解释,就是:那些为了迎合上级意图、标新立异、搞一些虚假的政绩、以骗取好名声的官员;那些不干实事、只知拉关系跑门路、行贿受贿的官员。这些官员的存在,不仅给老百姓没有带来丝毫好处,而且败坏了当地的风俗。他还特别欣赏来之于民间的汉宣帝对地方官员任用的做法。他说:“昔宣皇帝兴于民间,深知之,故常叹曰:‘万民所以安田里、无忧患者,政平讼治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选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见之,观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赏。奷宄减少、户口增息者,赏赐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乱无状者,皆衔刀沥血于市。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群臣畏劝,竟思其职。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凤凰而来麒麟,天人悦喜,符瑞并臻,功德茂盛,立为中宗。由此观之,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选练也;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⑤(119页)不仅如此,王符还对社会上有无廉洁奉公的贤才、官员在位时应否崇尚清政节俭、如何选拔和考核官员等问题都作了论述,这里不再引用。他的这些观点,至今仍有着借鉴的意义。王符所力求的贤才、好官在七百多年以后出现了一位,这就是范仲淹。范仲淹首先与王符“道”同,其中在选拔地方问题上,范仲淹的观点与王符的观点如出辙。他在《奏上时务书》一文中说:“臣又闻,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⑥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剌史、县令,即古之诸侯,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其人。故历代盛明之时,必重此任。”⑦在《上执政书》中说:“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⑧“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孫计,则志在苞苴(蒲包,指缋赠的礼物,引申为贿饹),動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書不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墮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⑨“某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几。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剋,宠风俗之奢僭。况国有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义不足以禁非,官实素歺,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禍。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①这是宋时地方官的实情。当范仲淹出将入相,应宋仁宗之召,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又上《再进前所陈十事》,开始了他的“庆历新政”。在这十事中,前四条都是涉及吏治的建议:一曰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总的意思是能者上,劣者汰。他不仅这样建议,而且派出官员到各地巡查,发现很不称职、为害百姓的官员,“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即先罢后奏,严惩不怠,很快罢免了一批不称职的知州、知县,引起震动。与他共同推行“庆历新政”大臣富弼见状,曰:“范六丈公(即范仲淹别称)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②就是说一家人因丢官失富而哭,怎比得上一路(行政区划名称,一路管几州)的百姓因贪官的欺压残害而哭呢!可见范公是以广大老百姓的利益为重,不惜得罪权贵和既得利益者。对他官是这样,那么曾任过州、县官的范仲淹在任上又是怎样的表现呢?以他“先忧后乐”的意识,每到一地,尽职尽责,为老百姓兴利除弊,救灾抚民,多办好事实事,如前文所述,仅为好事中一二。范仲淹勤政为民,却自己生活清贫,勤俭持家,毫无奢求。他历任多地州官,后至副丞相职务,没有宾客进门不吃肉,妻子儿女的衣食同于一般老百姓家庭,仅求温饱。二儿媳进门,带有嫁妆罗绮帐子,他很不高兴,对妻子说:“我家一向勤俭,不能败坏我的家风。她如果敢带这样东西进门,我就把它当众烧掉。”他虽然勤俭,却乐善好施,经常周济一些贫困人。特别在他晚年,拿出俸禄购田,办置义庄,周济赡养本族中的孤寡老人,等等。范仲淹可谓历史上清官、好官,是地方官的典范、楷模。在当时,多地为其立祠,我们庆州民众立的是生祠,在《宋史·范仲淹传》上有记载;在后世,好评如潮。如金代大文人元好问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則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見,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③
  三、重本抑末,发展农业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普遍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主张重本抑末,这种思想,在《潜夫论》中有突出的论述。王符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④“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則民富,离本守末則民贫。”⑤他又说:“王者以四海为一家,以兆民为通计。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个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者。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于浮末。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则奷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国则危矣。”⑥这几段话,将王符重农的思想表达的淋满尽知,而且在后一段话中,王符用逐步推导法将不重视农桑的后果说得一清二楚。当然这种思想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里是完全正确的,对于科学发达的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
  范仲淹每走一地任职,都将农业放在首位来抓;在推行“庆历新政”时,更将这种做法推广全国。他首先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六曰厚农桑”中说:“臣不见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肤体,爱肤体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宼盗自息,禍乱不兴。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①这又是一次推导式说理,不过是顺时而非王符的逆时,最后的结论是一致的,都是要重视农桑生产。他建议朝廷重视江浙一带农事,因为这里是鱼米之乡、財富之地,但这里地低卑湿,要命令当地州、县令及下派的官员组织民力兴修水利,除却水患。“如此不绝,数年之間,农利大兴,下少饥岁,上无贵籴,则东南岁籴辇运之费大可减省。”“此养民之政、富国之本也。”②范仲淹这种重农思想由来已久,早在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他在家为母服孝时(丁忧),就写《上执政书》,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说:“若县令郡长,一变其人,乃可诏书丁宁,复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勤稼穡之劝。以《周礼·司徒》之法约而行之,使播者艺者以时以度,勤者惰者有劝有戒,然后致天下富之寿之。彼不我富不我寿者,岂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国邦本之道也。”③范仲淹在任庆州知州时作了一首诗:“烹葵剥栆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诵豳风。”④什么是“豳风”?就是由周先祖不窋继承其父弃的倡农之风,虽然现时与周祖时代的风俗大不一样了,但重农、发展农业的思想没有变,作为太守(即州官)的我,要大力推行豳风,发展农业生产,造福当地百姓。“诗言志”,范仲淹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四、都倾心守边实边,保境安民。在东汉后期,羌人揭杆起事,朝廷派兵弹压,整个大西北纷扰了七十多年。战火弥蔓,经济萧条,地方遭难,生灵涂炭,把个汉朝廷折腾得精疲力竭,疲弊不堪,也使边界后移,北地郡、安定郡两次南迁。王符生活在其时其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在《潜夫论·救边第二十二》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往者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⑤造成如此境况,是什么原因呢?王符认为是“两失”,即地方官员失责,朝廷措置失策。这次战乱实际是由地方官员虐待羌人所引起的。当羌人起来反抗时,地方官员又惊慌失措,不顾老百姓的安危,逃之夭夭,完全丧失了地方官员保境护民的职责。王符在《潜夫论》“边议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文中对他们的无能的做法都有揭露:“羌始反时,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创)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长,皆奴怯畏偄不敢击,故令虏遂乘胜上强,破州灭郡,日长炎炎,残破三辅,覃及鬼方,若此已积十岁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痴儿騃子尚云不当救助,且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也哉。”⑥“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盾,惶惧扰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尔。郡县皆大炽。及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怀)奋怒,各欲报仇,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倾侧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哀民之死亡也。”①揭露之词,据实有理,入木三分。地方官和征讨的将帅是这样,那么朝廷又是怎样呢?王符揭露道:“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指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今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示偄寇敌,不亦惑乎!”②讽刺得多么辛辣!然而朝廷虽未像王符所说的那样步步轻弃边城,但还是轻弃了凉、并二州、安定、北地等郡,将这些地方的百姓强性内迁至关中等地。内迁中,百姓不舍故土,颠沛流漓,多死于途,王符给予极大的同情。“且夫士(安土)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畏)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虽知祸大,犹愿守其绪业、死其本处,诚不欲去之极。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坏)郡县以内迁。至遣吏兵,发(芟)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谨劣,不能自达阙廷,依官吏家,迫将威严,不敢有挚。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匮,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大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③面对百姓的苦难,王符痛斥道:“今公卿苟以己不被伤,故竟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杀主上之民以喂羌。为谋若此,未可谓知;为臣若此,未可谓忠;才智未足使议。”④王符的守边之议、同情民众之心令人赞赏,但难达宫廷,只能作如此哀叹。
  历史往往惊人的重复相似。七百年后,羌人又在西北崛起,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羌与宋朝围绕灵州(今宁夏的灵武)展开殊死的争斗,迫使宋朝廷一帮大臣主张弃灵州自安。后灵州失守,今宁夏全部和甘肃西部广大地区为李继迁占据,原来为宋朝内地的延州、庆州、环州、原州、渭州(今平凉)、镇戎军(今固原)等郡州成为边关要地。羌人并不满足,李继迁的孙子元昊自立为夏国,出兵宋境,在距延州之北不足几十里地的三川口战败宋军,生擒宋军两员统帅,不是一场大雪,延州险为其所占。延州成为危城,无人敢去任知州,被派的人推三阻四,不愿赴任。这时,远在江南鄱阳湖畔任饶州知州的一介书生范仲淹,自荐要求戍边。他在赴任延州知州后,向朝廷上报的《延州谢上表》上说:“臣职貳统戎,志存殄寇,所宜尽瘁,敢昧请行。自荐老臣,固惭于汉将;誓平此贼,讵拟于唐贤。”“仰赖圣威,即纾边患。”⑤何等豪言,何等有气概!他这种在大敌当前、边患危重的时刻,勇于担当的精神,不要说东汉末年那些官员、将帅自惭形穢、望尘莫及,就是其他朝代的一些官、将也难以比肩。范仲淹在边三年多时间,竭心尽力,筑城寨、练兵将、营屯田、抚属羌,将宋朝西北边界的烂摊子整顿一新。他任庆州知州兼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时,环庆一带西夏“百万雄师,莫可以前”⑥,不敢涉足半步。边上曰:“边上有一范,西賊闻之惊破胆。”当好水川之战宋军战败,泾原危急,范公毅然出兵救援,消息传之京师,宋仁宗也赞叹:“吾知仲淹可用也!”并调范仲淹为防守力量薄弱的泾原路统帅。不久,他又出将入相,到朝廷任參知政事(副丞相)之职。范仲淹不仅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巩固了宋朝的边防,而且多次写奏书,请求朝廷“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①他还在庆州知州任上,上了《上攻守二策状》《再议攻守疏》等,全面论述防御西夏的策略。在他与韩琦、庞籍等大臣的努力下,西夏国主元昊在庆历四年向宋朝廷俯首称臣,边患一时得到安宁。范仲淹守边,不仅益于当时,更利于后世。宋徽宗宣和五年,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兼庆阳知府(庆州已改为庆阳府)的宇文虚中奏:“故參知政事范仲淹知庆州,筑大顺城,为一路捍蔽,辟洛苑副使种世衡知环州,至今诸路战守之备,多二人规划。”②
