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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知任西北时的育将之道
日期:2014-01-15 10:03:00   作者: 何等强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西北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由于陕西安抚使韩琦的荐举,范仲淹临危受命,不顾体弱多病,带着三黜后的心灵创伤,从富饶秀丽的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来到西北边陲。任命几经更改,先是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继改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又与韩琦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到任后,旋即出巡鄜延,见到战后的延州荒凉凋残,主动自请代张存兼职延州。庆历元年(1041年)四月,范仲淹因私与元昊通书,又焚元昊复书且将答书悖侮言词修改后录副上闻,被降官户部员外郎、贬职耀州(治今陕西耀县)。同年五月,宋廷又任命范仲淹为知庆州(治今甘肃庆城),兼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宋廷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另将四路防务公事与继任者郑戬交割,范仲淹与韩琦联名上五状辞让,仍未获准,怀着依依不舍的复杂感情离开西边,赴东京就任新职。范仲淹在西北戍边数载,之所以能御西夏于“国门”之外,最终取得胜利,是与其成功的育将之道密不可分。
    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①“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②孙子这一理论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将领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他穷通六经,出将入相,胸贮如珠玑,立马千言。作为士人中的精英,他自然懂得“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文武之道为天下治之二柄”的常识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所以,他非常重视军事将领的选拔。早在他未出任西北边帅之前,就曾多次上书仁宗皇帝,力陈“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不用则武备不坚•••••••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有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进而提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③的“复武举”、选将才的建议。在宋夏战争爆发后,范仲淹知任西北,为解决宋廷军事将才匮乏的弊端,保证战争的胜利,范仲淹便开始根据自己多年来成竹于胸的选将用将之道选拔、培养军事将才。
    (一)知人善任  荐拔良将
    范仲淹临危受命,知任西北后,他深知良将的作用,对于选拔良将,特别留意。他的原则是“谋可相济,兵可相援”,“文武参用,二路兼资,均其事任,同其休戚•••••••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何忧边患乎。”他自己曾表示要“盖将尽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务”,在边将中就有大批杰出的将领是他一手选用和提拔的。如狄青后来功业显赫,成为一代名将,在与西夏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与范仲淹的栽培不无关系。
    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勉励他认真读书。在范仲淹的教导之下,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书,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成为一名既能冲锋陷阵,又精通指挥艺术的智勇双全的将领,为大宋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掌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
    华州郑县人蒋偕,宋夏战争时,曾屡次上书论边事,遂迁秘书丞,通判同州,计置陕西钱粮。后经范仲淹荐举,改任环庆路兵马都监,历知汾州、泾州,又迁北作坊使兼泾原路兵马钤辖。守边期间,曾修筑兵寨,多次击退羌人明珠、康奴等部的侵扰。
    滕宗谅,“先知泾州,大有安辑之功,仲淹荐以自代。”滕宗谅知庆州,屯田兴水利,发展农业,对庆州边防起到了极大的充实作用。
