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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家训中的廉政教育意蕴
日期:2017-02-16 13:16:40   作者:何等强   来源:   评论:0 点击:



(甘肃  镇原  744500)
内容提要:家训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父辈对子孙后代的种种训诫,既包括修身勉学之路,又蕴含持家治国之道。在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家精神通过传统家训浸润了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使之在遵循家训的同时,自觉地接受和践行着国家、社会对个人道德品质的要求,肩负起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责任。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家训百字铭》则是家训中的突出代表,虽只有短短的百字,但却饱含着博大浑厚的廉政教育意蕴,对当前领导干部律己、教子、清白做人、勤政为民、涵养正气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范仲淹  家训   廉政意蕴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为官理政的训诫和教诲,它是传统宗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承担了历代王朝对重臣高官及其对后代进行政治道德和廉洁教育的部分责任与义务。诗文、家书、墓志铭、家谱、家规等多种形式的家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从政、勤俭持家”的思想与智慧和“以俭养廉、清白传家”等廉洁奉公的教诫。这些廉政教育思想既是传统士人,尤其是世家大族治家教子的重要内容之一,又培育和影响了传统士人廉洁的家风及其传承,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儒家经典《礼记》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我国家训大都崇忠孝节义,教导礼仪廉耻,是廉政文化的重要资源。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仁宗时,担任右司谏。景祐五年(1038年),在西夏李元昊的叛乱中,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协助夏竦平定叛乱。庆历三年(1043年)富弼、韩琦等人参与“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建议。历时仅一年,因遭到反对,被贬为地方官,辗转于邓州、杭州、青州,晚年知杭州期间,设立义庄,皇佑四年(1052年)病逝于徐州,谥文正。范仲淹虽宦海浮沉,可他勤奋、清廉、正直和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国人。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也成为中华民族品德的代表,并且已经熔铸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影响了千千万万人,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俸禄丰厚,但却不为子女留下钱财,而是全部用于扶危济困了,把俭朴的生活作风、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和乐于助人之仁德传给了子孙。他的四个儿子,均聪颖非凡,德才兼备,分别官至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道德崇高,能够继承父亲的遗志,舍财救济众人。他的后裔也都人才辈出,到了清朝的时候,范家出了近百位高官。不仅如此,范家的后代一直承传到今天,上千年而不衰,仍然保持着范氏家族的优良传统。范仲淹的子孙之所以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勤俭传家,清正廉洁,至公无私,勤政爱民,正义敢言,扶危济困,这除了范仲淹对后代的教育和要求更是严格外,还与他的《家训百字铭》有很大的关系。范仲淹在《家训百字铭》中要求子孙:“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另外,在《范文正公训子弟语》中,范仲淹还对范氏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提出了许多告诫和要求。
范仲淹家训虽只有短短的百字,但却字字珠玑、句句玉律,掷地有声,蕴含着修身养性、立言立行、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家精神和丰富哲理,成为我国家训中的突出代表,至今仍在教育和影响着范氏后人。认真研读,不禁令人感慨万千,而其中所蕴含的廉政教育意蕴,更使人受益匪浅,这对我们律己、教子、清白做人、勤政为民、涵养正气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勤劳节俭、谦恭廉洁修身
