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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走向国家:庆阳地方历史记忆中的范仲淹
日期:2017-02-16 13:24:13   作者: 赵发法    来源:   评论:0 点击:

摘  要: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抗击西夏。从上任到去职,范仲淹知庆州共四年零九个月。在主政庆州期间,范仲淹采取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内修政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安汉抚羌以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也整顿了环庆的地方政务整和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边事极少。因此,范仲淹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百姓的称赞,在往后的“地方史”叙述中,范仲淹成为地方文化和历史记忆中一个重要符号,并被逐渐地塑造成了一个建功立业,勤政为民、忠君报国的“圣贤大儒”形象。
关键词:庆阳; 地方历史记忆; 范仲淹;形象
 
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今江苏苏州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他幼年丧父,苦读成才,从小“以天下为己任”,崇尚经天纬地之业,树立济天下苍生的远大抱负。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迁知庆州(甘肃庆阳),迁左司郎中,担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庆历四年(1044年),元昊请和,范仲淹召拜枢密副使。从庆历元年五月至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主政庆州共四年零九个月。在任职期间,范仲淹采取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内修政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安汉抚羌以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也整顿了环庆的地方政务整和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边事极少。因此,范仲淹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百姓的称赞,在往后的“地方历史记忆”中,范仲淹成为地方文化中一个重要符号,并且被塑造成了一个建功立业,勤政为民、忠君报国的“圣贤大儒”形象。但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学人较重视对范公的具体功绩的研究,却鲜有人从地方史视角去研讨“地方历史记忆”中的范仲淹。本文以庆阳为中心,通过梳理地方文献,略述地方文化对范公的历史记忆,不敢补苴罅漏,但求抛砖引玉。
                  一、范仲淹主政庆州
  北宋初年社会繁荣安定的表象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和民族矛盾,宋初社会因循守旧,“三冗”造成了国力的积贫积弱,面临着“外藩叛”、“盗贼起”、“水旱作”、“民力困”、“财用乏”的危机情况。这就直接导致了在西夏侵略之时,北宋的被动局面。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夏兵十万围攻延州。战争一开始,宋西北边防就暴露了许多弊端:边防空虚、城寨边堡失修废坏;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整体防御能力极度疲弱。仁宗宝元元年,元昊称帝,遂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宋军大败,仅好水川之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万三百人,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北宋在战争中难以招架西夏的进攻。
正是在宋朝艰难的处境下,范仲淹从他的饶州(今江西鄱阳)贬所被调到陕西前线,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北宋环庆路统领庆州、环州、邠州、宁州、乾州。据北宋崇宁时统计,有二万七千八百五十三户,九万六千四百三十三人。北宋庆州含有安化、合水、彭原三县。是一个多民族集居之地。以吐蕃族和党项族为主,这里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交织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庆州又是北宋政权同西夏政权的接壤之地,而在西夏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党项族为了打通由今宁夏到陕西关中的通道,把庆、环、宁、原诸州作他争夺的主要对象。党项羌族及其他种落的叛乱、侵扰、抢夺,加之北宋官吏的欺压盘剥,庆州一带经济凋敝,民力困乏,“天圣初,环庆等路数奏刍粮不给。”在这种情况下,庆州人民“群窜他邦,其者断吭绝胵,死以期免。”范仲淹正是在加强庆州防务,抵御西夏入侵,来到了庆州。
范仲淹一到任,立即着手对环庆边务进行整顿,实行清野固守、
增强防御的政策,很快使环庆防线渐趋稳固。庆历三年(1043年)九