  王符与范仲淹思想观点相同、相通的方面不仅上述四点,如对人才的认识上、对官员政绩考核上、对致财经世上、对“朋党”的对待上,在将士的培养上,在讲求节俭、反对奢侈等方面都是相近的。他俩都熟读经书,精通于易学,继承了古代优秀文化这是其思想相通、相近原因之一。
  王符认为:“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③王符盼望“医国”的贤者出现,虽然当时有三位将帅:纪明即段颎、然明即张奂、威明即皇甫规等“凉州三明”(这三人的“字”都有一个“明”字,故称为“三明”)平息了羌人的叛乱,以后朝代里又有许多“医国”的贤者出现,但他们同范仲淹相比,论志向、论思想、论精神、论境界、论见识、论能力、论文才、论廉洁等等,如同沙丘见泰山,不可比拟。范仲淹是真正的“医国”的贤人。
试论王符、范仲淹儒学思想的相通性
高新民① 高 原
  [提 要] 在中国思想史上,东汉王符与北宋范仲淹堪称一代儒学宗师。他们的儒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探讨王符与范仲淹儒学思想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可以使我们深刻领悟儒学思想对先辈宗师的精神熏陶与思想浸润。
  [关键词] 王符 范仲淹 儒学
  清汪继培《潜夫论·笺》序言:“王氏精习经术,而达于当世之务。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今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申商刑名、韩之杂说,未为纯儒。”②汪氏尽管认为王符“复涉猎申商刑名、韩之杂说,未为纯儒”,然其关于“王氏精习经术”,“其学折中孔子”的论断,表明精通儒家经术则是王符思想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在历史上,王符及其《潜夫论》,历来都是被归之于儒家,而非杂家。王符在其《潜夫论》中也曾直接告诉人们,他就是学习儒家经典的。“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③在王符看来,《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是体现儒家学说的主要经典,它是大道之精华,是立身之准绳。要想使自己成够成为一名君子贤人,就必须学习这些儒家经典。所以,他说:“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也。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正因为“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只有学习经典才能“往合圣心”。④我们从王符《潜夫论》来看,《潜夫论》一书共十卷三十六篇,而其中每篇都是大量引经据典,借经明理,以典立论。据不完全统计,全书直接引举五经《论语》书名或引述《经》《传》之文者多达一百三十七次。其中,引述《礼记》者三次,引述《春秋》经、传者二十次,引述《论语》者十九次。⑤可以说是“师乎圣,体乎经”,“溶式经诰,方轨儒门。”⑥
  我们仅以《潜夫论》之《赞学》《务本》两篇为例,以观其要。在《赞学》篇中,王符在论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时,引《周易·大畜》象辞文句“《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在论述“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时,引《诗经·小雅·小宛》文句“《诗》云:‘题彼鶺鴒,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在论述“君子终日乾乾进德修业者,非直为博己而已也,盖乃思述祖考之令问,而以显父母也”时,引孔子《论语·卫灵公》文句“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及“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论述“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时,引《诗经·小雅·车辖》文句“《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及《诗经·周颂·敬之》文句“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在《论荣》篇中,王符在论述“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夫令誉从我兴,而二命自天降之”时,引《诗经·国风·北门》文句“《诗》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在论述“尧,圣父也,而丹凶傲;舜,圣子也,而叟顽恶;叔向,贤兄也,而鲋贪暴;季友,贤弟也,而庆父淫乱”时,引《尚书·康诰》文句“故《书》称‘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在论述“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时,引《诗经·国风·谷风》文句“《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
  不仅如此,在王符《潜夫论》中,还大量存在着不举经典名目而直述经意的文句。在此,我们仅以《潜夫论》之《遏利》《论荣》两篇为例,以明其意。在《遏利》篇中,王符所言之“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财也”,就是不举经文名名而直接意述《国语·周语》之“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之意,谓凡有利于人之财物没有不是天生的。其所言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就是直接意述《国语·晋语》之“无功庸民者不敢居高位也”之意,谓无功平庸于百姓而又欲求其发达者没有不倒台的。其所言之“故以仁义费于彼者,天赏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后。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损之,则亦可以免于‘亢龙之悔’、《乾》《坤》之愆矣”,就是直接意述《周易·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盈之不可久也”与《周易·坤卦》上六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其道穷也”之意,谓物极必反、盛极则衰。在《论荣》篇中,王符所言之“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或潜龙未用,或亢龙在天,从古以然”,也是直接意述《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五,飞龙在天”之意,谓君子贤人,德行俱佳,却遭隐居,一辈子都没有得到重用。而奸佞不肖之徒,品德恶劣,却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之意。
  当然,王符《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与此相类者枚不胜举。仅以此观,足见王符对儒学经典是非常娴熟的,其借经明理、以经立论是非常明显的。
  而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学经典之中,王符尤对《周易》情有独钟。我们知道,《周易》是中国文化的原典,也是重要的儒家经典,谓之群经之首、六艺之冠。而王符《潜夫论》与《周易》的联系,不仅见之于他对《周易》文句的引述或意述,从而借以名理,以典立论。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思想内涵中体现出了《周易》的根本精神。  
  首先,王符《潜夫论》的元气学说体现了《周易》的宇宙生成理念,《周易》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故“易,其至矣乎”;“易,开物成务”。“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易不可见,则乾坤几乎息矣”何谓“易”?《周易》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有鉴于此,《周易》认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①明确提出了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据班固《汉书·律历志》言:“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及孔颖达《礼记正义》言太极乃原始未分之元气来看,《周易》的“易”生万物也就是元气生万物。正因为如此,《周易》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①而王符《潜夫论》的元气学说正是贯穿了《周易》的宇宙生成理念。《本训》言:“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之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天之以动,地之以静,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时五行,鬼神人民,亿兆丑类,变异吉凶,何非气然,及其乖类。天之尊也气裂之,地之大也气动之,山之重也气徙之,水之流也气绝之,日月神也气蚀之,星辰虚也气陨之,旦有昼晦,霄有大风,……莫不气之所为也。”可以看出,在王符《潜夫论》中,元气是宇宙间的原初存在物,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无元气则无阴阳,无阴阳则无天地,无天地则无万物。可以说,王符元气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与《周易》的太极生万物是全完一致的,体现了《周易》的宇宙生成理念。
  其次,王符《潜夫论》的天人学说反映了《周易》的宇宙结构模式。《周易》言:“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②故“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③《周易》所谓的“易六位而成章”,“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表明《周易》就是阐发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亦即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在《周易》看来,天道始万物,地道生万物,人道成万物,天地人三才之道并列就是宇宙的基本结构。《周易》将天地人三才并列,摆正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王符《潜夫论》正是承袭了《周易》的宇宙结构理论,把人的存在纳入了整个自然宇宙的整体结构系统之中,肯定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王符说:“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④王符《潜夫论》的“三才异务”,正是基于《周易》的“天之道曰阴与阳”,“地之道曰柔与刚”,“人之道曰仁与义”之说。所以,他明确指出了“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为”的观点。⑤强调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摆正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可以看出,王符的天人学说与《周易》的宇宙结构理论是完全相通的。
  第三,王符《潜夫论》的变化发展学说反映了《周易》的宇宙通变观念。《周易》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为变所适。”⑥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⑦可以看出,在《周易》看来,通变是宇宙的根本法则。所以,《周易》言:“阖户谓之坤,辞户谓之神,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⑧“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⑨“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⑩这说明,通变是宇宙的品性。王符《潜夫论》发扬了《周易》的这一根本精神,以通变为宇宙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法则。王符说:“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有变化。”①“气运感动,亦诚大矣,变化之为,何物不能。”②肯定整个客观世界处于永无止息的变化发展之中。正是在《周易》的启迪下,《潜夫论》广泛阐发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王符看来,事物的变化发展,在特定条件下,一般来说,都是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治,危生于安。”③明确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而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和源泉不是来自事物的外部,而是产生于事物的内部,产生于事物内在予盾的“翻然自化”。而且,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从微小的不显著的量的变化开始,通过逐渐的积累即量的扩张而形成最终的质的变化。“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断而颠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积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积下不已,必极黄泉之深。非独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积善不怠,必致颜、闵之贤。积恶不休,必致桀、跖之名。非独布衣也,人臣亦然。积正不倦,必生节义之志;积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独人臣也,国君亦然。政教积德,必致安泰之福。举措数失,必致危亡之祸。故仲尼曰:‘汤、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纣非一恶而亡也,三代之废兴也,在其所积。’”④提出了“积微成显,积著成体”的论断,深刻阐发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法则。可以看出,王符《潜夫论》的变化发展观念与《周易》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看出,以儒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王符思想基本特征。
