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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范仲淹御夏安边的军事思想及其实践
日期:2014-01-17 10:18:34   作者:徐玉金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改革家。他从政40多年,曾任过知州、都转运使、经略安抚诏讨使、副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他在担任军职期间,为提高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参加战争实践和军事活动,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并取得了一定的功绩。特别是他提出了“以盟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军事方略,这是范仲淹的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积极防御战略能够成功实现的关键之所在,体现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在经略西事的几年中,御夏安边,经略得当,实施了 “奏选良将,促治城寨”、“改革军制,利用土兵”、“阅习军马,完补器械”、“屯兵营田,移兵就食”、“积极防御,安抚诸羌”等一系列军事实践活动,达到了“讨服横山界近蕃,以遏外患”之近期战略目标。
居安思危,备则无患
    早在天圣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就上书论时务:自澶渊之盟以来,“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认为应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以“防之于未荫,治之于未乱”。还指出“古来和好,鲜克有终”,提出应恢复武举,培养军事人才。[1]天圣五年(1027),范丁母忧,有《上执政书》。在上书中,他再次提出“安必虑危,备则无患”的观念,还指出当今文恬武嬉、将才匮乏的现实:“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将家子弟,蔑文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面对“边民未丰,边廪未实”、“中原益困,四夷益骄”的局面,他提出了培育将才,丰实边郡的主张,又“请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预为之备,方可应付突变事变。[2] 天圣七年(1029)诏置武举。天圣九年(1031)五月,仁宗在崇政殿亲试武举人才。康定元年(1040)三月,举行大规模武艺校试活动,中选者达181人。庆历三年(1043)五月,应范仲淹之请,正式建立武学。五年之间,凡行武举七次,每次录取不足十人到五十人不等。[3] 
    在《再进前所陈十事》中,范仲淹强调武备的重要性。他说,不要因京师无事而松懈戒备,因循守旧,而要观察天下大势,洞察可忧之处,严密募兵训练等各种规制,根据具体情况,“相时而行”。这样,才能使邦国安宁。于是,他要求先在乡内并近辅州府,招募强壮之人,充京乡卫士,“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虞外患。”然后诸道仿此,逐步推广。这是国家强兵节财的重要措施。因此,加强武备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外族侵略,是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政权稳定的关键因素。
    范仲淹深谋远虑,在全力对付西夏的同时,对辽也“安不忘危”。 范仲淹深知 “羌戎素诈,边鄙多虞”,[4] 是他对辽夏本质的基本了解。“西北二方,复相交搆”,[5] 夹困中国,是他对辽夏外交政策的准确估计。因此,即使在议和过程中,也应“建御悍之谋,以待二虏,不必求二虏真伪之情”。[6] 除此之外,他提出营修西京洛阳的主张,惟“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又连上二札,乞修京城,可沮北敌(辽)“南牧之志”。[7] 东西京城修缮完固,可“表里山河,接应东京之事势,连属关陕之形胜。又河阳据大川之险,当河朔、河东之会要,为西洛之北门;又长安自古兴王之都,天下胜地,皆愿朝廷留意”。[8] 他秉承宋太祖的遗愿,充分利用山川、地形的条件,加大对京城的防卫,构筑有纵深度的立体防御体系。不幸的是,鼠目寸光的最高统治者未能采用这些极具远见和战略目光的良好建议。北宋末,金兵铁骑,分二路南下,长驱直入,失去犄角相援的城防优势,赵宋政权演出了一幕国破家亡、玉石俱焚的历史悲剧。北宋灭亡的深层次原因很复杂,但很重要城池的不设防无疑是军事失败的原因之一。
 
攻守兼备,进退裕如
    “以盟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这是范仲淹的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积极防御战略能够成功实现的关键之所在,体现了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在宋夏战争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上攻守二策状》、《再议攻守疏》和《陕西河北和攻守备四策》等奏疏之中。
    庆历元年(1041)十一月,梁適(适)安抚陕西回朝,时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兼治庆州的范仲淹附奏《上攻守二策状》,这是他经略西北边事的经验总结,也是学习古代兵法、军事谋略的切身体会和抵御西夏的具体策略和措施。他在《序》篇中指出:“必行进讨,以期平定”或“宜用守策,来则御之,去则勿逐之”,均为不得要领,脱离实际的陈言空谈。接着,他又分析了宋夏对峙以来胜少败多的原因为:一是无精兵强将,故不能“大振军威”,“少分贼势,此进讨牵制无效也”;二是未用土兵,营田不行,军需匮乏,“岁月绵久,恐生他患,此守御之未利也”。这样地分析是比较符合当时陕西沿边的具体实际情况的。接着,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议攻、议守二策。《议攻》篇的核心是浅攻,攻其近,集中优势兵力,拔其要寨,据其地修筑城寨,然后守以土兵,步步为营,逐步把战线稳定在横山一线。他的具体措施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有战略意义的“金汤、白豹、后桥三寨”,“大拔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士兵以守之”,“(敌)大至,则明斥堠,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这就是说,他提出局部浅攻之策,逐步蚕食有战略意义的堡寨,打通四路通衢,以便诸路犄角相援,一旦有警,诸路皆动。《议守》篇在分析敌我双方实力态势的基础上,他指出:西夏“依远而险,未易可取”,“风集云散,未尝聚养”;而宋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因此,要采用孙武“分建诸侯”之策,效唐置屯田之法,“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他对西北边事的总体方略是“国家用攻,则宜进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溃”。[9] 庆历二年(1042)正月,范仲淹又上《再议攻守疏》。这是对前奏《上攻守二策状》进行补充和完善。他认为,“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在这篇奏疏中,他提出了主张进筑水洛城的建议,虽然工程浩大,道路回远,但可断敌军“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势,因以张军之威也”。 [10] 他的军事思想及策略主要集中在他的《陕西河北和攻守备四策》奏疏之中。这是庆历四年(1044)五月他和韩琦共同面对奏上朝廷的奏疏,其中对宋辽夏面临的复杂形势作了剖析,提出了“以盟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对策,具体对陕西的和、守、攻三策和河北备(预为守备)策进行了细致而周详的客观分析和估计,以供朝廷参考和决策。在《陕西河北和攻守备四策》序篇中,范仲淹指出:“今西北二方,复相交媾”,而宋面临“和与不和,俱为大患”的两难选择。当今之计的惟一选择应该为:“莫若择帅练兵,处置边事,日夜计略,为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则盟约可久矣”。这是说,无论是对辽已成之盟约,还是对夏正在谈判之中的和议,都不能抱有幻想。只有整军备战,增强军事实力,才会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以赢来真正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于是,他便在《陕西和策》篇提出“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战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则结好之策,未有失也。”
对于宋军的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的战局,范仲淹“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为丝,血化为泪”。他痛切地指出:“自西事以来,延安东路、北路,官军伤折万余人,并金明、承平诸寨杀虏过蕃部万余户,约四五万口;及麟、府丧险,镇戎三败,杀者、伤者前后仅二十万人矣。死者为鱼肉,生者为犬羊。”正是由于宋夏战争所导致的重大损失,使范仲淹痛定思痛,力主与西夏媾和,想尽快结束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局势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11]因此,他又提出了《陕西守策》。其主要内容有:“一是缮修缘边寨堡,更加森严壁垒,实行坚壁清野;二是久守之计须多用土兵;三是东兵可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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