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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好水川之败与范仲淹御夏战略的全面实施
日期:2014-01-10 17:32:00   作者:岳翔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宋夏好水川之战以宋军的惨败告终,是历史上弱国战胜强国的一次著名战例。然而此败却促成了范仲淹一向坚持的积极防御战略的全面实施,造就宋夏二千余里漫长边境广大人民的和平生活,成为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探究其中原因,对认识范仲淹的军事思想和人格魅力,无疑有积极意义。
一、 好水川之败及败因之检讨
   (一)好水川之战
    宋仁宗庆历元年、西夏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二月,元昊派军攻谓州(今甘肃平凉),宋陕西安抚副使韩琦亲至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尽出其兵”;“又募勇士万八千人(其实乃临时招募环庆、泾原边民——作者自注),命环庆副总管任福将之,以耿傅参军事,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以所部从福。”[1]韩琦命任福由得胜寨(今宁夏西吉县东南)至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南),击夏军之后,并令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等与任福协同作战。夏军见宋军东来,佯装北撤,诱宋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城西北,东西向河川狭长开阔,利于骑兵展开;中有甜水河西向流过,便于军队后勤供给)。元昊率十万精锐骑兵(据说其国总兵力仅二十万)伏击宋军,置泥盒鸽哨发号,树枹栳旗指挥作战。尽管宋军面对数倍于已之敌,英勇反击,拼死突围,任福七处负伤,裹创再战,终致全军几乎覆没,仅余三百人侥幸逃生,折损久经沙场战将及智谋之士十四员。“(韩)琦还至半途,阵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琦掩泣驻马不能进。”[2]场面悲壮而凄凉,让人卒不忍读。韩琦自劾,“犹夺一官”。此役为宋对西夏最大最惨的一次败战,“关右大震”,宋仁宗“为之旰食”,范仲淹贬职耀州(虽直接原因为元昊遣高延德与之约和,并相与有书往还,范私焚元昊给宋仁宗书等,但与宋好水川之败仍有牵涉)。
    (二)检讨败因:
    1、帝取攻策
    据《宋史》载,仁宗以元昊建国称帝,不仅削夺元昊官爵,停止贸易往来,且遍张告示,募人能取元昊首级者,赏以定难军节度使。在军事上,“帝取攻策,执政以为难……帝不听,诏鄜延、泾原会兵,期以(庆历元年)正月进讨”[3]范仲淹“凡六奏”反对,并“按兵不动,以观其衅”[4]
    2.将帅战略相左
    韩琦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二月始任安抚陕西事,早于范仲淹主持宋夏边界的军事斗争,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政策。他上奏朝廷认为,“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边障日虚,士气日丧,经费益蹙,师老思归,贼乘此有吞陕之心。乞别命近臣以观贼隙,如何进讨,断在不疑。”在具体的用兵策略上,韩琦认为“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5]面对元昊的不时侵扰,此年九月,即命环庆副总管任福等领兵七千,声言巡边,部分诸将(从柔远、凤川出发)夜驱七十里,至白豹城(今陕西吴起县白豹川),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积聚而还。”[6]取得辉煌战果。
    韩琦为使仲淹共同出兵,数次上奏朝廷,致使仁宗向仲淹当面出示韩之奏折,促其出兵;琦又令尹诛亲赴延州要仲淹出兵,竟留二十余日,仲淹“坚执不可”。
    在朝野上下争言攻讨之利时,独范仲淹“坚执不可”。自好水川之败,方自惩艾。他并非与琦不一心抗击西夏,而认为“战者危事,当自谨守以观其变,未可轻兵深入。”刚知延州,即急不可耐地修复了丰林城、甘泉城、万安、承平、南安等废寨,以期构成对西夏的有效防御,使元昊无所使其谋。他还一直耽心着敌深入鄜延、环庆间的白豹、金汤(今陕西子丹县洛河河谷)等寨对宋军造成的潜在威胁。因而西夏兵以“龙图老子 ”视范,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7]
    好水川败讯传来,仲淹叹惋,旋遭贬谪,但仍无所动其对夏实施防御战略之心。试想若韩范谋可相济,兵可相援,同其休戚,协合为一。且当时韩琦兵距好水川地图直线距离不过百里(中有陇山阻),其结果亦可未知也。
    3、战线过长,山贩重复
    北宋至好水川之败已有八十年的和平生活,政治上积贫积弱,而宋夏二千余里边界,山贩重复,粮草不济,以其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败象早存。且“东兵”西移,三年戌守,离家之苦,思乡之情,其可尽言?转输之艰,战线之长,都是致败的因素。惶论西夏骑兵精锐贯战,长驱直入,飘忽不定,勿庸赘述。
