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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仲淹修筑大顺城的历史背景
日期:2014-01-14 17:14:00   作者:王浩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宋史·范仲淹传》载:北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庆州知州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内侵,在庆州西北(应是东北)后桥川口马铺寨(今甘肃华池县境内),用“版筑”之法,秘筑大顺城,“旬日而城成”。自筑城以后,该城一直是北宋在陇东的军事重镇,对防御西夏攻掠、维护边境安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大顺既城,而金汤、白豹皆不敢犯,环庆自是寇益少”[1],这正是对它的最高褒奖。但这座城池随着1127年北宋王朝的灭亡而日渐荒废,这既反映出该城单纯的军事性质,也促使人们探讨范仲淹是在什么背景下、出于什么目的在旬日之内修筑起一座城池。
   大顺城修筑于庆历年间,这一时期恰逢宋夏军事对抗再趋激烈之时。北宋自立国以来,北方先有契丹辽国的侵扰威胁,后有党项李继迁的攻掠骚扰,貌似强大的宋王朝,积贫积弱,屡战屡败,不得不先后与辽、党项议和,以粉饰太平。党项族则利用停战之机,乘机充实自身军备和财力,在德明、元昊统治时进一步大肆攻掠,使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2]。特别是元昊称帝以后,从1040年初到1042年秋,西夏统治者抱着“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边疆”[3]的心理,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先后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役中大获全胜,使北宋朝野为之震动。宋王朝被迫改变西北军事方略,再也不敢轻言进攻,对西夏转为守势。同时调整边帅人选,把主张防御的范仲淹派知延州,后于庆历元年(1041年)调知庆州,主持西北防务。在此期间,范仲淹通过实地考察,对延、环、庆一带的防务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宋军之所以在军事上节节失利,首先是战线过长,虽然处处屯列重兵,终究“备多力分”,只能被动挨打。“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4],结果是,“吾兵虽多,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5]。其次是将帅无能,宋军统帅全为儒臣,大多庸碌寡谋,“不能身当行阵,为士卒先”[6],只会在后方盲目发号施令而不亲临前线。加之宋军正规部队“东兵”腐败怯懦,不耐劳苦,不习地势,面对训练有素、斗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失败自是必然。因此,范仲淹于庆历元年九月上疏朝廷,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国家长久之策,莫若于延、庆、渭三州各更益兵三万人,拔用有勇略将帅三员,统领训练,预先分定部曲,远设斥候,于春秋西贼举动之时,先据要害,贼来则会驻扎之兵,观利整阵,并力击之。又于西贼未经点集之际,出三州已整之军,浅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种落,或更筑垒拓地。广招强人,别立经制,以助正军”[7]。十一月,范仲淹再奏攻守二议,系统提出了自己攻与守的战略思想。他指出:“臣窃见延安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中有金汤、白豹、后桥三寨,为延、庆二州经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自来虽曾攻取,无招降之恩,据守之谋,汉兵才回,边患依旧”,因此他建议在这一带“大为城寨,以据其地,城寨坚完,当留士兵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而且“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并要求各边寨将领“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可分彼贼势,振此兵威,通则得延、庆两路军马,易于应援”。同时,在“今之边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馀,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这样,才能保证实现“守愈久而备愈充,虽贼时为患,不能困我”[8]的战略目标。归纳起来,其战略思想的核心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整顿军务,选拔有勇略之将帅,积极练兵备战,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加强同当地蕃汉人民的合作,发挥蕃兵抵抗西夏入侵潜在的作用,并征召边地的弓手、“强人”编成土兵,配合正规军队,协同作战。其二是考虑到“彼羌地武兵劲,我士未练,宜勿与竞,当避其强,徐以计胜”[9],即敌我双方对比于我不利,应当避其锋芒,与之周旋。其方法有三:一是在敌我交界之要隘、关口修筑城寨,形成威慑以牵制敌军;二是夺取敌方城寨后要更图一处,不能朝去暮还,战而不守;三是在各边寨开辟营田,让士兵且戍且守,以长期固守。正是基于如此战略方针,范仲淹在环庆一带大修城池、堡寨,大顺城即其一也。