    此外,据《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中记载,受范仲淹选拔和推荐使用的将领还有王信(鄜延部署)、周美(鄜延路都监)、刘拯(知保安军)、谢云行(秦风路都监)、葛宗古(延州西路巡检使)、谭嘉震(鄜延路都监)、黄世宁(泾原路都监)、任守信(鄜延路钤辖)、许迁(泾原路都监)、安浚(秦风路钤辖)、张建侯(环庆路都监)、张宗武(鄜延路都监)等人,在对这些人的推荐中,范仲淹都对其才能进行了定性,而这些人经范仲淹选拔和栽培的军事将领则都是弓马精强、武力过人、性亦沉审、刚而有勇、勇而有知、能识机变、忠勇敢战、战守可用的忠勇将才。
    (二)力荐民族将领  破格起用人才
    庆历初年,环庆战事突起,旧制军政大员人事腐败,培植私党、排除异己。战败推脱责任,嫁罪下属,冤案甚多。更有甚者猜疑革除少数民族将士,赏罚不公,将士怨愤,致使军心涣散,已成为屡战屡败的症结。范仲淹至延庆后,即洞悉这一要害。于是在庆历二年(1042年)上奏言:“怀才抱艺之人,一落散地,终身不齿。兽穷则变,人穷则诈,古之所慎也。况今边事未宁,尤宜使过,欲乞朝廷催促逐处”,“分等第或有才质,或有节行,亦具升奏。所贵负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怀怨愤。”并引用唐张说《荐负犯人充将帅表》中语:“活人于死者,必舍生而报恩;荣人于辱者,必尽节而雪耻。”肯乞朝廷准允,大胆革除用人制度上的弊端。下令军政逐级,重新甄别审查处理人员,平反冤案,具报量材启用。此一举措,消除了各级将吏的怨忿,纠正了对少数民族将士的猜忌和偏见,因而平抚了人心,安定了军心,增强了民族团结,鼓舞了士气。在范仲淹手下的将领中,种世衡、赵明、慕恩、范全等人就是羌民。
    种世衡是一位有才识的羌族将领,在蕃部中久孚众望,谋略深远,攻守有方,但因民族偏见,范仲淹“累奏荐种世衡知环州,未用。”他最后一次上书说:“环州勾当一郡十三寨,当此危地,须在得人”。“臣今乞将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种世衡,转诸司使知环州,权钤辖司。”“如朝廷体量臣稍涉虚妄,甘受上书诈佞之罪。”④范仲淹奏书力议启用少数民族将领的重要性,言辞恳切到向朝廷发誓立军令状的程度,其识人之明心、爱人之诚心、用人之公心、荐人之决心、为国之忠心跃然纸上。朝廷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任种世衡知环州。种世衡上任后,不辜负范仲淹的力荐和厚望,“乃周行境内,入属羌聚落,抚以恩意如青涧焉。”他信守诺言,踏雪拜访了党项族牛家部落首领奴讹,以诚信使固来倔强的奴讹与族众感动而拜伏,諠呼曰:“今而后惟父所使。”此外,种世衡又劝属羌诸族各置烽火,练骑射。为教化蕃部,种世衡在环州、庆州建蕃学,令蕃子弟入学,为政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蕃官。让蕃官治理蕃部,从而保证了庆州地区的社会安定。由于种世衡在环州经略有方,防守力强,军需充足,沿边各州唯环州遇战事不求增兵、增粮。因此而升任东染院使、环庆路兵马钤辖,仍兼理环州。后又与原州守将蒋偕率士兵夜筑细腰城,堵塞了原州与环州交界处防务漏洞,增强了防御力量。种世衡在筑城期间,身染痢疾,不离职守,终因军务劳忧成疴,于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病逝于任上。范仲淹亲手给他撰写墓志铭,旌表安葬。其子种古、种谔、其孙种师道等皆为为西北名将,世代戍边,多次击退西夏对西北的侵扰,捍卫了边疆的安宁。
    修筑大顺城,是范仲淹在环庆路任上所进行的一项重大而有机密的行动,蕃将赵明参与了这一行动,可见范仲淹对蕃将信任之深。此外,范仲淹还起用了环州吐谷浑人慕恩为环州巡检,慕率族部子弟兵,坚守边寨,勇敢抗敌,先后升任供备库副使、洛苑副使等职。范仲淹在《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上,不但将狄青、王信、种世衡列为第一,而且将蕃将范全也列入第一,请求朝廷予以褒奖。他在《奏乞指挥国子监保明武学生令经略部署司讲说兵书》中说:“臣窃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则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拨擢。欲乞指挥陕西路、河东逐路经略司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挑选识文字的有机智武勇、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马,讨论胜策。”范仲淹所说的“臣窃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一语,并未区分汉人与羌人,而实际羌人要多于汉人,可见,范仲淹对羌人与汉人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范仲淹这种破除民族偏见,大胆起用民族将士的策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增强了民族团结,对抗击西夏入侵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不掩其功  维护部下
