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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日期:2014-01-17 09:50:12   作者:卢晓河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谋略”在军事斗争中,是为了欺骗敌人并获取某种利益而运用的制敌妙策,是知识与技能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较量。“兵不钝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1](P6)(《孙子兵法·谋攻》)。“谋者,所以违害就利”[10](P125)(《吴子兵法·图国》)。道出了“谋略”在战争过程中的目的和意义。即是要以最小的损失取得战争的胜利。前苏联洛博夫大将说:“一切军事行动的突然性是军事谋略的实质,它通过准备的隐蔽性和在这些行动上迷惑敌人的方法来达成。换言之,军事谋略是以掩盖真相,强加于敌以假象为目的,同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以最小的兵力兵器消耗和最短的时间夺取胜利。”[2](P23此说是对孙吴谋略思想的具体阐释。
    军事谋略可能产生于远古,先民在狩猎过程中,可以用隐蔽的手法和陷阱巧妙地猎取动物。这些生活经验对后来战争手段的启发性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兵书中,对谋略的研究是其重要内容。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谋略观是其代表。“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P6)(《孙子兵法·谋攻》)至今依然运用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三十六计》,大多即是古代兵家的诡谲之谋。“瞒天过海”、“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欲擒故纵”、“上屋抽梯”、“苦肉计”、“连环计”等等,皆是古人在战争“谋略”运用的经典总结。
    一、“谋略”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
    《孙子兵法》对“谋略”在战争中的运用有具体的手段和原则:“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期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 [1](P4)(《孙子兵法·始计》)在战争中,要隐蔽自己的行为和目的,而显示给敌方与真实情况相反的信息以迷惑敌方,使其陷入错误的信息判断,从而达到我方行动目的。“夫精诚在乎神明,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1](P153) (《尉缭子·战威》)说的也是权谋在战争中的运用,有情况的显示出没有情况的情形,反之,没有情况则要显示出有情况的样子,从而迷惑敌人。
    古今中外的无数战例证明了“战略”手段在战争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特洛伊木马”成为古代军事谋略成果典范的最早战例之一。这一巧计的成功使用,以希腊的取胜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古希腊神话中,酒神巴克斯在一次远征中,发现不远处有大批敌人。危急的情形下,放牧、打猎的守护神——潘,立即让部队在夜幕降临时提高声响,使其在森林、峡谷中回响,使敌人误以为遇到了强大敌手,仓皇逃走。这个故事也很好地说明了,在战争中“谋略”运用的重要性。
    “谋略”可运用于战役或战斗,也可运用于战争或战局。但从其意义的层面观之,则有战略和战术之分。战略意义上的谋略,主要指战争全局的指导思想和计划策略。“是在战争目的、战役任务和计划上,以及在武装力量的状况、技术装备程度、战斗准备程度和战斗力水平上迷惑敌人。目的是为完成战争的战略性任务创造最良好的条件”[2](P29)。而战术上的谋略,是指具体战斗的原则和方法的谋略。“这是隐蔽准备诸兵种战斗和在分队、部队、兵团的现实状况、准备程度、武器装备、运用火器和进行战斗行动方法上迷惑敌人的理论和实践” [2](P29)
    《孙膑兵法》之“擒庞涓”即是运用战略谋略取胜的典范。齐为了达到救卫的目的,孙子假攻平陵,“吾将示之疑”。而平陵很难攻取,给对方造成不懂得用兵的假象,所谓“吾将示之不智(知)事。”以此迷惑敌人。结果,魏军中计,庞涓被擒。二战中,代表苏军战略反攻转折意义的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实施的炮火反准备也是战略范畴内军事谋略取胜的典型战例。
    谋略在战术上的运用,同样对战争的结果具有重要意义。齐魏的马陵之战中。军师孙膑设计在齐军进入魏国后,第一天修十万个炉灶,第二天修五万个炉灶,第三天修两万个炉灶。造成士兵大量逃亡的假象,以此迷惑敌方。庞涓中计,抛下步兵,仅率轻骑兵日夜兼程追赶齐军,却中了孙膑的埋伏,大军失败,庞涓自刎。
    可见,无论战略还是战术,谋略运用的要领即是迷惑敌人。使敌方对我方的军事形势、行动目的等产生错误判断,从而牵制敌方,获取战争的主动权。 
    二、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积极防御”战略
    战争的谋略有诸多形态,但其最基本方式无外乎攻与守。二者的差异甚大,但其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有效打击敌人而获取战争的胜利。在具体实战中,采取那种方略,主要基于敌我双方的势力和影响战争的其他因素。综观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战略谋略,主要以“积极防御”为主。这是基于北宋国力、军事实力的现实,也是儒家“天下归仁”的思想的根基。
    1、防御战略思想的积极意义
    宋代军事上的卑弱之势。宋朝初建,作为后周禁军将领夺取皇权的赵匡胤,深知兵权的重要性。“杯酒释兵权”事件后,采取一系列集中皇权、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政策,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这些措施虽有效防止了武将发动兵变和割据势力复辟的可能,但给日后败于辽、负于夏、掳于金、亡于元的卑弱之势和覆亡之途埋下了祸根。宋太祖面对北方强大的契丹和辽却只能采取“姑存”北汉,“以为我屏瀚”。他曾在灭南唐前喝斥南唐使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在中原和南方地区实现“天下一家”后,已为强弩之末。钱钟书先生形容其后形势的变化:宋太祖那张不容他人鼾睡的卧榻,“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宋诗选注·序》)。而他的后继者则除了连连与来犯者签“和约”以换取暂时的安定外,别无良策。