    大顺城虽然是范仲淹经略西北军事防御战略思想的产物,但其自身独特的军事地理优势,恐怕也是受到范仲淹青睐的重要原因。首先,此地乃是西夏内侵的重要通道。大顺城本名“马铺寨”,在庆州西北(东北)之后桥川口,坐落在一道南北走向山梁的圆峁上,秦直道隔沟距其仅2公里,秦长城也在这一带依稀可见,经此向北可通往陕西定边,向南经庆州可直达关中,西夏兵马经常沿秦直道、长城一线南下侵扰环庆诸州,特别是1034年后桥一带被西夏占领后,这里更成为其攻掠环庆的军事基地。所以在此筑城可紧扼西夏南下的通道。其次,这里距离敌我边寨均较近,在此筑城完全符合范仲淹“攻宜筑近边城取其近,而兵势不危;守宜开屯田用士兵图其久,而民力不匿”的主张,可以使其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军事据点。据有关典籍记载,大顺城“南通凤川华池”,距柔远寨仅四十里,“东(北)接西夏所属之金汤、白豹”,且“白豹城在大顺城以北四十五里”,金汤城“西至庆州白豹城四十里”[10]。这样,我方边寨既可以相互应援,又可以使敌寨受到牵制和威慑,更可给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击敌寨提供便利条件。第三,这里可以依托秦直道和秦长城,既可以监控沿直道或长城内侧的来犯之敌,及时调整部署兵力应战,也能够利用直道便利的交通条件快捷地从后方调集援军、运输军勤物资等,使我方边寨得到充分的保障和支援。第四,这里有绝佳的筑城条件。此地东、西、北三面临沟,而且山势高耸陡峭,地势险峻,自成天堑,至于南端城峁相连之处只需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和地势条件而不必大兴土木,筑城成本十分低廉。范仲淹对此早已成竹在胸,即充分利用山势的自然走向,采取下削山崖的方法修成城基,再在其上用“版筑”之法,夯筑城墙。第五,这里也符合范仲淹辟置营田、长期固守的条件。范仲淹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他了解到后桥川口一带“有田其中,贼骑未近,峁横午纵”[11],且当地“种落强悍而善耕”[12],十分适合筑城及屯田,便下定决心“余欲连壁,以御其冲”[13],即在这里切断西夏内侵道路,彻底改变过去战而不守、边患不断的被动局面。正因为以上这些因素,范仲淹密派其子纯祐和蕃将赵明率兵到达这里。当官兵们“索木箕土,编绳奋杵”[14],日夜筑城时,西夏察觉了这一举动,便“以骑三万来战”,并佯装败北,企图引诱宋军出城追击,范仲淹识破了其阴谋,“戒勿追,已而果有伏”[15],才使大顺城旬日之内顺利完工。西夏由于争之不得,又恐宋军发起大规模的反攻,“遂以重兵戍金汤、白豹两城”[16],大顺城与白豹、金汤城间的战略三角关系由此形成。此后,西夏兵力受到牵制,环庆一带所受的侵扰也日益减少。
    大顺城的修筑,犹如一把尖刀直插敌方心腹,其作用十分显著,其功绩彪炳史册。由于宋夏双方国力消耗严重,范仲淹西北防御策略正确,迫使西夏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双方于1044年再次讲和,边境间大规模的战争暂告结束。22年后,元昊之子谅祚亲率大军数万进攻大顺城,大顺城被围三日未能攻下,谅祚亲自督阵,结果被宋军强弩射伤,夏军败退,第二年谅祚病死。由于大顺城是宋夏军事对峙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以其历史使命的短暂也不足为奇,随着西夏、北宋的先后灭亡,大顺城也就渐渐弃置,变成一座废城,被人们淡忘。但是,范仲淹修筑大顺城所体现出来的精深的军事地理知识、独到的军事战略眼光及出将入相的超人才能,却将永载史册,万世流芳。


[1] 《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2]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4。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0。
[7]毕沅:《续资治通鉴》卷43。
[8]毕沅:《续资治通鉴》卷43。
[9]张载:《大顺城碑文》,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81册《陇右金石录》。
[10]《宋史》卷87《地理志三》。
[11]张载:《大顺城碑文》,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81册《陇右金石录》。
[12]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9。
[13]张载:《大顺城碑文》,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81册《陇右金石录》。
[14]张载:《大顺城碑文》,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81册《陇右金石录》。
[15]毕沅:《续资治通鉴》卷43。
[16]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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