  而范仲淹亦是如此。《宋史·范仲淹传》言:“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忘所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可见,范仲淹是北宋儒学复兴的推动者和倡导者。正因为如此,范仲淹在其所著文论中广泛征引《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学经典。或直引,或意述,或借经传言,或以典立论。在范仲淹看来,“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鑑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慰之机,陈得失之鑑,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⑤他“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⑥的治学里路,对北宋儒学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此,我们仅以《周易》为例。我们知道,北宋时期,佛老激扬,儒学淡漠,“孔子甘寂寞”,“六经无光辉”。⑦“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⑧“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⑨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复兴儒学,范仲淹开启了引《易》立论的学风。在范仲淹看来,《周易》是群经之首、六艺之源,所以,恢复儒学必先从倡导《周易》开始。正因为如此,他“读《易》梦周公”,“养志学浮丘”,⑩以《易》为宗,或引《经》《传》,或兼述《易》理,为彰显儒学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
  诸如,他在《乞修京城劄子》中论述近代戎狄为京师之患,不可不为之大防时言:“《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在《论西京事宜劄子》中言:“《易》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在《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中言:“臣闻《易》曰:‘大观在上。’”在《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中言:“臣观《易·震卦》曰:‘震,亨。’谓圣人因震恐而致亨达也。禹汤罪己,其兴业勃焉。是皆得《易》之旨。”在《润州谢上表》中言:“臣安大《易》之义,《坤》者柔顺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坚冰之防,以其险不可长也。《丰》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见斗之戒,以其明补可微也。”在《答赵元昊书》中言:“《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养万物,故其道不穷。圣人养万民,故其位不倾。”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言:“天生蒸民,各食器力,唯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于是圣人率民以养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无德,何食之有?”在《上执政书》中言:“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又言:“《易》曰:‘履霜,坚冰至。’”在《奏上时务书》中言:“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起坏,则为莱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在《邠州建学记》中言:“予尝观《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谓其道未通,则畜乎文德,俟时而行也。在《兑》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谓相说之道,必利乎正,莫大于讲习也。诸生其能知吾君建学,圣人大《易》之旨,则庶几乎。”在《清白堂记》中言:“观夫《易》之大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矣。”在《近名论》中言:“《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如此等等。
  不仅如此,范仲淹著《易义》一文,对《周易》六十四挂中的二十七卦作了新的解释,比孔子还多出了八个卦。据《周易·系辞》可知,孔子对《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十九个卦作了新的解释,即所谓的“解卦十九则”。而范仲淹却达到二十七卦,足以观见他对《周易》的重视。
  诸如《乾》卦,《易义》言: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圣人之德位乎天之时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成而不迁。有时舍之义,故曰‘见龙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见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圣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时乘之义,故曰‘飞龙在天’。位正于上,故曰‘利见大人’,‘乃位乎天德’于是乎位矣。或者泥于六位之序,止以五为君,曾不思始画八卦,三阳为《乾》,君子象也,岂俟于五乎?三阴为《坤》,臣之象也,岂俟于四乎?《震》为长子,岂俟重其卦而始见于长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则有内外之分。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余爻则从其进退安危之会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龙,而九三不言龙而言君子,盖龙无乘刚之义,则以君子言之。随义而发,非必执六龙之象也。故曰易无体,而圣人之言岂凝滞于斯乎?”
  复如《咸》卦,《易义》言:
  “《咸》,阴进而阳降,《兑》阴卦,《艮》阳卦。上下交感之时也,与《泰》卦近焉。《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咸》卦天地感而万物生。然则《泰》卦三阴进于上,三阳降于下,极于交而泰矣,故曰万物通。《咸》卦阴进而未尽达也,阳降而未尽下也,下卦犹有二阴,上卦犹有二阳。感而未至于《泰》矣,故曰万物生而犹未通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无穷,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腾口,薄可知也。”
  再如《明夷》卦,《易义》言:
  “《明夷》,阴上明下,其义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蔽贤伤善之时也。夫文明在上,则贤者遂进;文明在下,则善人用伤。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后免于其难。然则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尝幽之耶?文王盖有国焉,德加于人,晦之难也。故以文明入于难,终以柔顺而出矣。箕子虽无政焉,而最近于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后乃免。故文明在下,难哉,圣贤其犹病诸。变析时者,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汤武之事欤。”
  如此等等。除此而外,范仲淹还撰有《四德说》《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才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易学专论。在此,我们仅举《四德说》,以赏其文。
  “《易》有说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死德,曰元亨利贞。虽《文言》具载其端,后之学者或未畅其义。故愚远取诸天,近取诸物,复广其说焉。夫元者何也?道之纯者也。于《乾》为资始,于《坤》为发生,于人为温良、为乐善、为好生,于国为行庆、为行措,于家为父慈、为子孝,于物为嘉穀,为四灵。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则善之长也。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于天为三辰昭会,于地为万物繁殖,于人为得时茂勳,于国为圣贤相遇、为朝见会同,为制礼作乐、为上下交泰,于家为夫子、为夫妇、为九族相睦,于物为云龙、为风虎、为鱼水。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则嘉之会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于天为膏雨,于地为百川,于人为兼济,于国为惠民、为日中市,于家为丰财、为富其邻,于物为驺虞、为得食雞。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义之和也。夫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于天为行健,于地为厚载,于人为正直、为忠毅,于国为典则、为权衡,于家为男女正为、为长子主器,于物为金玉、为獬豸。其迹异,其道同,统而言之,则道之幹也。行四德者之谓道,述此四者之谓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违,而况于人乎?而况于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仪不宁;人微四德,则无令名;国家无四德,则风教不伦;物无四德,则祥瑞不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与王符一样,其对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学经典,不只表现在引《易》立论,借以明理上,更在于他的思想体现了出了《周易》的基本精神,反映出了《周易》理念对他的的熏陶和浸润。纵观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是,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体现了《周易》的通变理念。范仲淹面对北宋庆历年间“今四方多事,民日以穷困,将思为盗,复使不才之吏临之,赋役不均,刑罚不当,科率无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乱所由生”①的局面,毅然上书陈事,建议“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搪恩信、重命令、减徭役”②,提出了变法革新,革除时弊的主张。我们知道,北宋中叶以来,农民起义,士兵哗变,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政事日非,风雨飘摇。为此,范仲淹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其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③若不变法更新,革除弊政,则国家无以振兴,民生莫能拯救。他说:“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④以易理论证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范仲淹看来:“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通幽洞微,极万物盛衰之变,钩深致远,明二仪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圣微旨。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在乎穷之于此,得之于彼。”①“夫圣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为宪。”②“天下无道,圣人革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③认为《周易》的变革变易理念体现了客观事物发展的基本法则。正是基于此。范仲淹对《周易·革卦》彖辞之“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指出:“以天下之说(悦)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不道,”是“革去故而鼎取新”,④既和于天时,又顺乎民心。又对《周易·鼎卦》离上巽下,离为火巽为木,指出:“以木顺火,鼎始用焉,圣人开基立器之时也。夫天下无道,圣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为义,表时之新也。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其此之时欤!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⑤可以看出,《周易》的变革理念是范仲淹改革思想的哲学基础。