勤劳节俭、谦恭廉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克勤劳节俭、谦恭廉洁无论对个人修养、家族传家,还是实施廉政均有着深远意义。范仲淹告诫子孙要“勤读圣贤书”,“居家莫逸,民生在勤”,“奢华莫学”,“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即要求子孙自小要养成勤读圣贤书和辛勤耕劳的良好习惯和勤劳、谦恭、节俭、尊老爱幼、体恤鳏寡孤独与弱势群的优良品格,多学圣贤修身养性,绝戒自高自大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为人处世要讲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基本操守。而在这里,范仲淹更为看重的“俭”,因俭乃修德立业之根,俭与德相连,节俭即时修德。《周易》曰:“君子以俭德辟难”,即倡导修行俭朴的德行,反对过分彰显自己,以防奢靡腐化和可能的难关。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可见,俭乃君子修德之关键。范仲淹为官以清廉著称,家风俭朴无华,他自小就养成了节俭的美德,也时时刻刻以俭约为诸子作表率。他要求子孙“奢华莫学”,“贫穷莫怨,“富贵莫羡”,“国法莫玩”,而要“尚廉洁”,因为“政令森严”,否则就会“自取贫穷”,“报应甚速”。宋人范成大在《范仲淹传略》中记载,范仲淹戒告诸子说:“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早逝。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俭与奢相反,提倡节俭便意味着反对奢靡之风,而俭与奢往往是一念之间。因此,范仲淹更是坚决反对这种奢靡之风。据载,范仲淹儿子纯仁娶妻,传言新妇打算以罗绮做帷幔,仲淹大怒说:“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由于范仲淹的坚持,范纯仁的婚礼办得十分俭朴,既没有购置贵重奢侈的物品,也没有举得隆重奢侈的婚礼,不仅范仲淹的家风得以维持,同僚们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
贪图个人享受之欲是小,贪图他人乃至国家利益为大。若不节制这种奢侈的贪欲,任由其发展,那么,有朝一日入朝为官,便极易由奢入贪。因此,廉政首先要落实在个人修养的提升,落实在家庭生活之中。对家庭而言,俭乃持家传家之本。在资源紧缺的农业社会中,节俭乃维持一个小家庭长治久安,抑或偌大家族兴盛传承之必需。范伸淹自走入仕路,便入污泥而不染,恪守官箴,操守醇正,勤勉清廉,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中甚至计算每曰饮食所需之钱是否与所做之事相称,如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者。”他在给子侄们的信中经常教育家人也要廉洁,如“不知十叔受得甚处官?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又说:“汝守宫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即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廉做官,莫营私利。”他在《与朱氏》的信中也说:“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范氏家族自范仲淹之后,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为官也都节俭清廉。次子范纯仁拜相后,尝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变家风矣。”问之,曰:“盐豉棋子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人莫不大笑。从晁美叔所说的范家的食谱,可知范纯仁家中平时生活俭朴到了何等程度。范纯仁亦疾呼“惟俭可以助廉”,倡导修行俭朴的德行,节制贪欲,防止贪污受贿。由此可见,范仲淹提倡的勤劳节俭、谦恭廉洁家风在范氏家族的成功,这不仅是其言传身教和以身作则的成功,更是其家风和家训教诫的成功。
勤政爱民、秉公执法为官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细胞。传统家庭教育从来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的洒扫进退、父慈子孝之节,而是与治国联系在一起。“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培养子女成才,乃为国家培育治世人才。在家庭中营造和提倡朴素的氛围和美德,乃为国家培育清官良吏。范仲淹教导后代为官者不仅要有兼济天下的道德理想,而且要遵守勤政爱民、秉公执法的为官道德原则。他在家训中要求子孙做官为政要胸怀天下,“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勤政爱民,秉公执法,“妄想莫起”,这样才能“忠勇表丹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首先,要具备至公无私、胸怀天下的历史使命感。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体现了他受传统儒家影响而胸怀天下的济世思想,更体现了他身上所具备的那种至公无私、胸怀天下的历史使命感。范仲淹这种家国情怀源于建立在血亲纽带之上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图式,不仅影响了范氏家族一代又一代,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他在苏州做官时,曾买下南园一块宅地,准备造屋居住,风水先生一看便贺道:“此乃宝地,在此兴建住宅家中定会公卿辈出。”范仲淹笑说:“与其独占宝地,不如让出办学岂不出更多的公卿将相之才?”于是他创设学府,延读名师讲学,一时盛况空前各地纷纷仿效故有“苏学天下为第一”之誉。受其影响,次子纯仁知襄城县时,“襄城民不蚕织,劝使植桑,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罚,民益赖慕,后呼为著作林。”这正是范氏“忠勇表丹诚”家风和至公无私、胸怀天下历史使命感的体现。