月,范仲淹上书所言: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事,仁宗悉用其说。其主要举措为:择良将、练甲兵,以治边军;修城筑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抚羌汉,共御强敌。经过范仲淹的苦心经营,环庆的防御力量大大增强。庆历二年九月,元昊大举入侵泾原,葛怀敏身亡军败。范仲淹率汉羌军队6000余人援泾,令镇戎军截击夏军,断其归路。还派军追击百余里,深入西夏腹地,大获全胜。西夏人相互告诫,“无以延庆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百万甲兵。”
随着延庆整体防御体系的完善,延庆边军整体战斗力的增强,宋夏战争的被动局面终于扭转。在以后的战斗中,西夏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伤亡惨重。“元昊虽数胜,然死亡疮痍者相半……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有谣以怨之。”由于战争连年的破坏,严重的自然灾害,又失去了宋每年给予的岁币,西夏困弊不堪,终于在庆历四年(1044年)重新乞和,宋夏重订和约。在以后的20多年里,宋夏的交往渐趋正常,百姓和睦相处,边事极少。
范仲淹主政庆州,强固了环庆防务,这是宋夏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关键。宋夏和议像一块里程碑,将两国关系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首先,和议后北宋恢复了保安军、镇戎军、高平寨等榷场。榷场及各个领域交流的恢复,为北宋财政状况的好转,政局的稳定和边防的加强创造了条件。这在当时不仅有军事意义,也有经济意义。其次,宋夏和议,消除了北宋的西顾之忧,使之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其主要敌国辽的威胁。第三,宋夏和议后,两国友好,边境晏然,人民得免于战争的重负和摧残,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生产和生活。宋夏和议对人民、对社会、对历史的发展带来的利大于弊,因而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   
在由战争到和好的漫长过程中,范仲淹出将入相,身当重任,勇赴国难,处置也很恰当,充分体现了一位封建政治家、谋略家远大的眼光和雄伟的气魄。范公的活动,不仅屏蔽了宋朝国境的安全,而且维护了宋夏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他们的根本利益,对于促进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进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二、地方历史记忆中的范公祠及发展变化
以上所述,笔者简略地梳理了范公出任庆州的历史背景、政策举措及历史意义和作用。正是由于范公巨大的政绩,而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百姓的赞誉,在范公在世之时,“邠、庆二州人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有学者考证,认为庆州是最早为范公立生祠之地。说明了范公在世之时,庆州百姓对范公政绩的认同和赞许。范公也随之出现在民间的地方历史记忆中。随后,宋仁宗嘉佑五年(1056年),范公去世的第八年,周沆出任庆州,在庆州城内修建了“范公庆阳祠堂”,并立了记碑。其碑文叙述了范公的大名,已传闻于天下,记载了范公任期间,爱护庆州百姓的部分事迹。强调立碑是为了满足庆州百姓对范公的思念。其文曰:“然公之惠爱及民之多,有不为士大夫之闻者,文亦不克穷,日月之光,犹或晦焉。”显见,在庆州民间历史记忆中,范公是以一个勤政为民的好官的面相出现。而后任知州周沆,为范公立祠,即反映了个人对范公功绩的认可和敬仰之情,也反映了庆州百姓对范公的赞许和纪念。
在宋神宗熙宁七年,范公之二子范纯仁知庆州时,重修了范公祠堂。宋哲宗元祐三年,范公之四子范纯粹接替其兄知庆州,他重修了庆阳帅府,新建了用于饮宴和休息的公堂,名为“江汉堂”。钜野人晁补之作记,写了一篇《庆州新修帅府记》。其文曰:“公戒边吏,姑谨备,得谍者,劳遣之,使语其酋曰:‘尔无犯我,我不侵尔毫发。’虏不敢动。民既不见公有所为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政成而无事矣。”此文就范公父子三人对庆州百姓的功德,重点说明范纯粹在其父兄功德的光环照耀下来庆州任职的。他按照其父在庆州任上的做法,以守土保民为己任,无为而治,使庆州百姓安居乐业,享太平之福。经过范公之子重修其父之祠堂,使范公在庆州地方历史记忆中的形象更加凸显、高大。到了宋徽宗宣和五年,宇文虚中又重修了范公祠堂,并上奏朝廷,宋徽宗下诏将“范文正公祠”改为“忠烈庙”,亲手赐写了匾额,庙内刻有范公的画像。此时,范公的形象已突破了庆州民间社会所认为的勤政为民的地方历史记忆,而成为建立功业和忠君为民的国家历史记忆。范公的忠烈形象已被朝廷认同和授权,其规格和地位已上升到了国家层次,范公不仅被神话,也成为忠君为国的地方符号和国家象征。
大金、元朝时期,在庆阳地方文献中,对范公形象记载的文献较少。到了明代,明宪宗成化十一年,由巡抚马文升在庆阳府内的南大街,重建了范文正公祠堂。在祠堂内增祀了范公同时代的魏国公韩琦,故改为范文正公祠堂为“范韩二公祠堂”。马文升还亲自撰写了碑文。其文曰:“生而为名将相,殁而载在信史,使人仰慕于无穷,或血食于百年之后而不已者,必其有大功德于生民社稷,夫岂偶然哉。”马文升在碑文中,追叙了范公“忠烈”匾额的渊源,并再次认同了朝廷授予范公的头衔和褒奖。当然,明代不少的官员文人,均对范公的功德进行了称颂。庆阳籍大文人李梦阳有诗云:
有伟一人,清明令仪。
三代遗才,百世之师。