  其次,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反映了《周易》的损益观念观念。《周易》有《损》《益》两卦。在《周易》看来,损益之道是王者的治国之道。关于《损》,彖辞言:“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⑥关于《益》,彖辞言:“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由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彖,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一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⑦可以看出,《损》《益》是言为治者的治国理念。正是在《周易》损益观念的启迪下,范仲淹提出了“自上惠下”,“人民曾益”改革观点。他说:“《损》,山泽通气,其润上行,取下资上之时也。夫阳,实也。阴,虚也。下卦二阳,上卦二阴,取阳资阴,以实益虚者也。虚者反实,则实者反虚矣。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损之有时,民犹说也。损之无时,泽将竭也。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无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斯之谓欤。”⑧又说:“《益》,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自上惠下之时也。天道下济,品物咸亨。圣人下济,万物咸宁。《益》之为道大矣哉。然则益上曰损,损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长矣。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动也,涉大川而无患。雷风与也,兴万物而无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⑨在范仲淹看来,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利上。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所以,他说:“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⑩只有“天道下济”,才能“品物咸亨”。只有“圣人下济”,才能“万物咸宁”。11为治者自损益下,形式上是自损而下益,而事实上只有下益,社稷才能稳固,最终得益的是上者。可以看出,范仲淹以《周易》的《损》《益》之道表达了他的民本思想。所以,他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在养民,善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体肤,爱体肤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自息,祸乱不与,是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①并提出了“平差役”、“减徭役”、“明黜陟”、“裁冗官”等一系列惠民措施。可以说,《周易》损益观念是范仲淹推行政治改革的理论根据。     
  第三,范仲淹的德化思想得益于《周易》的崇德意识。崇德尚德是《周易》的重要思想。《周易》以“德”为天地宇宙的最高品性。我们现在能够涉及到的有关天德、地德、盛德、至德、文德、懿德、大德、厚德、君德、育徳、居德、俭德等等概念的论述,都可以在《周易》中看到。这说明,《周易》对德是非常重视的,其目的就是在告诉人们,德是天地的最高品性,崇德是人对天地之性终极观照;德是天地的最高品性,尚德是人对天地之性的终极追求。正因为如此,《周易》言:“君子以成德为行。”②“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③只有这样,才能“盛德大业至矣哉”。④正是基于此,范仲淹从维护北宋王朝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以德为治,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宽猛相间的政治主张。他说:“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尧舜以德,则人爱君如父母。秦以力,则人视君为仇雠。”⑤为政必须“克己之仁,政必顺民”,“以众心为心”,“不以己欲为欲”。⑥在范仲淹看来,要维护国家社稷的安危,就必须实行德化,以德致治。只有“教化为心,”才能“趋圣人之门”⑦。而德治的关键是安民和惠民。他说:“士之应常也,在于己不在于人。诸侯之常也,在于政不在于鄰。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尧舜为仁,终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⑧先贤往圣正是因为他们遵守了这个法则,所以他们才能够教化天下。正因为如此,范仲淹写下了《君以民为体赋》、《用天下心为心赋》、《上执政书》、《上时相议制举书》、《穷神知化赋》、《稼农惟宝赋》、《政在顺民心赋》等大量安民化民的专论,充分论述了为政以德、教民以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看出,《周易》的崇德意识是范仲淹推行改革的思想前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王符与范仲淹在传承儒家思想文化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和相通的,儒学六艺之术是王符与范仲淹思想的基本内核。通过探讨和梳理王符与范仲淹儒学思想对相通性,使我们充分感受了儒学思想对先辈宗师的精神熏陶与思想浸润。
试论范仲淹对王符治边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刘月兰①
  [提 要] 在东汉面临内忧外患的危局下,王符在认识战争性质、分析战局形势的基础上,指出要积极治边,并从慎选边将、严明赏罚、修整战备、迁民实边等几方面努力。北宋范仲淹在对西夏用兵期间,基本上继承了王符的治边策略,并根据北宋的实际情况,有所变通与发展,主要表现在择将练兵,赏罚严明,修城筑砦,积极防御,屯田实边,安抚诸羌,共退强敌等方面。
  [关键词] 范仲淹 王符 治边 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史上,王符与范仲淹均有所建树,他们的治边思想对当时及后世亦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故在梳理二人治边策略的基础上,系统探讨范仲淹对王符治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王符对治边思想的积极探索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省原县)人,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政论家。他终生隐居不仕,著书立说,集为《潜夫论》。周中孚如此评价王符,其“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沿体,所敷陈多切中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②西羌之患,是整个东汉社会最主要的边境威胁,羌汉战争几乎贯穿东汉一朝。王符身处的东汉中期,正是羌患最严重的时期。他归乡隐居之后,目睹了羌患给边地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灾难,同时也亲身经历了内迁的流离之苦。王符在《潜夫论》中有《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四篇文章专论当时东汉与羌族的战争。他在批判朝廷治边之策失败的同时,认真分析时局,提出了自己对羌作战与治边的理念。主要包括慎选边将、严明赏罚、修整战备、迁民实边等。
  王符的治边思想,首先体现在他对战争的认识上。王符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安疆宇”,“安疆宇”的目的则在于救民灾患,除民祸乱。“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猃狁于攘,非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氐、晃,莫不来享,普天思服,行苹赖德。况近我民蒙祸若此,可无救乎?”③王符进一步指出“自古有战”,且羌汉战争并非因东汉王朝“好武”、“贪土”而起,故面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侵扰,必须坚决以战争的方式平息边患,救民于水火之中。
  王符紧接着分析东汉在对羌作战时少有胜迹的原因,一是将帅懦弱无能。羌人在最初起兵时,人数不多且兵器不全备,若将运用得当,兵民一体当能迅速退敌。但是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则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甚于逢虏”。①他们对边民造成的灾难甚至超过了羌人,故边患长期得不到平定,并非天灾,实乃长吏之过。二是朝臣昏庸、贪图安逸,影响君主决策。一场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的决策正确与否。而此时的东汉社会腐败盛行,皇帝不思进取,权贵之臣贪图安乐,对西北战事表现出十分冷漠的态度。王符在文章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今公卿内不伤士民灭没之痛,外不虑久兵之祸,各怀一切,所腹避前,苟云不当动兵,而不复知引帝王之纲维,原祸变之所终也。”且“今公卿苟以己不被伤,故竞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杀主上之民以喂羌。为谋若此,未可谓知,为臣若此,未可谓忠,才智未足使议。”②从中可以看出,正是这些朝臣的不作为,采取消极抵抗乃至“复怔松如前”,在朝廷中形成很大的导向,直接影响了君主的决策。
  王符在分析战争失败原因的基础上,还对当前的敌我双方形势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之前的失败已经酿成,为今之计是积极应对,以求后期之胜。但是朝臣却提出“捐弃凉州,却保三辅”,“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等谬论,王符对此给予了一一的辩驳,坚决反对弃边内徙,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治边即救边、安边和实边。他认为有国必有边,缩边削地不能保国安宁,只有平息边患,使边疆安定,国家才能安宁;只有采取优惠的政策移民实边,开发边地,才是平边患、保中原的良策。③
  王符认为边与国二者唇齿相依,休戚相关,安危与共。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利害关系方面考虑,都应该救边、守边,抚恤边民,而不是弃之不顾。针对庞参等人认为羌乱不止是有边之过,企图通过放弃凉州,确保中原安宁的幻想,王符指出,这足以表明这些公卿大臣的不明事理和荒谬可笑,正所谓“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今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示弱寇敌,不亦惑乎!”④
  王符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治边策略,一是慎选边将。王符认为:“折冲安民,要在任贤,不在促境。”他非常重视将领的作用,主张在边将的选择上要做到任人唯贤。关于如何选将,则应分别以“智、仁、敬、信、勇、严”等为标准。这意味着选将时不仅要考察将领的德行,也要慎重考虑他的实际领兵作战能力及战术修养等。唯有此,方能使得将领人人信服,打得胜仗。
  二是严明赏罚。王符认为,东汉军队的节节败退,将帅无能,不能严明赏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故他主张严明赏罚,顺应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对有功者重赏,对有罪者必罚,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军队的士气,使得“一旦军鼓雷震,旌旗并发,士皆奋激,竞于死敌”。①
  三是修整战备。王符认为,战场上的进攻很重要,但是防守亦是必须的,尤其是在敌进我退之时,更应做好防御工作。“明修守御之备”、“修己之备”就是当务之急。他主张“明君先尽人情,不独委夫良将,修己之备,无恃于人,故能攻必胜敌,而守必自全也。今言不欲动民以烦可也。即然,当修守御之备。必今之计,令虏不敢来,来无所得;令民不患寇,既无所失。”②
  四是迁民实边。王符的实边并不是仅仅指增加边地人口,而且还要求发展边地经济。他认为,只有边疆生产得到保证,努力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充实边疆,才能够真正抵御外敌的侵略。王符还提出了“迁民实边”的具体措施及政策。这样就可以做到“均苦乐,平摇役,充边境”,真正实现“治边安民”。③
  二、范仲淹对王符治边思想的继承
  范仲淹,字希文,祖籍陕西邠州,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卒谥文正,人称范文正公。庆历元年(1041年)4月,范仲淹改知耀州,5月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元昊请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从庆历元年5月至庆历四年正月,范仲淹知庆州共4年。④