其次,要具有勤政爱民、修己安人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为官者不仅要恪守俭朴,还应遵守职业道德,承担勤政爱民、修己安人的社会责任。正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范仲淹为官数十年,入能为相,出能为将,数次升迁,数次被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先后在泰州、睦州、苏州、青州及河中府等地担任过地方官员,每到一地,必兢兢业业,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兴利除弊,筑城浚河,赈贷捍御,修堤岸,立义庄,兴学救荒,关心民生疾苦,施政以养民。西夏扰边,他便向朝廷提出要求,将自己调往边关延州,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正确运用对敌战略,使边关局势转危为安。针对当时朝政弊端,他提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的改革方案,改革朝政,史称“庆历新政”。虽然最终失败,但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他创始的以工代赈,因势利导,疏导分流等治水方法,在中国水利和救荒史上留下了千古佳话。而他的四个儿子都秉承了他勤政爱民、修己安人为官准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长子范纯佑十六岁随父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是其得力助手。次子范纯仁,任职陈州时,“以已俸作布衾数十幅待寒士”;知襄邑县(今河南睢县)时,卫士牧马,践踏了百姓庄稼,纯仁怒而杖之,他说:“养兵出于税亩,若使暴民田而不得问,税安所出?”知任庆州时,正值秦中方饥,擅发常平粟振贷。僚属请奏而须报,纯仁曰:“报至无及矣,吾当独任其责。”或谤其所全活不实,诏遣使按视。会秋大稔,民欢曰:“公实活我,忍累公邪?”昼夜争输还之。使者至,已无所负。在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范纯仁均能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修己安人。三子范纯礼官至尚书右丞,他在任知陵台令兼永安县(今河南巩义)令时,正值兴建永昭陵(仁宗陵墓),京西转运使命各县运木石砖瓦,独纯礼不肯受命,他说:“陵寝皆在邑境,岁时缮治无虚日,今乃与百县均赋,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时用乎?”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受其父兄言传身教和影响,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正义敢言,关爱百姓,以清正廉洁著称。
再次,要遵循秉公执事、不徇私情的处事原则。为官者不仅应体恤百姓,为民请命,还应嫉恶如仇、刚正不阿,更要遵循秉公执事、不徇私情的处事原则,而范仲淹正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在家训中,他就要求子孙后代要“怜恤孤寡贫”,“博爱惜生灵”。在范仲淹看来,廉政是为官者的基本操守,而朝廷欲求安民、富民,必须首先改革腐败的官僚政治,惩处贪官污吏。为此,范仲淹多次上疏陈其事,并在朝堂论事中犯颜直谏,直指当时的吏制与贪官。景佑三年(1036年)春夏间,范仲淹上《百官图》,指斥老相吕夷简任人不当,又上疏讥讽时政。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其中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推恩信,重命令”等措施都与吏制有关。庆历新政措施下达后,范仲淹亲自审查各路监司的名册,只要发现不称职者,便从名册上一笔勾掉,毫不留情地将地方上一批贪残之辈罢了官。当时枢密副使富弼见此情景,不无担忧地对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范仲淹以“不才”官吏一家之“哭”,而换取一路百姓不“哭”,这是范氏任命官员、澄清吏治的主要标准,充分体现了范氏以民为本,体恤民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次子范纯仁任襄城县知县时,县有牧地,卫士牧马,以践民稼,纯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主者怒曰:“天子宿卫,令敢尔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纯仁言:“养兵出于税亩,若使暴民田而不得问,税安所出?”诏释之,且听牧地隶县。如此事例甚多,可见范仲淹遵循秉公执事、不徇私情的处事原则已经被后代继承并发扬光大。
公私分明、淡泊知足自立
