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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出邓州
日期:2014-01-18 14:46:00   作者:杨德堂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关于《岳阳楼记》写作地,历来有三种说法:一为邓州说,二为邠州(陕西彬县)说,三为岳州(湖南岳阳市)说。笔者认为邓州说较为准确。
    一、史料记载很明确
    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在邓州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是有历史记载的。
    权威的记载首推南宋楼钥撰写的《范文正公年谱》。该《年谱》庆历六年部分记载:“六年丙戌,年五十八岁。秋七月丙戌,子纯粹生。公在邓。……九月十五日,作《岳阳楼记》,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有《览秀亭》诗、《喜雪》诗”(《范仲淹全集》第903页)。楼钥(1137—1213),字大防,南宋文学家,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官至参知政事。楼钥治学严谨,曾代光宗写内禅诏书,所作奏议多论治国之道。范仲淹虽以“迁客”而终,但在朝野威望极高,著书赞颂者不绝。且宋代范仲淹的后裔,在朝为官者不断。他的次子范纯仁官至宰相,其家史资料翔实完备。这为楼钥撰《范文正公年谱》提供了最有权威的范氏家族史料。楼钥的卒年距范仲淹离世仅一百多年,故其撰写的《范文正公年谱》是历代学者研究范仲淹生平的重要依据。
    其次,范仲淹的玄孙范公偁的《过庭录》中,关于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的记载,也是佐证。《过庭录·范文正规滕子京》云:“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观《岳阳楼记》,遂言及此耳”(《唐宋史料笔记·过庭录》第324页)。范公偁的记录非常清楚,范仲淹无机会面见滕子京,故以文劝之。学者孔凡礼在《过庭录》点校说明中指出:“本书所记范仲淹、范纯仁等的轶事,是研究范仲淹等的第一手资料。如《范文正规滕子京》一则,说明范仲淹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岳阳楼记》,有助于对《岳阳楼记》的研究”。“范氏家族从范仲淹起,经范纯仁,以忠直闻世,形成了坚实的优良传统。范氏家族以溢美、虚荣为耻。范公偁继承了这个传统,《过庭录》的记载应当真实、可信。”
    再次,郭锡良等主编、古汉语学大家王力校订的《古代汉语》关于《岳阳楼记》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也明确介绍是“作者贬官邓州时写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亦说“本文是作者贬居邓州期间,应好友滕子京的要求而写的。”著名范学家程应镠在《范仲淹新传·范仲淹事迹著作编年简录》中,亦说《岳阳楼记》作于邓州。
    二、千年黄历已定论
    千年黄历是不变的。有史(诗)为证,《岳阳楼记》写于邓州。
    (一)从范仲淹《览秀亭》诗的写作时间看,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不可能去岳州、也不可能在邠州写《岳阳楼记》。庆历五年十一月,范仲淹接旨知邓州,六年初到邓州后,除繁忙的公务外,还在为兴学而创建花洲书院。史载,宋代邓州古城东南隅的百花洲,为南阳绝胜。宝元二年(1039年),范仲淹的好友谢绛知邓州,曾整修百花洲,创建览秀亭。范仲淹到任时,已洲废亭圮,遂筹措资金,召集工匠,整治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并在百花洲畔建春风堂,办学育人,史称花洲书院。为纪念书院的建成,这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和九月九日(重阳节)范仲淹两次邀文人学子于百花洲的览秀亭相聚,并写下了200字的长诗《览秀亭》以记之。诗曰:“南阳①有绝胜,城下百花洲。谢公创危亭,屹在高城头……我来亭早坏,何以待英游。试观荆棘繁,欲步瓦砾稠。嗟嗟命良工,美材肆尔求。曰基复月构,落成会中秋……九日重登临,凉空氛气收”(《范仲淹全集》第55页)。从“九日重登临”一句可知,庆历六年九月九日,范公还在邓州登临览秀亭。如果说《岳阳楼记》写于岳阳的话,那么九月十五日,范公就应在岳阳“登斯楼”了。这从时空上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即是从九月初十日算起,到九月十四日,只有五天。邓州去岳阳若走水路,由邓州湍河乘船,经白河,入汉水,达武汉,沿长江逆水而上,再入洞庭湖,至岳阳,足有两千华里的路程,每天行200里,也需10天时间。若水陆兼程,由邓州骑马到荆州,再由荆州乘船去岳阳,一个58岁而且多病的老人,无论如何5天时间也是到不了的。由此可证,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不可能在岳阳,更不可能到达更远的陕西邠州了。