  范仲淹是北宋一位对西北边防极度重视并留有文字与功绩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而且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范仲淹认识到陕北乃边塞要地,是整个关中平原乃至中原地区的屏障。“从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国,被于渭洛。”⑤范仲淹在知延州、庆州期间,体察军情、民情,做到了知己知彼,对王符的治边思想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与继承,范仲淹对王符治边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择将。王符与范仲淹都非常重视将领的作用,并注重从孙子兵法中吸取经验。“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⑥“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⑦孙子这一理论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将领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范仲淹到陕西前线后,很重视部队将领的选拔与培养。他向朝廷上疏:“臣等窃见用兵之外,诸军内若有指挥使、员仍得力,则不唯训练齐整,兼监阵之时,各能将领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员不甚得力,则向下兵士各骄惰不受,纵多致退败,显是军气强弱系于将校。”⑧范仲淹选择将领时,重才能轻学历。并大力推荐有才能的将领。如他在《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中,一次就向朝廷推荐了十五名将领,并将其分为两等级,注明其才能品行,以便朝廷采择使用。对于昏庸无能的将帅,他极力主张拣选调职。他向朝廷建议,凡是军员中“年高手沉重,并疾患羸弱不堪披带,及愚憨全无精神不能部辖者”,一律调职。⑨范仲淹推荐、培养的狄青、种世衡等名将屡建奇功,为抵御西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2.赏罚分明。王符与范仲淹都非常重视赏罚。范仲淹深知军无威不行的道理,因此,自上任后,将严肃军纪、赏罚分明作为治军的根本方略,并坚决贯彻执行。如“康定元年十一月一日,鄜延路巡检李惟希下兵士王义等四人作闹扇摇军人,公到延州,据司理院勘到,并断送葛怀敏军前腰斩。”当然对于有功的将士,范公也会按例嘉奖,以鼓舞士气。如“十六日,奏张继勋破贼于归娘谷,乞赐酬奖”。②正是由于范仲淹赏罚分明,恩罚并树,将士日夜操练,军心大振,驻守的军队战斗力很快增强,以致西夏军互相告诫曰:“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③
  3.固防。堡砦是北宋防御西夏的主要设施,在同西夏政权的长期抗衡中,无论是防御阶段还是进攻阶段,都采用了沿边修筑堡砦的措施。④范仲淹认为要巩固边防,首要之计即在地势险要之地广筑城堡。如庆历元年修筑的大顺城(今甘肃省华池县境内),战略地位十分险要。第二年,复筑细腰城、葫芦寨,成为捍卫环庆的重要屏障。据清人赵本植氏编撰的《庆阳府志》记载,范仲淹在今庆阳地区一地修建或复筑的城寨就有铁边山寨(安化)、葫芦泉寨(环县)、槐树镇(安化)、风川镇(合水)、甜水堡(环县)、乌仑城(环县)等二十九城。范仲淹在西线边境推行的广筑城,明显增强了防御能力,有效地抵御了西夏的东侵。⑤
  4.屯田。范仲淹认为要长久的巩固边防,且解决目前军事上、财政上的困局,急需屯田。在总结以往历代屯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范仲淹建议在边境城寨都可以招募弓箭手和士兵把守,在城寨附近耕种官田,且耕且战“有事出征,无事务农,闲暇操练”。他还建议让那些种田的士兵劝服家人前来,共同耕作,家人同心,坚定守边之心和斗志。这样,既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部分地解决了边境驻军的兵饷粮运问题。欧阳修在论述屯田的作用时指出:“宝元、庆历中,李元昊反,屯兵四十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抵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即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臣服。”⑥这说明范仲淹的屯田之策,一举数得,对阻止西夏进兵关中和巩固西线边防,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范仲淹对王符治边思想的发展
  范仲淹在继承王符治边思想的基础上,依据用兵实践,注重从北宋国情、边防实情出发,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发展了王符的治边思想,提出了许多新的治边良方。
  1.积极防御。范仲淹在对西夏用兵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边思想,其核心是积极防御,这集中体现在《上攻守二策状》、《再议攻守疏》、《陕西河北和攻守备四策》等奏疏之中。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河北备策》中,范仲淹将自己的防御守备策略归纳为:密为经略,再议兵屯,专于选将,急于教战,训练义勇,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除上述已经阐述之外,“密为经略者”,要求朝廷派遣近臣,“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修京师外城者”,目的“非徒御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密定讨伐之谋者”,要求朝廷“密为方略,以待其变。未变则我不先举,变则我有后图”。①事实上,当时北宋积贫积弱,缺良将,少精兵,指挥策应、信息传达等能力薄弱,物资供应难度很大,有力地防御确实要比冒进的进攻切实可行。庆历元年(1041年)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之败,就是宋军冒然轻进的结果。难能可贵的是,范仲淹并不排斥进攻,相反他认为适时的局部进攻应该成为积极防御的一部分,进攻是为了更好地构筑防御体系。正是这种积极防御策略逐步推进并贯彻西防诸州,西夏在战场上与宋的对决越来越吃力,终于迫使其于庆历三年(1043年)议和,至此北宋西防得以安宁。
  2.改制练兵。北宋初期,兵将不知,将帅无权,且有总管领万人,钤辖领五千,都监领三千的规定;作战时,官小者先出兵作战。范仲淹认为,这种做法非常的不可取,并作了一定的变动。他在延州大阅州兵,淘汰老弱病残,得1.8万名士兵;分为六将,每将3000人,派都监六人统率;每人负责一将士兵的教练和作战,视敌兵的多少,灵活出兵抵御。这样,不仅加强了军队的训练,做到职有专责,而且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知的弊端。范仲淹非常注重军训军纪,违抗军令者,轻者罚,重者斩,不抓训练和不参加训练的将士都要受到应有的处罚。经过上述一番军制改革和训练整顿,他率领的军队,士气和作战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军容严整,面貌为之一新!他首创的“将兵法”成为后来神宗时王安石所立“置将法”模式,为后世所沿用。②
  3.招抚诸羌。北宋时,西北沿边的羌、吐蕃等少数民族,据险而守,拥有自己的军队,他们的向背,给宋夏军事力量的对比带来很大的影响。最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环庆酋长六百人约与贼为乡导。”③另外,少数民族诸多生活、生产上的相似之处,也导致了他们更乐于接受与元昊的合作。驻守西北的军事将领,最初基本上都忽视了这些力量转向的可能性,对待他们如同对待西夏军队,甚至认为更好欺负,无形中逼迫了一些部落不得不投靠西夏。
  范仲淹负责对夏军事后,注重考察军情民意,对沿边的羌人、蕃部实力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他们采取了以招纳安抚为主的政策,并在物质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记载,范仲淹担任环庆路统帅后,“即奏行边,以诏书稿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④范仲淹知人善任,重用种世衡、蒋偕等人,专门负责对“诸羌”的招抚工作;并专门奏请朝廷,赐封嘉赏。在范仲淹的“招抚”政策感召下,归服元昊的羌人,又纷纷回归北宋。他对“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⑤招抚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诸羌“招抚”的成功,对加强北宋的防御力量,团结羌人,迫使元昊停战“和议”等都起了积极作用,范仲淹的“招抚”政策,不但巩固和加强了西陲边防,同时也加强了各民族的交往和团结,特别是加强了羌汉人民之间的联系,使他们睦邻相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四、总结
  王符自幼好学,据范晔《后汉书·王符传》中的记载,“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蒸憒,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饥当时失得,不欲章里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又云“后度辽将军皇甫規解官归安定……又白王符在门。規素闻符名,乃惊逑而起,衣不及带,展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上述文字至少表达出两种信息,一是王符的出身并不好,且耿介不同于俗,因此很难得升为官,遂隐居著书立说,共计三十六篇,取名为《潜夫论》。二是王符的声誉,由抗羌名将皇甫规的动作及“素闻符名”,表明了王符在当时社会中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也仅限于周边而已。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潜夫论》在王符在世的东汉中后期没有广泛流传的迹象。①由此可以推断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表达的一系列的治边思想对当时的边防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他的影响主要是在后代,唐宋与明清。
  仔细研究《潜夫论》及当代学者对王符治边思想的探讨,我认为王符治边思想的精髓与独到之处当在其对战争性质与边、国关系的深刻剖析上,好学、性耿介与隐居、躲避羌祸等无疑对他的认知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远离官场,从未从军且地处偏僻的他,难免获得信息不够及时与通畅,故在分析东汉对羌作战少有胜迹的原因时,很难全面且深刻;在具体论述对战策略时,不免多了些书生气。
  据《四库全书总目·文正集》提要云:“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苏轼称其天圣中所上《执政万言书》,天下传诵,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者。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初不必说太极、衍先天,而后谓之不愧王佐也。观仲淹之人与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实效之分矣。”②由此可见范仲淹与王符差异之大。
  范仲淹在到西北主持军事以前,有着早年苦读,初仕为官,因屡次进谏三次贬出京城等重要经历,无疑都对他奉命抵抗西夏的军旅生活有着莫大的影响。能吃苦,博学,敢于直言并坚持,注重民生,注重实际,通晓官场规则等都有利于他在西北战场的发挥。故他的治边理念更实际,更实效。仔细对比他与王符的治边思想,可以看出,范仲淹更多地继承了择将、固防、赏罚、实边等方面,并且在改制军制,积极防御,安抚诸羌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挥。但是理论方面的探讨则稍显薄弱,这大约与其政府官员的身份有着密切关系。
浅议王符与范仲淹思想之共同点
张香琳①
  [提 要] 研究王符和范仲淹,不难发现,这两位伟大历史人物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但是却在出身志向、气节情操、民本仁爱、举贤任贤、清廉淡利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试就两人思想之共同点做一探讨。
  [关键词] 出身志向 气节情操 民本仁爱 举贤任贤 清廉淡利
  王符(约85——162年),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今甘肃镇原人),东汉进步思想家、哲学家。
  了解王符,首先要从《潜夫论》开始。《潜夫论》成书问世大致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时期(即公元107年——144年),全书10卷36篇,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历史、人性、美学、军事等各个方面,内容深邃,领域广阔,照察了东汉王朝由盛至衰的社会阶层各个角落。从《潜夫论》被列入隋朝《经籍志》到范晔所著的《后汉书》中将王符与王充、仲长统并列为三贤,可以看出《潜夫论》虽然产生于汉末乱世不被当时统治者所赏识,但却被后期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文士给予极高赞誉。尤其是在盛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把《潜夫论》作为一部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来继承,而且还把许多“治国安民之术”作为政治原则和指导思想来加以贯彻执行。政治家魏征、文学家韩愈不但给予《潜夫论》极高的评价,而且对王符“耿介不同于俗”的崇高品质和批判精神极为赞赏。今日,我们研读《潜夫论》,仍不时为王符的精辟言论而折服,其思想光芒穿越两千年时光,依然那么新鲜犀利,摄人心魄,他的思想,早已汇入中华传统文明的灿烂长河。而在这条长河中,还有一朵与他一样绚烂耀目的浪花,它们滋润流淌在庆阳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至今不息。这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祖籍陕西邠州人,谥号文正,后人称其范文正公,北宋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1041)年5月24日调知庆州(今甘肃庆城县)。“范仲淹在知庆州、戍守环庆期间,制定攻守政策,修筑了大顺城、细腰城,搞好汉蕃关系,举荐贤才,为庆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到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的50年间,范仲淹父子两代三人四知庆州,并且多有建树,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克服困难,保一方平方,为国屏藩。范仲淹写于庆州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题材新颖,构思超卓,佳句迭出,‘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将军白发征夫泪’揭示了将士们在艰难困苦下建功立业与思乡之情”①。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矢志不渝,以其光辉人生实践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他不仅政绩卓著,兴学育才,而且引领了北宋士风,开创了新文风,“其一生出将入相,功业文章,彪炳青史,人格道德,壮志情怀,传颂千古”②,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研究王符和范仲淹,不难发现,这两位伟大历史人物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但是却在出身志向、气节情操、民本仁爱、举贤任贤、清廉淡利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试就两人思想之共同点做一探讨。