    官场腐败,主要是钱权交易。为官者无法遏制贪欲,实质是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倒向了后者。范仲淹在《家训百字铭》和《训子弟语》中一方面倡导重义轻利、公私分明的利益观,重在塑造儿孙淡泊的襟怀和知足的金钱观;另一方面倡导清白传家,意在培养子孙自立自强的精神。
重义轻利。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是为官者必须面对的考验。范仲淹不仅要求范氏子孙“礼义勿疏狂”、“故旧莫疏”、“邻里莫绝”、“正人莫远”,重义轻利,更是以身作则,从不汲汲于富贵,从不觊觎不义之财。他幼年贫窭,与一个能炼水银为自金的术士交游,那人曾把炼白金的秘方并白金1斤交给仲淹。十余年后,仲淹当上了谏官,把术士的儿子叫来说:“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术士的儿子还未答话,仲淹已“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贫贱中范仲淹不为利欲所动,他年轻时曾在睢阳长山的醴泉寺里读书,常常读到天明才和衣而睡,有一次偶然发现自己的房中埋藏着一甏白银,他一声不响地仍把它掩盖好。后来范仲淹做了大官,寺里僧人向他募捐,他写了封信去,果真在他原来住的房中找到了白银,僧众纷纷跷起大拇指赞扬范仲淹的品质可贵,说“他做官百姓放心了”。范氏子孙也继承了范仲淹这种重义轻利,淡泊知足的美德。一次,范仲淹公遣子尧夫到姑苏般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何如?”曼卿曰:“两月矣。三丧在浅土,欲葬之而北归,无可谋者。”尧夫以所载舟麦付之,单骑自长芦捷径而归。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东吴见古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留滞丹阳,时无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与之?”尧夫曰:“已付之矣。”(21) 父子同德,心意相通,这样乐善好施的行为,在范氏父子看来是最为寻常普通的。仅凭这件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风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如此事例甚多,济困扶危成了范氏的家风,而这种重义轻利其实更是一种淡泊知足的健康心态。
公私分明。如何处理私产与公产亦考验着为官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作为一个清廉之臣,范仲淹往往公私分明,约束自己和家人不得占公家一丝便宜,更不得将公室之产尽归私囊。有一次,范仲淹在闲谈中曾表露过要退闲的意思。于是便有人要给他在洛阳建处园林,也有人要给他买下唐朝宰相裴度的“绿野园”,这些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担心的不是退闲后有没有地方住,而是国事繁忙退不下来。”他还说:“洛阳到处是园林,如果将来退闲后有兴趣的话,无论是哪处园林去玩,都不会有人阻拦的,又何必自己建园林呢?建一处园林,必将耗费钱财造成很大的浪费,也必然要给国家和人民加负担。至于买下别人的园林,那更是取人之物为己所用,我会于心不安的。”(22) 因此,直到他去世,全家人也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家。熙宁七年(1074年),范纯仁自邢州知庆州。临行,宋神宗对他说:“卿父在庆著威名,今可谓世职。卿随父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纯仁揣神宗有功名心,但范纯仁并不主张主动与西夏开战,即对曰:“臣儒家,未尝学兵,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若开拓侵攘,愿别谋帅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顾不肯为朕悉心尔。”(23)可见,范纯仁深受范仲淹以和为贵和各民族和平共处守边思想的影响,公私分明,不肯以宋神宗的一己之利而轻启边衅,最终致使边境生灵涂炭,百姓遭殃而流离失所,这恰恰与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官理念格格不入。
清白传家。在传统社会中,“清白”乃衡量个人品行和判断家风的标准之一。即便设计谈婚论嫁的双方也要考虑双方家风是否清白。清白便成为传统士人,尤其是世家大族的传家之宝。范仲淹生活俭朴,后来虽然官至参知政事。“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身殁之后,诸子家贫无归,日借官屋以居,仅蔽风雨。而独好施与,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创立规法,以垂永久。”(24)其四子范纯粹官至户部侍郎,受其父言传身教,正义敢言,关爱百姓,以清正廉洁著称,俭朴的作风始终从未改变,把做官得来的俸禄,大多用在了扩大父亲范仲淹创建的扶危济困的义庄上了,而自己与家人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