    二、上攻守二议,范仲淹坚持对西夏的防御战略
    好水川败后,庆历元年五月,范仲淹即徙知庆州(今庆阳,管句环庆路都部署司事”,“竟用守策,不穷武事”,并持之愈坚,争之愈力。不仅数上皇帝书,且三上吕(夷简)相公书,上枢密院书,反复阐述和劝导宋王朝采用对西夏的全面防御策略。这些意见都集中体现在其总结了知延州与败好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年十一月上仁宗皇帝的《上攻守二策状》。[8]并在知庆御夏任上予以坚决地实施。其主要内容为:
    (一)“不惮旷日”,以待其变
    范认为对西夏要有长期的战争准备。用攻用守,因势而异。“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9]因而“部勒诸将,分乘险阻,不使习小利以为功,持重其体而死其奸谋,不惮旷日而使之内溃,此孙武所谓善之善者也。”[10]
    (二)待敌困疲,以乘其弊
    敌来侵扰,在于摽掠,利在疾速。我若坚壁,敌无所获,必困疲后撤,我则以逸待劳,必获全胜。 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初九,庆州北路探得元昊亲领八万人骑往镇戎军去。范即令宁州通判张去惑暂住邠州,“计会点检城防战具家事”,“如闻西贼大入汉界,即起遣乡村人户入州”。命焦遂卿、种世衡等点集环州蕃兵防讬,所有老小、牛羊,并发遣入寨城逥避。[11]
    (三)先据要害,善完城寨
    为“使戎虏之心无所窥伺”,“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中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寨,阻延、庆二州经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过远。”[12]知庆州后,“先据要害”,亲率兵丁于庆州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筑大顺城。大顺既城,而白豹、金汤,皆不敢犯(构成一个坚固而互有策应的防御体系),环庆自此寇盗益少”[13]。范仲淹有一首五言律诗《城大顺回道中作》:“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14]专咏此事,将军心仪已久地谋划终付实施,其中的艰辛、劳神、危险为成功所代替,其愉悦、看重、放心、自信之情溢于言表。
    明珠、灭臧地近西夏,“劲兵数万,与夏元昊通消息,二族道险,难于攻击。范仲淹命种世衡筑细腰、葫芦二城,断其交路”,“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15]且打通了镇戎军与环庆的联系。
    (四)结众羌心,固后方基
    “塞下多属羌”,“北接贼疆,多观望”[16]。 “安边之利病大要在属羌难制,惧夏人为暴发之患。”[17]“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尊长六百余人,约为向道(导),事寻露。仲淹以其反复不常也,至部(庆州)即奏请行边,以诏书犒赏诸羌,阅其人马,为立条约……诸羌皆受令,自是始为汉用矣。”“羌人亲爱之,呼为‘龙图老子’。”[18]范因种世衡“深得羌人心”,费周折,两上疏,延数年,方调知环州(今甘肃环县),以环庆多“属羌”也。世衡“因令诸族置烽火,有急则举燧,介马之待。”宋军定川(今宁夏固原西北)之败,“世衡率羌兵数千人以援泾原,无敢后者。”[19]
    (五)善待士卒。任将无失
    康定元年(1041)正月宋三川口之败,刘平等将领士卒陷没西夏,仲淹上疏朝廷,请求量拨物资金贝赎还。“仲淹在边,(范)纯佑(仲淹长子)年方冠,与将卒杂处,钩深摘隐,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无失,所向有功。”[20]仁宗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又上言:“泾原土兵有在庆州者,庆州土兵有在泾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谙练,又是边上土兵,请受微薄,抛离本营,裹缠不易。……各令拨归本路使唤,公私俱便。”[21]
    (六)屯田免输,公私两利
    范仲淹上言:“昨在延州,见知青涧城种世衡,言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石。臣观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寨下,重田利,习地势,顾父母妻子而坚其守,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22]
    诸如势相联属,统一指挥,选将练兵等等,上项多有所及,恕不赘述。
    范仲淹任贬任谪,任谤任怨,任苦任悲,矢志坚持对西夏的防御战略,是建立在其知彼知己,知我之长短,更知夏之短长的认识基础上的,是因其具有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境界。正因如此,无论知延知庆,驻鄜驻泾,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所向有功”。这里既表现出其知兵善任,更显示了其长久的人格魅力。庆阳李(梦阳)子有言:“一封攻守安边策,千岁威名破胆谣”[23]可谓尽矣!