    (二)从范仲淹严以律己,爱民如子的民本意识上看,他决不会在大旱之时离开邓州。《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记载:“公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范仲淹全集》第1479页)。范仲淹严以律己到了极点。庆历六年,邓州自秋至冬大旱无雨。至降瑞雪后,范公有两首贺雪诗以记其事。他在《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诗中,开篇就对奉使至邓的河东提刑张焘说:“南阳风俗常苦耕,太守②忧民敢不诚。今秋与冬数月旱,二麦无望愁编氓。”他在《依韵答贾黯③监丞贺雪》诗中曰:“今之刺史古诸侯,孰敢不分天子忧。自秋徂冬渴雨雪,旬奏空文惭转邮。得非郡国政未洽,刺史④闭阖当自尤。”这两首诗中除了记述百姓发愁外,还透露出范公忧心如焚,每10天向朝廷奏报一次灾情,并深深地自责、反省自己为政是不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作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信条的范仲淹,在这大旱的数月内,绝对不会不顾邓州百姓死活,去岳阳游山玩水,也不会去邠州故地重游。
    (三)从范仲淹当时所处的政治背景看,他不能擅自离开邓州。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受命主持庆历改革,遭到了保守派的极力反对。宰相章得象支持一些谏官诬蔑他结“朋党”。反对派夏竦更勾结宦官蓝元震在仁宗耳边吹风,攻击范仲淹等人“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毕沅《续资治通鉴》),要把范仲淹等人置于死地。虽有宋仁宗的庇护,范仲淹还是落得了个自请外放,继而以疾求知邓州的结局。范仲淹知邓期间,他的新政支持者,被贬均州的尹师鲁病危。均州(今湖北均县)距邓州仅一百多里,范仲淹也不敢去探视,只得派人把药送去。他还报告朝廷,请求让尹师鲁来邓州治病,经过三个月,才得到批准。就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范仲淹岂能擅离职守,去千里之外的岳州会见“朋党”滕子京?
    三、挥就名篇素材多
    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不在岳州,何以能在千里之外的邓州写出这篇光照千古的美文?
一是滕子京的《求记书》和《洞庭秋晚图》提供了创作素材。《求记书》全文六百余字,其中用近300字介绍岳阳楼的有关情况。信中在介绍了岳阳楼历史及现状后写道:“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之作,榜于梁栋间。又明年春,鸠材僝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咏外,率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伛然而顾,曾不异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久焉?”《岳阳楼记》第一段当由此化出。而《洞庭秋晚图》,对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也肯定会有很大帮助。滕子京在《求记书》中不但详细介绍了岳阳楼的历史和现状,而且在最后一段写道:“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意思很明白:不必劳您大驾亲自来岳阳楼了。
    二是范仲淹在作《岳阳楼记》前,已谙熟洞庭湖的湖光山色。据宋代任友龙撰写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载:“初,文正公少孤且贫,从其母归朱氏。朱宰澧之安乡,公侍母偕来。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学成而仕,为时名卿,邑之士咸知敬慕,筑堂祠之。”(《范仲淹全集》第1226页)。以上记载说明,范仲淹少时即在洞庭湖边的安乡生活、求学,洞庭湖的湖光山色肯定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在明道二年(1033年)十二月,殿中侍御史韩渎知岳州。范仲淹作《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诗为他送行:“仕宦自飘然,君恩岂欲偏。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坠絮伤春目,春涛废夜眠。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范仲淹全集》第93页)。次年(景祐元年)正月,范仲淹因力阻宋仁宗废后,被贬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他在睦州所作的《新定感兴五首》之四中也明明白白地写到“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从这两首诗中不难看出范仲淹那时就已对岳阳楼、洞庭湖非常熟悉,而且连船过洞庭湖、人上岳阳楼的思想情感都形象地刻划出来了。十年后的庆历四年(1044年),戎马西北的范仲淹,在《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诗中写道:“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炰缩项鳊。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岂信忧边处,胡兵隔一川”(《范仲淹全集》第121页)。诗中不仅描写了岳阳楼的地理位置,洞庭湖的湖光山色,而且还有那里的水产“缩头鳊”及“炰”鳊的烹饪方法。当我们读到“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的诗句时,就自然而然地会把它和《岳阳楼记》中的“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联系起来。由此可见,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前已对他所描写的对象十分熟悉,而且早已胸有成竹了。