明代李文种亦有诗云:
四山如削拥层楼,雄据关河最上游。
万里龙沙摧黠虏,两川烽燧寝高秋。
人和上籍金汤险,世泰难忘战守谋。
千载我师惟范老,一生芹曝是先忧。
可见,明代的官员文人,高度赞扬了范公的功德,进一步强化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限于篇幅,笔者不再赘述。到了清康熙九年,由庆阳府文绅倡议并主持,又对“范韩二公祠堂”进行了重修。此次重新,将近一年,可见工程之浩大。由山西临汾知府,庆阳籍人杜景元撰写了碑文,其碑文曰:“功名而兼将相,仕宦而有功德于社稷民生者,此古今不易得,而贤人君子之所乐为表扬,历千年如一日也。”清乾隆二十五年,庆阳知府赵本植不但主持了维修,而且赋诗一首:诗云:
一麾皆出守,那复年家山。
姓氏惊酋虏,勋名震庆环。
丛祠秋树老,野戍暮云间。
往事今堪溯,经营想昔艰。
其诗,高度赞扬了范公的功德。又如清人汝明其诗云:
闲倚北门楼,西风万里秋。
四山环郭拱,两水抱城流。
往哲犹传宋,遗迹尚有周。
谁能韩范继,千古大名流。
汝明的这首诗,作为清代庆阳的知府,他对庆阳历史文化是极其熟稔的,先以“闲倚北门楼,西风万里秋”的悠闲心态写景,再描述了庆阳府的周围环境:“四山环郭拱,两水抱城流。”然后再叙述庆阳的历史文化:“往哲犹传宋,遗迹尚有周。”最后一笔画龙点睛,真诚地表达了对韩琦范仲淹功德的敬仰和称赞:“谁能韩范继,千古大名流。”
显然,明清两代,范公受到了庆阳地方官员的怀念和尊敬,成为地方历史记忆和地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符号。庆阳籍人士和庆阳地方官员,总是把范公的功德与庆阳联系起来,一方面表达了对范公的尊崇和敬仰;一方面也折射出地方历史记忆中的范公。但这种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于地方官僚文化中,而没有出现在民间社会中。
到了民国时期,张精义在庆阳担任县教育局局长,写诗多首,赞扬范公的功绩。载其一首《范韩祠》为证:
范韩前后两封公,西夏设防报国忠。
跋扈逆豪惊破胆,古今遐迩颂威风。
姓字香出千百秋,人谋出战咏同仇。
今瞻翚革三盈殿,伟烈丰功永不朽。
但民国时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庆阳特殊的社会环境,范公并没有像封建时代那样,再次受到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崇和纪念,也没有重新修缮其祠堂,加深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仅存在于一些为数不少的人的记忆中。而在地方民间记忆中,范公显然在逐渐褪色,并渐渐消失。
                        三、结 语
范仲淹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历史上少有建立“三不朽”功绩的历史名人,正如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所言:“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之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之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从北宋到明清,人们对范公的功德给予高度赞扬和称颂。但这些并不是本文所要研讨的重点,笔者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地方历史文献,从地方史的视角去审视地方文化和地方历史记忆中范公。范公在主政庆州期间,重点是整顿军务,内修政史,抗击西夏对北宋侵扰。从地方史的脉络中窥见,范公在世之时,庆州民间社会为其建立生祠,其人以勤政爱民的形象出现。随后,由地方官员的倡议和朝廷的主导,屡修范公祠堂,到了宋徽宗宣和五年,范公正式成为国家所承认和认可的“忠烈”符号和国家形象,成为建立“三不朽”功业的历史人物,凸显和加深了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明清时期,地方官宦与庆阳籍人士再次重现范公的国家形象和“忠烈”符号,把地方历史文化与范公紧密的联系起来,重现了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到了民国时期,地方历史记忆中的范公却日渐减弱,慢慢消失,而仅存在于少数人的记忆中。
通过对庆阳地方历史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粗略地窥见,范仲淹在世之时就出现在民间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并由民间记忆走向国家记忆。尤其在封建时代,范公屡受庆阳地方官员和当地人的纪念,把范公与庆阳地方紧密的链接起来,凸显和加深了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但到了民国时期,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却日渐减弱,并渐渐消失。可见,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强弱变化,再现与消失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紧密相连的。在封建时代,范公的地方历史记忆明显地强化与加深。而到了民国时期,国家和社会追求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加之,庆阳社会动荡,范公在地方历史记忆中也就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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