    范仲淹知任庆州时,惜将如子,必要时甚至不顾自身安危而维护部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为遭受弹奏的“老部下”庆州帅滕宗谅、渭州帅张亢和因战失败被俘的石元孙等人严辞辩雪。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监察御史梁坚弹奏藤宗谅于庆州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认为必是宗谅侵欺入己;枢密使弹奏张亢在边骄僭不公,贪污公款。仁宗听后,圣慈赫怒,立刻下令对二人下狱斟询。我们知道,范仲淹在延州时,非常赏识腾宗谅、张亢的军事才华,后经范仲淹的多次荐举、提拔,两人各得帅一路。可以说,他们是范仲淹在沿边为帅时的“老部下”。而二将遭到弹奏时,此时的范仲淹已经身为宰职,不再管理沿边事务。尽管如此,当他听说此事后,仍不顾“犯颜之诛”和“党庇”之嫌,一连三次上书仁宗为二将开脱。在《奏雪滕宗谅张亢》的奏折中,范仲淹列举了九条“理由”来回驳梁坚等人对二将的“弹奏”。在这份奏折中,范仲淹认为:首先,朝廷不应该听台官风闻而草率给二将定罪,国家正逢用人之时,象宗谅、张亢这样有才良将显得尤为可贵,国家应当珍惜,不可轻弃。一旦有误判,则边帅威信扫地,何以弹压将佐军民,使人出死力,御捍强敌。主张朝廷应当先保留其事任,派可信之人认真调查核实,再行定夺,不能偏听一面之词而枉下论断。其次,认为二将之所以遭人“谤议”,多因为“宗谅旧日疏散及好荣进”,“张亢不能重慎,为事率易”的性格所致,其实他们本身并无显过。看在他们常年在边,具能独挡一面而边上军民都没有词讼的才能,企望朝廷给以理解、体恤。最后,范仲淹不顾“保任不明而招累己之坐”的危险,向仁宗担保说,宗谅、张亢真如台官所奏,“臣甘于二人同行贬黜”。后多亏公“力救之,(宗谅)止降一官”。而张亢也没有得到重罚。在宗谅降官被贬后,范仲淹仍能体谅宗谅沉闷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开导宗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高尚的儒者情怀来排泄仕途的挫折,鼓励其以国为重,以民为先。他对“部下”的体恤、关爱之情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处理降、叛者这一重大问题上,范仲淹能将心比心,以宽厚之心去体谅那些曾经在战争的血河尸岸中兵尽粮绝而被俘的忍辱负重者。康定元年(1041年)正月三川口战役之败,环庆副都总管刘平和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等将领被西夏俘虏,范仲淹上疏朝廷,请求量拨物资金贝赎还。当石元孙被元昊放回(刘平已病死),被宋廷发配全州编管时,范仲淹上书力谏:“臣素不与元孙相识,亦不知本人善恶。臣在延州,但闻刘平、石元孙部领军马救护延州时,同战拒贼,日夜血战,兵少食尽,才屈被擒。••••••纵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恤•••••••使陷蕃等将校闻之,未绝向汉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此御戎之一策也。”⑤并指出:“汉家将卒,有数人陷在贼庭,俱是苦战力屈,为贼所擒,即非反叛”。他这一关键问题的定性,不知改变了多少降将的命运。即使叛人,范仲淹也不主张株连惩戒其家人。他在《答赵元昊书》中表示:“国家以四海之广,岂无遗才有在大王国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报国士之知,惟同心向顺,自不失其富贵,而家族之人,必更优恤”。⑥他的这一主张,是以争取叛者的向汉之心为主要目的,也体现了他仁爱、宽恕之心。
    范仲淹在关键时刻不惜牺牲个人的前途、性命,为他所选拔、培养的将领担保,多次在仁宗面前立下“若不如所举,臣等甘当同罪”的誓言。他戍边数载,“食必粗粝,经愈岁年,不沾肉味。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与将士同患难,正是这种儒家文化熏陶下高贵的品质,才折服了大批有才将领聚集在他的周围,愿时刻听从范仲淹的召唤,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重文轻武”、“右文抑武”的宋代,能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蒋偕、慕恩、赵明、范全、王信等那样多智勇兼备、独当一面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能攻能守的士兵,正是他们在西北边境上浴血奋战、英勇抗敌,才御西夏于“国门”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在西北知任多年的范仲淹。从范仲淹在庆阳和西北知任时的军事活动来看,他的育将之道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事君以忠勤”和“智勇兼备”的识将之道。作为儒家士大夫的精英代表,范仲淹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忠君意识的熏陶,自然会把儒家文化当中的“忠义”要求列为选将的首要条件,即要求武人“事君以忠勤,精忠报国”,这已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首要隐藏标准。其早在《上执政书》中就提出“育将才之道”,“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秘授兵略,历试边任”。这种“忠孝”则指能精忠报国,忠于朝廷。武将在具备了“忠义”气节后,范仲淹认为“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风者,可备将帅”,要求为将者应“智勇兼备”。早在天圣三年(1025),北宋临朝听政的刘太后让大臣举武人,范仲淹就曾向太后上谏,认为所选之人应是“忠义有谋之人、壮勇出群之士”。对于“臣僚之中素有才识(者),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此皆育将才之道也”。主要武将应是勇猛能战与善于运用作战策略的结合体,即应“智勇兼备”。可以说,范仲淹在任上选拔和任用的这些将才都是“事君以忠勤”的“智勇兼备”之士。