范仲淹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其一生“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陲、功名满天下”,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25),成为后世人臣的楷模。范仲淹虽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多少财产,但他留下了有教益的《家训百字铭》,成为范氏家族子弟为人处世的金言玉律。正如汉代思想家王符所言:“贤人智士之于子孙也,厉之以志,弗厉以诈;劝之以正,弗劝以诈;示之以俭,弗示以奢;贻之以言,弗贻以财。”(26) 作为一位贤明的有识之士,范仲淹教育子孙,总是勉励他们立志,而不是教以花言巧语;劝导他们正直,而不是从事奸诈;示范他们俭约,而不是示范以奢侈;赠送他们以训诫,而不是赠送以财产。而范氏后代子孙正是按照范仲淹《家训百字铭》和《训子弟语》,做到不依靠父辈的地位和财产,自食其力,自立于世。据记载,范仲淹之后裔范文从,明洪武年间拜御史,忤旨,下狱论死。太祖视狱案,见姓名籍贯,遽呼问曰:“汝非范文正后人乎?”对曰:“臣仲淹十二世孙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来,御笔大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句,赐之。谕:“免汝五死。”(27)由此可见,范仲淹的人格魅力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也足见范氏后裔对《家训百字铭》严格恪守和《家训百字铭》对其后世子孙成功的训诫。
俭为廉之基。在范仲淹家训中的廉政教育意蕴中,节俭朴素、节制贪欲乃为官者修身之基础,勤政爱民、秉公执法乃为官者之职业道德。前者指向为官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后者指向为官者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和责任。重义轻利、公私分明、淡泊知足是为官者应具有的利益观。清白传家,培养子孙后代自立的精神,是为官者恪守和传承廉洁家风的重要法宝。这种理想的君子人格,既是国家对个人道德品质和规范的需求,又是为官者提升修养和完善人格的自觉追求和践履。在国家重拳惩治腐败问题的今天,我们特别是共产党人更应该继承和借鉴范仲淹家训中的廉政教育意蕴及其经验实践,让范仲淹家训中的廉政教育意蕴成为我们领导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种道德自觉,铸造俭朴至公、淡泊知足的家风,推行生活化的廉政教育方式,将廉政教育融入家庭生活细节之中,使自己和家庭自觉地将节俭修身、治家立业与廉政奉公相结合。而我们每一个家庭更应以范仲淹为榜样,从现在开始努力,先从自身做起,通过家传身教,营造勤俭节约、重义轻利、廉洁爱人的家庭氛围,使子孙后代在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养成了克己守俭的好习惯和胸怀天下的情怀和使命感,做一个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人。
 
注释:
⑴庄庸:《廉政家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年版;
⑵孙欣:《传统家训中的廉政教育》,《寻根》2014年第3期;
⑶《礼记·大学》,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
⑷⒆⒇(22)杨德堂:《清廉人生范仲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
⑸⑹⑺⑻(24)《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⑼⑿⒄(21)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⑽⒀⒁⒂⒅(23)《宋书·范纯仁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⑾广东蕉岭张氏族谱编辑委员会:《广东省蕉岭张氏族谱》,2007年内部版;
⒃《宋书·范纯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25)杨德堂:《千年礼赞范仲淹》,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
   (26)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遏利》,中华书局1979年版;
(27) 庄绰、萧鲁阳 :《鸡肋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
 
 
作者简介:何等强,男,汉族,生于1975年9月,甘肃省镇原县人。系甘肃省史志学会会员,庆阳市政协特约文史资料撰稿人,庆阳市周祖农耕文化研究会、范仲淹研究会理事,庆阳市历史学会、民俗学会、中共党史研究会、南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现为政协镇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党史、地方史和民俗文化研究工作,先后参与《镇原文史》(合订本)、《中国共产党镇原历史》(第二卷)(主笔之一)、《镇原县政协志》(副主编)的编撰工作。
 
工作单位:甘肃省镇原县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宣传委员会
通讯地址:甘肃省镇原县政协文宣委
职    务:甘肃省镇原县政协文宣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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