    三是范仲淹曾在太湖边的苏州、鄱阳湖边的饶州等地任职,熟悉江南湖泊风光,为他描写洞庭湖的湖光山色提供了生动的参照系。景祐元年(1034年)六月,范仲淹知太湖旁的苏州。次年十月,因治理太湖有功被召还京师。两年后又落职鄱阳湖边的饶州(今江西鄱阳市)。我们细读此期间范仲淹的五言古诗《和僧长吉湖居五题》,就发现其中有《岳阳楼记》状洞庭湖的影子。如他在《水月》中写道:“千寻月脚寒,湖影净於天……更约中秋夕,长津无寸烟”。他在《湖山》中写道:“湖山满清气,赏心甲吴越。晴岚起片云,晚水连初月。渔父得意归,歌声等闲发”(《范仲淹全集》第41页)。读着这样的诗句,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些《岳阳楼记》中的句子来。
    四是“唐贤今人”的诗赋,为范仲淹写景状物抒情提供了参考资料。滕子京在《求记书》中说,已收集不少唐贤今人的诗赋,雕刻后悬挂在岳阳楼内。作为文学大家的范仲淹该是熟知这些诗篇的,故而为作记提供了参考资料,“前人之述备矣”,就证明了这一点。《岳阳楼记》第二段以“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引领下文。然后分述在“霪雨霏霏,连月不开”和“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两种不同的情景下,“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产生的“感极而悲者矣”和“其喜洋洋者矣”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正如清代章懋勋在《古文析观详解》中评论的那样,“所以借子京说法而平吐自己的怀抱,止借迁客骚人登楼异情”。由此可见,那些已经作古的迁客骚人们登楼时的心情,只有从他们的诗赋中去寻觅和总结。而这种寻觅和总结,只要有那么多诗赋为素材,即使不登岳阳楼,也是能写出佳作名篇的。
    四、《记》文写法是佐证
    《岳阳楼记》不是一般的写“记”,而是文学创作。正是因为范仲淹作记时不在岳阳楼,对滕子京重修后的岳阳楼缺乏实地感受,故而在作《岳阳楼记》时,以其横溢的才华,一改传统的写记方法。对岳阳楼的重修情况仅用了51字,而且都是滕子京在《求记书》中提供的。其主要笔墨用来写洞庭湖的湖光山色和四季景色变化,运用想象、联想、夸张等手法,借景抒情,状物言志,以文劝友。正如宋代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卷八中评论的那样,“此文篇目是《岳阳楼记》,庸手必从增修说入,然后铺述楼之景物,此常格也。篇中将套语削尽,以一己先忧后乐怀抱揭出,勉子京即以自勉,见地绝高,洵非常人所及”(《范仲淹全集》第1403页)。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记载,范仲淹“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文中抒发出的“先忧后乐”思想,“盖公平日允蹈之言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经常自诵并终生践行的座右铭,绝不是一时站在岳阳楼上才有感而发的。
    五、作记不必到现场
    常言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作记不必到实地考察,在宋代是常见之事。滕子京本人写信求记就不止求《岳阳楼记》一件事。滕子京是一个有为之士,在岳阳短短两三年,至少作了四件大事:重修岳阳楼,迁建岳州学宫,筑偃虹堤,修通和桥。滕子京当时写了好几封求记信,请他的好友、文章高手为他的事业树碑立传。除了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外,还写信向尹洙求《岳州学记》,向欧阳修求《偃虹堤记》,时间都在庆历六年。尹洙的《岳阳学记》写于庆历六年八月。那时尹洙正病重于邓州相邻的湖北均州,后被范仲淹接到邓州治病,第二年四月便去世了,根本不可能去岳阳。
    再看欧阳修的《偃虹堤记》。开头即交待说:“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接着说:“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欧阳修不但拿出信,摊开图细看,还详细询问了使者。这样,写记的素材就足够了。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偃虹堤记》只是一篇想象之辞。当年偃虹堤只是作了个规划,还未来得及建设,滕子京就调走了。北宋嘉佑年间进士、官至司农少卿的王得臣在岳州任官达四年之久,曾对滕子京修堤之事作过考察,撰《塵史》说:“庆历年间滕子京谪守是邦,求文于欧阳永叔,故述堤之利详且博矣。碑刻传世甚多。治平末(1067)予宰巴陵,访是堤,郡人曰:‘滕子京未作而去’。”这就更谈不上欧阳修去实地考察了。大概滕子京也不会邀请欧阳修去岳阳。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历史记载中查证,还是从时空上考证,或是从《记》文本身分析,《岳阳楼记》作于邓州应是确信无疑的。
(作者系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秘书长、河南省范仲淹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注:南阳:宋代邓州,又称南阳郡。
②太守:范仲淹自谓。
③贾黯:宋代邓州人,庆历六年三月状元及第,通判襄州。襄州即今湖北襄樊市,距邓州仅70公里,贾黯常回邓拜访范仲淹,赋诗唱和。
④刺史:范仲淹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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