  一、出身志向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其《后汉三贤赞》中曾说,“王符节信,安定临泾。好学有志,乡人所轻。愤世著论,《潜夫》是名……”。从个人命运方面来看,王符虽然从小好学有志,但出身却不高贵,甚至很轻贱。因为他“无外家”。什么叫“无外家”,就是没有舅家。其实也不是真没有舅家,而是舅家声名不显赫,没有社会地位。当时的风俗重嫡出轻庶出,也就是看重正妻所生的孩子,轻视小妾所生的孩子。王符从小受人歧视,就是因为母亲的身份为妾。但是,他并不因此颓废,而是隐居山野,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发出了《潜夫论》(《赞学篇第一》)中的“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的思想见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而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范公神道碑铭》则说道:“范仲淹二岁而孤,家贫无依,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已任,发愤苦读,或夜昏怠,辄以水沃面。食不给,啖粥而读”③。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范母谢氏年轻,贫无所依,带着他改嫁给山东长山县朱文翰,范仲淹跟着继父姓了朱,作为异姓之子寄人篱下。有一个成语“断齑画粥”就是讲范仲淹的。说他小时候家里贫寒在僧舍读书时每日用粟煮粥喝,喝剩的粥过一晚上就凝结成块了,第二天,他用刀把剩粥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后人用此成语来形容不畏艰苦,刻苦求学的精神。为朱氏兄弟浪费不节,范仲淹数次相劝,朱家兄弟不思悔改反而十分恼怒,说“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自此范仲淹才惊知身世,他愤而自立,佩剑到南京应天府学发奋读书,母亲谢氏知道后,遣人追到府学,苦劝范仲淹回去。但是范仲淹却对来人说:“我将寒窗十年苦读,待将来登弟为官,再来迎接娘亲归祖”,这是何等志气,他这一读就是五年,直至考中进士。当然,年纪轻轻的范仲淹这里所说的“登弟为官”不仅仅是为了光宗耀祖,更多的是打算以满腹才学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二、气节情操
  王符所处的东汉中后期,正是东汉王朝政治、经济和意义形态从极盛走向衰败之际,国力空虚,政治黑暗,入仕为官必须要有在位者推举引荐。许多学子为了入仕求官,不惜委曲求全,阿谀奉承。王符虽然满腹经纶,并东游洛阳广结名士,却终不愿向当权者折腰,因而进仕之路始终未向他畅开。韩愈在其《后汉三贤赞》中写道:“……《述赦》之篇,以赦为贱,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辽,闻至乃惊,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岂若雁门,问雁呼卿?不仕终家,吁嗟先生!”这里有个典故,说是从辽西解官归来的皇甫规,曾经是平定羌乱的大将。当时有一位曾做过雁门太守的官员来求见,听说这官员的乌纱帽是花钱买的,因而皇甫规高卧在床,托着腮帮讽刺他说:你在雁门做太守,雁门的雁肉好吃吗?那人尴尬蒙羞而去。但是听说王符来求见,皇甫规慌得连衣服带子都顾不得系好,光脚拖着鞋就去迎接,而且拉着王符的手,促膝而谈。皇甫规这样看重王符,就是早就听闻王符身上有着文人清傲的节气,唯恐怠慢一步就会失去和他高谈阔论相互切磋的机会。后人因此而感慨,“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
  而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率领百官要到安徽亳州去朝拜大清宫,路过南京。当时范仲淹正寄居在南京读书。听说皇帝要来,大家争相要去观看,只有范仲淹依然捧书乐读,充耳不闻,有同伴问他,难道你都不想见识皇帝的威仪吗?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范仲淹边翻书边说,将来再见也不晚。第二年他赴京考试果然一举金榜题名,进士及弟,成了宋真宗御宴上的嘉宾。为官后,他面对当时兵革不休,战乱不止,武人专权所造成的文治不兴、礼崩乐坏、儒学式微的局面,振臂呼吁,严词抨击士大夫阶层苟且偷安、明哲保身的颓废风气,并以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引领士族放弃个人利益得失转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在他身体力行的长期影响下,直至北宋中叶之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思想和责任意识才得以复兴和光大。
  从王符和范仲淹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纯真地保留了知识分子的那份不谄媚,不折腰的高尚气节和情操。
  三、民本仁爱
  东汉时期,长安以西为汉羌民族杂居的地方,羌人起义后趁朝廷实边无策和内外空虚之机,大举入侵,烧杀抢掠,而朝廷文臣武将和边郡将帅均不思抵抗,主张弃边。并且在退逃途中强行驱赶民众内迁,不但造成边境土地大片丢失,而且还把战火蔓延到京都洛阳四周。其逼民内迁所带来的灾难,比羌人的铁蹄肆意践踏更为惨烈。东迁的边民,家人离散,饥饿怨痛,泣血哭号,在这场战乱流离中,王符曾三次随迁洛阳,所以他对边民内迁而遭受其苦的感受异常深刻,他感慨道:“先圣制法,亦务实边”、“兴其邦家”、“盖安中国”,因此他在《劝将第二十一》、《救边第二十二》、《边议第二十三》、《实边第二十四》中再三呼吁强调:防御外患,救边固内要早定“战守之策”,不能被那些坐等天时来惩灭“羌祸”的邪说所迷惑,也不能只依靠单一的用兵,应当把治边与富民,救边与治政,实边与用兵,边境与内地等因素结合起来,采取诸种特殊政策,鼓励内民西迁实边,发展生产,建设边地,以此来安定连续,巩固中原。他的这些见解,既是其军事思想内涵的精要,也是他民本思想的核心所在。最后,他在《实边第二十四》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王符还在《务本第二》中开门见山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的立论命题,重点提出了对农、工、商三者“本”与“末”的根本看法,认为农、工、商是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进退的三大主业,都是开富之源,只要务本抑末,分清主次,兼顾发展,均可强国利民。认为经邦济世,富国裕民,正学教化,养育人才,是治国安民平天下的大计。
  同样面对羌乱,范仲淹知守庆州期间,则根据敌我双方攻守形势和军事态势,毅然坚持以守为主的防御策略,并排除各种干扰,撰写了《功守议》和《再议功守》的奏折上报朝廷,力主对西夏以防御为主,辅之以进攻,建议功取只就近有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反对长途奔袭。他的这种功守的主张正是其民本及仁爱思想的集中体现,认为“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并在《答赵元昊书》中提到:“某今之言,非独利于大王,盖以奉君亲之训,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他的这种以民本仁爱思想为主导的攻防之策不仅保护了中原大地的百姓,也惠及了西夏境内的各族人民。在延州、庆州知州的任上,他一方面严防西夏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收纳了一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羌民。据《庆阳县志》记载,范仲淹在庆州之北七十里桥处、桥川与柔远交汇之地筑城一座,专门收纳内附的羌人,并为他们发放口粮、籽种、牛犋,使其安居乐业,即今日的华池县悦乐镇。据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记载,仅他修复的青涧城、承平、永平寨先后收纳流离失所的属羌和归附羌人就达万户,他的安抚怀柔政策深得羌族人民的爱戴,人们都敬呼他为“龙图老子”。“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回家”。范仲淹的这首《城大顺回道中作》正是他安抚了羌民,稳固了边防后一路愉悦心情的写照。还有《劝农诗》:烹葵剥枣古丰年,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自愿诵豳风。”由此可见范仲淹非常注重农业发展。他还曾近取身体为比喻,写过一篇《君以民为体赋》,以“君育黎庶,如彼身体”为中心,多方面论证了君与民的关系,极力推崇“民以邦本”,并以一组《四民诗》集中反映了“四民”(士民、农民、工匠、商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不止是我们熟悉的《岳阳楼记》,在他的其它文章中,他还十多次提到过“忧国”“忧民”,如“臣敢不夕愓三省,寅恭一心,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南阳风俗常苦耕,太守忧民敢不诚”,“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等等,他的这种“民本仁爱”思想广泛渗透到他在地方任官、庆历新政、戍边守疆的执政改革和攻守的方针措施之中。
  以上可见,王符和范仲淹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却都继承和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学说,可见中华文明传承之深远。
  四、举贤任贤
  眼看着东汉王朝从汉明帝时的“天下平,百姓富”的兴盛时期急剧走向衰败,王符虽有匡时济世之才,却报国无门,终生未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森严的门户之见和等级观念扼杀了他的志向,令他仰天长叹,壮志难酬。因而在《论荣第四》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血统、族姓、宗法、地位、穷富来命德命贤、命贵命荣的弊端,并加以强烈指责和反对,发出“故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或潜龙未用,或亢龙在天,从古以然。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兹可谓得论之一体矣,而未获至论之淑真也。”用人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王朝在前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官吏考绩制度比较健全。自和帝、安帝之后,外戚宦官专权,皇帝对朝外之事鞭长莫及,对官员的考绩制度也就流于形式。王符在《考绩第七》应用对比手法,多方征引,对东汉王朝的考核弊端予以揭露,深入浅出地论证了只有对官员通过实地考核,决定任免,才能达到天下长治久安的道理,在《思贤第八》中他认为如果君不思贤,官不举贤,将会导致一系列的恶果,提出了“尊贤任能,信忠纳谏”的强国安邦政治主张。遗憾的是,王符的这些举贤任贤的先进思想言论并没有引起当朝的重视。
  再来说说范仲淹。其实范仲淹戍边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唯才是举,知人善任。史记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范仲淹以皇帝的名义,在环州宴请羌人四千多,设酒款待,并订立盟约,和睦相处。在羌族中享有威望的羌人种世衡在修建青澜城时立了大功,范仲淹深知他“属羌爱服,皆愿效死”。为此范仲淹不避朝延嫌疑,三次上奏朝延,要求调任种世衡知环州。事实证明,种世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边防人才。范仲淹深知人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他在《任官惟贤才赋》中这样写道:“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在他举荐的人才中,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军官,如狄青、张信,有起于“草泽”的平民,如姚嗣宗、雷简夫。有归附的羌民,如赵明,范全。只要他们有胆识,有勇力,有谋略,他一视同仁,全力举荐,论功行赏。范仲淹还认为,只注重科举考试,不重视前期教育是就好比是只管收获不管耕耘,他提倡用儒家经典来劝学育才,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首提“精贡举”之说。庆历四年,宋仁宗诏令天下州县立学,实行科举新法,范仲淹的兴学育才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五、清廉淡利
  东汉中后期,官僚豪强,外戚宦官,压榨百姓,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损公肥私,以此来满足他们淫秽奢侈的需要,对此王符愤慨满怀,他在《遏利第三》中毫不留情地揭露腐败阶层的虚伪面目,发表对遏制那些侵占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恶劣行为的政治主张。并引用了历史上有德行、有才智、有抱负的楷模典型同那些背道而驰的势利狂徒从正反两面来印证自己的遏利尚义观点,反复论证贤人君子忧义不忧利,势利小人见利不见害的利害关系,进而昭示人们懂得崇尚廉让,摒弃贪婪;崇尚舍财,摒弃诈利;崇尚秉直,摒弃虚伪;崇尚德义,摒弃恶作;崇尚节俭,摒弃奢侈的道理。他在《浮侈第十二》中列举出大量事实,认为农业创伤,游业充盈,饥寒并至,民不聊生,必将导致社会发生危乱。舍本逐末,浮伪盛行,奢侈浪费,国力空虚,这样的政权绝对难以长久,告诫统治者要注重农业生产,抑制浮侈游业,并崇尚勤俭,严禁奢靡,他的这些观点古为今用,依然价值斐然。在《班禄第十五》中,他认为,以足够的给养来促使官吏清廉勤政,是获致天下太平的一项重要措施,认为:“《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为本,君以臣为基,然后高能可崇也;马肥,然后远能可致也,人君不务此而欲致太平,此犹薄趾而望高墙,骥瘠而责远道,其不可得也必矣’”。在《衰制第二十》中,王符继承了韩非子、管子等先秦思想家的“尊主安国”的政治学说。把法令能否顺利运行与君王能否“位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来论述。批驳了“刑杀当不用,德化可独任”的俗儒观点,强调了在政治衰败时期,治国安民,必须尊君重令,厉行法治。他所倡导的尊君重令,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尤其是“莫得违也”的观点,不但阐明了在法令面前官民平等的主张,而且锋芒直指那些被称“贵”、“贤”的王候将相豪门世族。王符明法严刑的政治主张矛头所向明确,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和人民性。当然,王符的思想学说因现实所囿最终未能在当朝“典司治民,以效其能”。