    二是“知人善任”、“量才为用”的用将之道。范仲淹用人多知人善用,不拘小节,所长即所用,不因事废人。如种世衡,此人既是羌族,又“胆量过人”,非常善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麾下收罗了一批少数民族酋长为其效力,故范仲淹奏遣“深得属羌心”的世衡镇出任环州。而种世衡到环州后,并没有辜负范公的“重托”,恩威并用,成功地收复了世居此地的沿边少数民族,使“敌人不复近环州”;陈州布衣郭京,“少任侠,不事家产,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谅数荐之,上召见,特命以官”;瓦亭寨主,左班殿直张忠,因过取职田课人,而被贬消官。范仲淹不计其过,认为“其人颇有武勇,乞稍复官资,责其效用”,诏为供备库使,又为右班殿直,派往西北边疆。即使武将,范仲淹也是按照其军事才能不同和特长,奏荐以不同的职务,知任一方。这些被荐举的将领,在其任上不负范仲淹所望,恪尽职守,保一方平安,造福一方百姓。
    三是以“仁爱”为先的待将之道。在宋代,武将地位非常低下。因此,在这样一个的特殊社会环境下,给武将精神上一定的人文关怀,提高他们的经济待遇,让他们切身体会到“朝廷”对他们的“重视”和认可,必能激发他们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范仲淹戍边多年,即是以“仁爱”之心体恤、爱惜、厚待边将,使他们多能为“国家”效死力。范仲淹努力提高沿边将士的经济待遇,厚待边将,并身体力行,将其“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多次上书仁宗帝,要求奖励边疆立功将士,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低级将士。例如,为环庆教押军阵奉职张信“抱打不平”,争功争赏;为敢于抗命续修水洛城的刘滬上书开罪;上书建议取消了对士兵黥首的旧制,改为只刺手背,等等,无不体现了范仲淹的“仁爱”之心,正是他能体恤、爱惜、厚待边将,因而,将士们才以奋勇杀敌来回报他们心中敬重的“主帅”。
    在西北任上,范仲淹知人善任,荐拔良将,量才为用,不掩其功,维护部下,宽待降叛,将帅一心,三军用命,这稍稍改变了北宋王朝自立国以来积贫积弱的窘状。史载“仲淹在边,纯佑(范仲淹长子)年方冠,与将卒杂处,钩深摘隐,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无失,所向有功。”⑦因而,世人称之“胸中原自有貔貅,胆落西羌数十州。”(元代蔡忠语)“忧乐俱关天下计,甲兵直夺夏人魂。”(清代杨赞绪语)⒁边人也为之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就这样,经范仲淹拣选、栽培起来的这批将领和士卒,成为北宋朝的一支劲旅,在维护北宋后期的统治当中仍继续发挥着作用。即使北宋灭亡之后,在抗金将领中,也是以杨政、曲端、王庶、李彦仙、吴玠、吴璘、刘琦、郭浩等西北将领为主,这不能不说是范仲淹育将之道的成功。
 
注释:
①《孙子兵法•谋攻》,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②《孙子兵法•作战》,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③范仲淹《上执政书》,《范文正公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明)傅学礼《庆阳府志》卷11,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范文正公集》,中华书局影印本1984年版。
⑥(明)傅学礼《庆阳府志》卷19,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宋史纪事本末》卷三0,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页。
 
参考文献:
1、《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2、《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版,
3、《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刘文戈《范仲淹戍边》,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
7、(明)傅学礼《庆阳府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何等强,男,汉族,生于1975年,甘肃省镇原县政协文史委干部,主要从事地方史、党史和民俗文化研究,参编《镇原文史》(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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