    三、 宋对范仲淹西夏防御战略的全面实施
    仁宗庆历元年(1041)十月,宋延边招讨使韩琦上言:“请于鄜、庆、渭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拔用有勇略将帅,统领训练,预分部曲,远斥候,于西贼举动之时,先据要害,来则命驻劄之兵观利整阵,并力击之。”[24]主防御,且放弃有利时机的出击。这标志着韩琦渐已接受范仲淹对西夏的积极防御战略,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加以实施。
    同月宋“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洲,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经略安抚招讨使(宋在沿边设安抚使,职掌一路兵、政,并得便宜从事,权利极大),诏分领之。”[25]这就从行政上组织上解决了以往对西夏军事斗争的弊端,标志着宋王朝从朝廷到边防,从皇帝、执政到地方官员、军事将领对夏军事战略意见的一致。标志着抗御西夏侵扰进入新的统一的战略防御时期。
    庆历二年十一月,“以韩琦、范仲淹、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置司泾州。”韩琦、范仲淹并驻泾州(用范仲淹上疏仁宗语:“与韩琦日夜聚首”,其实韩范历来为至交,范守边亦韩之荐)琦兼秦凤,范兼环庆,仲淹上书仁宗:“泾原有警,臣与琦合,秦凤,环庆之兵掎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以成首尾之势。”[26](值得指出的是,此前的好水川之败,范并未为援。是兵力不济,还是别有他想,尚不得而知),并调文彦博知秦,滕宗谅知庆,皆从范仲淹请。这就在宋夏漫长的二千里边界上实现了宋军的统一指挥,真正实现了二十万兵,,聚成一个拳头;二千里路,织成了一张网。
    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共同上书朝廷:《奏陕西河北守攻备四策》,使之御夏战略更加周密,更臻全面。宋王朝君臣将帅空前团结统一,谋略相济协合。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元昊上书请和,次年十二月合议成。直至宋英宗治平八年(1067)知青涧城种谔突袭西夏,宋夏边界安宁了二十余年。
   宋史说:“琦与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诚抚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輙犯边境。边人为之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警破胆。”[27]
    范公不以利害为趋避,先忧后乐,仗义敢言,坚持真理,让人感动;韩公结友纳贤,知人善任,修正错误,同样让人感动。二人出将入相,立功立德,保卫宋夏边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千年来,延庆人民世世代代怀念他们,颂扬他们,景仰他们,供奉他们,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1]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夏元昊拒命》,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页。
[2]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夏元昊拒命》,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1页。
[3]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夏元昊拒命》,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页。
[4]范之柔:《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见《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1页。
[5]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夏元昊拒命》,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页。
[6]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夏元昊拒命》,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页。
[7]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夏元昊拒命》,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页。
[8] 《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载:(庆历元年十一月)“是日,梁适自陕西还,公附奏攻守二议。”见《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2页。
[9] 《上攻守二策状》,见《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10]苏舜卿:《上范希文书》,见《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6页。
[11] 《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6页。
[12] 《范仲淹全集·上攻守二策状》,见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007年,版,第160页。
[13] 《宋史记事本末》卷30,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页。
[14] 《范仲淹全集·律诗》,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15] 《范仲淹全集·年谱》,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3页。
[16] 《范仲淹全集·上攻守二策状》,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17] 《庆阳地区志·种世衡墓志铭》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1998年版,第997页。
[18] 《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220页。
[19] 《宋史·种世衡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595页。
[20] 《宋史记事本末》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页。
[21] 《范仲淹全集·年谱》,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7页。
[22] 《范仲淹全集·上攻守二策状》,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23]李梦阳:《韩范祠》诗,《庆阳县志》1984年版,第88页。
[24] 《宋史记事本末》卷30,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4页。
[25] 《宋史记事本末》卷30,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4页。
[26] 《宋史记事本末》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第267页。
[27] 《宋史记事本末》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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