  相比于王符的怀才不遇,范仲淹还是幸运的,他碰上了北宋真宗、仁宗这个政治比较开明的时期,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欧阳修在写给他的碑文中说:“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乃至被谗受贬,由参知政事谪守邓州。仲淹刻苦自勉,食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自足而已。”,他“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一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为执经讲解,亡所倦”①。为朝廷重臣后,他常常简衣而出,私访民间疾苦,一时间士大夫争相效之,一改豪奢浮华,而崇尚简约。在庆州戍边期间,每次战斗结束他都赏罚分明,提拔重用立功的将士,朝延单独赏赐给他的金帛,他悉数拿出,全部奖励给勇猛杀敌的士兵,而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却铁面无情,当众斩首。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他甚至冒死直谏。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江淮、京东地区旱灾、蝗灾异常严重,百姓四处流亡,而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上奏却置若罔闻,他愤然进宫,直言质问仁宗:如果皇宫的人半天不吃饭会怎么样?仁宗这才委派他去安抚。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他平常生活极其简朴,非有宾客不置酒肉,奢华豪侈一概戒绝。而把节省下来的钱财却全部周济给了贫寒人家。晚年后,他多次向朝延上书,提出“厚农桑”、“减徭役”等一系列惠民的改革措施,并用自己的俸禄购买了千亩良田叫做“义田”,创办了“义庄”,使尽可能多的人都日有食,岁有衣,娶、嫁、葬皆有赠。但他却没有为自己置办一处像样的宅院,堂堂一位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在死后入殓时竟然找不到一件新衣服。
  歌德曾说,“谁若不懂人类3000年的历史,谁将日复一日地在黑暗中徘徊”。其实,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一个民族及其优秀文化都有一个代代传承、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道理存在。从王符到范仲淹,虽然两人生活的时代分隔千年,但我们却能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中国普通民众继承传统文化的潜意识与行为自觉。他们的思想都受到先秦儒家学说和《周易》的影响,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圣贤思想更是他们哲学理论形成的源泉。他们及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环节和链条,当今社会实现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氛围和背景,更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研读王符的《潜夫论》和范仲淹的忧乐思想及人格魅力,我们不仅看到王符是立身齐家治业利天下的谆谆导师,更可以看到范仲淹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王符虽然一介布衣在野,但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社会担当精神、除旧布新的治道情结、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跃然书上,力图救世济民;范仲淹在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说的,做的,想的又全是代表了天下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如果为官为民都能像他们那样忧国思民,那我们的中华民族哪里还有不更加强盛繁荣的道理?
王符的军事论点与范仲淹的戍边实践
张 盼①
  [提 要] 王符在所著《潜夫论》中针对当时西北边疆羌民多兵变的情况,提出了“选择任用贤能将帅、对士兵赏罚分明、修建防御设施、坚持治边与富民相结合”等戍边军事论点以加强边疆防御。范仲淹在西北边疆戍边期间,采取“择良将以治军、筑城以加强防御、大兴屯田以实边郡”等系列举措抗御西夏侵犯,有效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其戍边实践坚持并发扬了王符的戍边军事论点。通过二者的比较,王符的戍边军事论点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王符 军事论点 范仲淹 戍边实践
  东汉时期的王符和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二人所处年代相差近千年,但是,二人却因为戍边联系在一起。王符在所著《潜夫论》中针对当时西北边疆羌民多兵变的情况,在《劝将》、《救边》、《边议》、《实边》4篇文章中,提出了“选择任用贤能将帅、对士兵赏罚分明、修建防御设施、坚持治边与富民相结合”等戍边军事论点以加强边疆防御。北宋时期范仲淹在西北边疆戍边期间,采取“择良将以治军、筑城以加强防御、大兴屯田以实边郡”等系列举措抗御西夏侵犯,有效维护了边疆的稳定,赢得了当地军民的支持,其戍边实践坚持的正是王符《潜夫论》中的戍边军事论点。本文通过分析王符《潜夫论》中所阐述的戍边军事论点和范仲淹在戍边实践中所采取的抵御措施,比较二者的相同之处,进而说明王符的戍边军事论点闪耀着实践的光芒。
  一、王符的戍边军事论点
  王符(约85年—约163年),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时期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著《潜夫论》。王符生活在东汉后期,当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边疆少数民族不断内侵,给边境带来了严重的边患,对此,他在所著《潜夫论》中的《劝将》、《救边》、《边议》、《实边》4篇文章中,专论军事,他认为西北边疆羌民多兵变而朝廷抵御多失败是因为朝廷治边无策、将帅用兵无智,他提出了“选择任用贤能将帅、对士兵赏罚分明、修建防御设施、坚持治边与富民相结合”等戍边军事论点,以加强边疆防御。
  (一)选择任用贤能将帅。王符强调强边固防,加强军队建设和选择德才出众的将帅至关重要。他认为羌变以来,边军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亡,皆因将帅怯劣软弱,不明修守御之备,不明于变势。他在《劝将》篇章中陈述:“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之过也”①,认为“折冲安民,要在任贤,不在促镜”②。因此,他提出“是故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③。
  (二)对士兵要赏罚分明。王符认为朝廷数年与羌民战争,“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亡”,是因为“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因此,王符强调必须明赏必罚,“赏罚必则士尽力”④,从而使士卒必顺我令乃得其欲。
  (三)修建防御设施。王符认为领土不能没有边防,没有边防的国家肯定会灭亡。他针对朝廷官员“卧委天职”,却“不明修守御之备”,强调应当“修守御之备”,使“令虏不敢来,来无所得”,坚持“折冲安民”,早定战守之策,以此来维护领土完整。⑤
  (四)坚持治边固内与富民相结合。在王符看来,防御外患救边固内不能依靠单一用兵,应该把治边与富民、实边结合起来。他认为“今边郡多害而役剧,动入祸门。不为兴利除害,有以劝之,则长无与复之,而内有寇戎之心”⑥。因此,他强调“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敌心”,要坚持“均苦乐,平傜役,充边境”⑦,认为这才是安定内地的重大策略。
  二、范仲淹的戍边实践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延州、庆州戍守边陲,抵御西夏进攻。范仲淹才学出众,政治远见卓识,更有良好的军事才能,在西北边塞四年,他采取改革军政体制、修建防御体系、选拔智勇双全将帅、且耕且战等措施防御外敌,实践的正是王符的戍边军事论点。
  (一)择良将以治军。范仲淹极其重视将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初至延州,即发现戍军统领无方,兵力疲弱,“寇之御之,则官卑者先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不计出身贵贱,选拔了狄青、黄世宁等一批智勇双全将领。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巡边至环洲,“州属羌阴连贼为患,仲淹谓种世衡素得羌心,……乃奏徙世衡知环州”,范仲淹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⑧,他大胆改革军制,加强兵民训练,据《宋史·范仲淹列传》记载,“(范仲淹)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为六,各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⑨,彻底改变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积弊,提高了边军的战斗力。
  (二)赏罚分明,体恤士兵。《宋史·范仲淹列传》记载:“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⑩。范仲淹深知军无威不肃,令无威不行之理,因此强调要赏罚分明,恩罚并树,使将士“畏法而爱已”。他说:“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他将“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①因为他与边关将士同甘共苦,体会到了戍边将士的疾苦,时刻关心戍边将士,从而得到了将士的爱戴,也提高了将士的战斗力。
  (三)筑城以加强防御。西北边关地形复杂,城寨的建设十分关键。范仲淹初至延州,就发现城寨不足,仅有的也年久失修。“时塞门、承平诸砦既废”②。为了增强抵御西夏的防御能力,范仲淹率领军民,在军事要塞修城建堡,在交通要道上修建烽燧,在西北边疆构筑了一道道进可攻、退可守的防御体系。他采用了种世衡计策,“城青涧以据贼冲”,又“请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③。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迁知庆州,又发现城寨不足,无以御敌。于是,他组织军民,在重要的关隘修筑城寨以阻敌、御敌。《宋史·范仲淹列传》记述:“庆之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祜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今庆阳华池县)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④大顺城深入西夏腹地,对加强庆州防御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此,边犯越来越少,“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环庆自此寇益少”⑤。随后,他又组织修建了细腰城和葫芦寨。这样,“细腰城、葫芦寨与环州的定边砦、镇戎的乾兴砦、原州的六原镇、庆州的大顺城联成了一个弧形防卫屏障,保卫了庆、环、原州的安全”⑥。
  (四)大兴屯田以实边郡。范仲淹在知延州、庆州期间,一手抓军事战略,一手推动生产发展,大兴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他不仅给招募的士兵给与土地,且耕且战,并且筑城开田,安置百姓,“假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为守之利也”。⑦他这种且耕且战的举措对西北边防起到了安定、充实的作用,真正达到了王符倡导的“均苦乐,平傜役,充边境”。
  三、结语
  王符在《劝将》篇中提出:“折敌则能兵变,众附爱则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倍,威令一则唯将所使”,认为将帅具备以上六种素质,方可“折冲擒敌,辅主安民”⑧。据上所述,范仲淹在西北边境的戍边实践,具备了“折冲擒敌,辅主安民”的素质,他坚持并发扬了王符在《潜夫论》中所阐述的戍边军事论点,其防御举措得力,宋夏边境大规模的掠夺战争也因此基本结束,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范仲淹戍边实践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布衣王符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但他以一个政论家的深刻见解,所阐述的戍边军事见解,对后世很有可鉴,其戍边军事论点闪耀着光辉的实践光芒,有其可操作性。
小议王符、范仲淹的廉政思想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
张 宏
  [提 要] 构建和谐社会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谐的根基是廉政建设,而廉政建设必须有理论和精神的指导,这就需要大力治理腐败的同时,在全社会倡导廉政文化建设,以期能够从根源上对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加以治理,从而使从政者树立廉政观念,并建立一系列的廉政文化制度,在实践中践行廉政行为,最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 王符 范仲淹 廉政思想 和谐社会