    宋政权是在五代乱世之后建立的。太祖、太宗适应大乱之后稳定政局的需要,执政渐趋黄老之治。这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巩固、经济的恢复都有积极作用。但却影响了宋对边疆的经略思想。“上(宋太祖)欲敦信保境。”[3]“国家自祖宗以来,不急于边疆之功,以爱民安人为上急而已。昔太祖但以丰财练兵保境为事。”[4]休兵息民、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于消弭边境民族冲突,稳定边区后方,发展农业,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道家清静无为、柔雌守静的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循墨守成,力求“恪守祖宗成法”。这种保守的政风,直接影响着宋对西北边防的经略方针,直接导致了在外族侵略之时宋的被动,全国性的武备废驰和边防空虚。“边患”遂成为宋王朝贯穿始终的隐患,而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异族灭亡的命运。正因于此,北宋供养着百万军队,却因实行兵将分离指挥系统相互钳制而大大削弱了其战斗力,难以抵挡辽和西夏的侵扰。
    对此,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我国家文经武纬,天下大定,……休兵今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5]他在给宰相吕夷简的信中说:“…皇朝罢节侯,署文吏,…既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方言,…不复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愚乏人,此文之弊也。”[6]范仲淹的精辟论述,揭示了宋初社会繁荣、安定表象中潜伏着的严重危机和民族矛盾;揭露了宋初社会因循守旧、冗兵、冗政、冗官造成的国力衰弊。而西夏国土虽小,但发展至元昊时代,国力强盛,军事实力也大大增强了。而夏对宋战争有着长期的准备。况且,相比宋军,西夏骑射迅捷轻便,战斗力极强。在外交上,夏与辽的结盟,也使宋边境的压力更大。
    宋夏战争爆发后,在对待御夏战争的方略上,朝廷存有攻、守二策之争。大部朝臣认为:“元昊小丑也,请出师讨之,旋即诛灭矣。”“选骁将锐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也有“顺拊而收之”的建议。但想象与现实的距离如此之大,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军在三川口的大败,震惊朝野。所谓迅雷不及掩耳的想法只是白日梦呓。后来的好水川、定川寨之战的失败重重打击,才使宋庭不得不面对现实。于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防御才得到朝廷的重视和纳用。“议攻者,谓守则示弱,议守者,谓攻必速祸。”[7](P12  )正是基于对宋、夏两方情势的具体情况的分析,范仲淹力排众议,主张对西夏实行清野固守的防御战略。“公(范仲淹)曰:‘彼羌,地武兵劲,我士未练,宜勿与兢,当避其强,徐以计胜’”。“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7](P  ) 
    范仲淹的防御战略,虽与宋初“丰财练兵保境”的基本方略有关,也与北宋军事上的卑弱之势相关,但也是儒学以“仁”为本思想的体现。儒家主张以“礼”为治,尚中求和,反对耕战。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8](P354 )。范仲淹在给仁宗皇帝的《奏上陕西河北攻守策》中陈述:“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为今之谋,莫若择师练兵,处置边事,日夜计略,为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动,则盟约可久”。[9]范仲淹这种仁民爱物、以战止战的思想,在其《答赵元昊书》中有更为详尽的体现:“锋刃之交,相伤必众。且蕃兵战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汉兵战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脑涂地,积怨累魄,为妖为灾,大王其可忽诸?”[10]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永久的和平才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朝廷以王者无外,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莫若通关于大王,计而决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众。大王如能以爱民为意,礼下朝廷,复其王爵……使蕃汉边人复见康乐,无死伤相枕,哭泣相闻之丑。……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书中范仲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和,充满了儒家“天下归仁”的思想。战争是残酷的,不论攻方守方,只要陷入战火,必然两相俱伤。
    范仲淹在知庆州时曾上《攻守议》、《再议攻守》,结合几年戍边的经验和西北边防的具体实践,论证了“攻”与“守”之利弊:“臣谓进讨未利,则有何攻?”“愿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备攻术。”并于文中引用汉文帝时“坚边设堠,结好通使,休宁北陲”之法喻之:“臣谓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远而民不匮。然后取文帝和乐之德,为孝武哀痛之悔,则天下幸甚”。实践证明,范仲淹的防御战略扭着了宋夏战争的被动局面,有效阻止了夏兵的进攻,换取了之后二十多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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