  廉政建设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能随永久保持生命力的源泉,自古以来,都受到各统治阶级和政府的重视,在我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的廉洁的楷模,可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涌现大量人民公仆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尤为突出的就是很多从政者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不能抵制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坠入腐败的深渊不能自拔,不仅毁掉自己的人生,也使国家和社会遭遇极大的损失。所以,在新的时期,就应该更加注重廉政建设,建立健全廉政文化,使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永久的保持活力和竞争力。
王符、范仲淹的廉政思想概述
  王符,字节信,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人。约生于东汉章帝末年(公元85年),卒于桓帝、灵帝之际(公元167年),历经和帝、安帝、顺帝、桓帝数朝。尽管王符一生默默无闻,终身不仕,过着隐士生活,但他对世道政治、民生疾苦非常关心,对政治和经济都有很深的见解,在他看来,选择人才,不是靠拍马屁和跑官要官,贤与不贤,不是凭主观的断言,而是要以“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也就是工作的实际成果来考察。所写《考绩》篇,就是说的这个问题。他在其中指出:“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只要我们以功绩的虚实,就可分别出人的品德,还可以使政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也就是从实际出发,观察是否属实。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诗人、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范仲淹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通行有《四部丛刊》影明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范仲淹一生为官,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他的这种胸怀天下的壮志决定了他为官的清廉,从《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下称《言行录》)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范仲淹的为官清廉主要体现三方面,首先,不讲排场,无论是官居小小的吏部员外郎,还是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他都不因自己是为官者而养尊处,在这几十年间没有因为官职的变迁而多用一个仆人。其次,不兴建宅第,自古以来,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将,有些成就的人大多数都会买房置地来充实家业,而范仲淹却不曾我自己建造一处宅第,甚至到了晚年还要客死他乡,他总是以“人苟有道义之乐,况居室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来要求自己,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精神。再次,乐善好施,范仲淹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厉行节俭,但是对需要帮助的人总是慷慨解囊,把他的一生所得俸禄大部分捐献给贫苦的人们,最终连治丧的资产都没有留下,据《宋史》记载:“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
  从二人的平时作风来看,二者都有同样的爱民如子的情怀,而且都对家人管教严格,以身作责,尽管范仲淹在官场三十年,却始终怀着对国家忠诚之心,只求奉献,不求索取,这表明了其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不求个人私利,而是把国家的利益看成高于一切的。
王符、范仲淹的廉政思想的指导意义
  王符、范仲淹的廉政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基本反映。从群众路线提出以来,共产党就把紧密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而王符、范仲淹不仅从为官做起,以廉洁自律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而且还要求家里人还效仿。如今,我们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大,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仍然存在,而王符和范仲淹采用扶贫济弱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的主要途径所在,这为广大的群众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构建和谐社会的相关问题
  人与人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是个体的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必定是相处融洽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作做到以人为本就应该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就可以做,党的方针和政策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只要保障了社会的公平,廉洁,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有保障。
  人与自然和谐。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只有充分的尊重自然,才能得到自然地恩赐,享受大自然带给的美好,所以,在新的时期,就应该更加的注重处理好人与自然地关系,使人与自然高度和谐,这是人在宇宙生存的必然选择。
  人与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仅是人与人,人与自然,还有人与社会都和谐共存,而保障人与社会的和谐必须保障建立和健全社会制度,使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生活既有物质保障又能满足精神需求,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其次,要做到社会的公平公正,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人与社会的矛盾,使人民群众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社会中工作和生活,为了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符、范仲淹的廉政思想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此,国家发布了《建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来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政策纲领,在《决定》中,重点提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的基本的条件就是做好反腐倡廉的工作,只有社会公平公正,才能健康的发展。一个国家和政府反腐倡廉工作开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位置和地位,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否。反腐倡廉会使人民拥护和热爱政府,支持党的方针政策的施行,只有拥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谐社会的构建才不会是水中月,镜中花。
  廉政缓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武器,促进社会和谐。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也出现很多的弊病,社会矛盾加剧,尤为的表现就是一些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种贪污腐败的社会风气,导致社会上很多的不公平公正的存在,这是阻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毒素,因此,改善社会环境,大力治理社会上的贪腐之风,就是缓解当前社会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实现公平公正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的群众基础,只有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如范仲淹到了晚年,他的儿子准备为他“治第”(建大住宅),他断然拒绝。有人要替他在洛阳买一座叫做“绿野堂”的园林,他照样不肯。他说“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他谆谆告诫家人要节俭,并在家书中这样提醒:“老夫平生屡经风波,唯能忍穷,故得免祸,这使得不少人追捧。
  廉政是保证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人民权利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权利被赋予了法律效力,在《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我国当家作主,国家机构的设置是为了人民更好的行使权利。但是,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严重的阻碍了人民群众行使权利,一些表面上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成了盗取人民利益的敌人,对国家制定的法规和制度阳奉阴违,无视人民,无视国家,以至于社会制度不能有效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权利不能很好地行使,社会不能和谐和稳定。所以,要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性,保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要大力的对贪腐现象进行有效地治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倡导廉政建设,促进人民权利实现,保障社会和谐。如王符认为,任贤使能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如果统治者重视任贤,国家就强盛,反之,国家就衰亡,“尊贤使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凡有国之君者,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廉政者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廉政思想从思想教育上对党员加强教育,推动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从思想上对党员干部切实加强廉政教育,党员干部是群众的代表,主要的作用应该是替人民群众行使权利,所以,党员干部一定要具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要以天下复兴为己任,积极的学习有关的政策和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服务意识,树立牢固的思想防线,抵制各种诱惑,倡导和实施反腐工作的开展。以古代和当代的廉政工作者作为榜样,从思想上为反腐倡廉工作奠定基石,充分发挥反腐倡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范仲淹无论官居何职、身处何地,心里却始终装着“全城人民”,舍弃的是“一家富贵”。他一直以自己的品行告诫人们为官之道,所以说其思想对于加强党员教育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结 语
  廉政建设古已有之,放眼古今中外,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一定是一个社会和谐,政治清明的国家,不过,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性质有别,各国的廉政建设的施行情况不尽相同。我国是一个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的主人,所以,一定要牢固的树立主人翁的意识,以反腐倡廉工作为己任,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政策上都要加大反腐力度,力争在党的领导下,构建清明廉洁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的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样的和谐社会中,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都能平等、友爱、和谐、安定。 
参考文献:
  [1]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林德泉:《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考》,《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4]张导平:《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方法与途径的思考》,《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
  [5]王晓芸:《论党校廉政文化建设》,《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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