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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西北沿边进筑战略的形成
日期:2013-12-19 17:02:00   作者:王立新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宋夏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为扭转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北宋在西北沿边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的进筑战略,在巩固边防、抵御西夏进攻方面,收效最为显著。范仲淹等人不仅积极建言献策,而且身体力行,在北宋西北沿边进筑战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宋夏战争爆发时,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颇为悬殊。北宋在国土面积、人丁户口、耕地、军队兵员等各方面均占据绝对优势,综合国力远超西夏。北宋君臣也大都认为西夏不堪一击,但战争之初的几场大战,结局却完全出乎北宋君臣的意料。
    在得知元昊称帝的消息后,仁宗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结果群臣一致认为:“元昊小丑也,请出师讨之,旋即诛灭矣。”[1]知隰州高志宁上书:“请乘贼未发,选骁将锐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谓迅雷不及掩耳。”[2]右正言吴育则建议:“稍易其名,可以顺拊而收之。”[3]上述建议,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主张,大臣们多倾向于一战解决问题,并得到宋仁宗的赞同。
    康定元年(1040年)春正月,西夏攻克金明寨(今陕西延安西北),进兵围攻延州,北宋鄜延、环庆两路副都总管刘平、鄜延路副总管石元孙等率军赶往救援,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县东)陷入西夏军包围,刘平、石元孙等兵败被俘。三川口失败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上下极为震惊,于是宋仁宗“诏大臣条陈陕西攻守策”,[4]并起用韩琦、范仲淹等人主持对西夏的战事。
韩琦“论西师形势甚悉”,主张“先发制贼”,他认为:“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5]朝廷认可了韩琦的主动进攻,准备与西夏决战。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北)中西夏埋伏,任福战死,宋军损失逾万[6]
惨败后的北宋,对沿边军事部署进行紧急调整,采取了全线分兵固守战略,双方互有胜负。然而,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寇定川寨,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战没,诸将死者十四人,元昊大掠渭州而去。”[7]北宋再次遭受重创,阵亡将士近万人。
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屡战屡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北宋初年,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僚,普遍对西夏的崛起缺乏警惕。甚至在西夏附辽攻宋时,北宋也没有把西夏看作严重威胁,朝野上下都认为夏州李氏不过是贪图互市小利,通过控制边贸再辅以“岁赐”之类的招抚手段,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真宗时宋夏议和,北宋政府开放边境贸易,对西夏并无防备之心,结果经由往来通商这一途径,北宋西北沿边山川形势乃至国内虚实均为西夏刺探。相反,北宋并不注重掌握西夏情况,甚至宋夏战争爆发前,元昊的叔父山遇来降,也被仁宗下诏强行送回,结果山遇等被元昊射杀。[7]
    同时,西夏为发动战争进行了长期准备。元昊即位以后对其国内的行政建置、军队编组乃至整个国家机器,都进行了重新设置,“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8]元昊还通过各种手段,探听北宋情况,如宝元元年(1038年)正月,元昊请求派人去五台山供佛,“实欲窥河东道故也。”[9]北宋宫中放免出的宫女,元昊也搜罗过去以了解宋朝内部情况。结果北宋朝廷乃至宫中之事,都为元昊所掌握。边境摩擦中夺占的一些战略要地,西夏都修筑城寨。如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攻环庆时筑白豹城及后桥堡,成为插入北宋延、庆二州之间的一个楔子,后来宋夏战争期间对北宋构成极大威胁。
    在战争初期一片进攻声中,也有人反对轻敌冒进。时任知延州范仲淹上疏:“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也。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敌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战,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系难制之敌,臣以为国之安危,未可知也。”[10]以其对历史与现实的独到分析,极力反对草率进攻。翰林学士丁度也认为:“今士气伤沮,若复穷追巢穴,馈粮千里,轻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计之得也。”[11]建议稳守防线。因范仲淹对贸然进攻的态度消极,以至时任陕西马步军都总管的夏竦,上疏要求仁宗督促范仲淹积极出兵助战。范仲淹认为应先修复鄜延路沿边城寨,既可以预防西夏来攻,又可保障蕃汉百姓的生产生活。“鄜延路入界,比诸路最远,若先修复城寨,却是远图。”[12]当时,朝廷认可了范仲淹的建议,却又下令范仲淹及时与韩琦等商议如何进兵。虽未限定时间,但很显然,朝廷决定采纳韩琦的进攻主张。直到好水川之战失败后,范仲淹再次上书主张稳守,这时朝廷上下才意识到以前进攻主张的失策,于是放弃了主动寻机决战一举打垮西夏的不现实想法,转而谋求长远打算。
    范仲淹认为,应首先巩固边防,以消除自身存在的后顾之忧。“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沮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13]当然,这种主张并非只单纯强调防守,范仲淹知庆州时,曾先后向朝廷提交了《攻守议》和《再议攻守》两篇极具独到见解的奏议。范仲淹提出,“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远而民不匮。”[14]进攻与防守各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进攻时战线不能过长,防守则需要考虑能否长期固守。“兵家之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15]在准确把握宋夏双方国情、军情并深入了解西北沿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范仲淹提出了先行坚守、巩固边防、再行出击、寓攻于守的积极防御主张。其具体措施,就是在西北沿边“进筑”,大量修筑城、寨、堡、墩(烽火台)。
    当时,沿边各地废弃城寨为数不少,这成为实施进筑的基础。三川口之战失利后,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范仲淹到任后,属下种世衡请求筑青涧城。“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其废垒而兴之,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城成,赐名青涧城。”[16]青涧城成为延州以北的屏障。在延州短暂任期内,范仲淹还修复永平、承平等旧城寨十二处,使延州抵御西夏入侵的能力显著增强。
    庆历元年(1041)五月,范仲淹因致书元昊,被以擅与通书的过失调离延州,改任知庆州。在庆州任内,范仲淹深入了解地方情况,进行重新布局,不断修复、新建城寨,使沿边守军具备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可靠据点。据《庆阳县志》记载,范仲淹在环庆主持修筑的寨堡多达二十余处,“筑墩”(烽火台)四十余座,形成了城、堡、寨、墩相呼应的防御体系,基本扭转了环庆一带防务的被动局面。
    这些据点多位于战略要冲,对西夏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每逢北宋进筑,西夏必出兵争夺,许多城寨(如青涧城、大顺城)就是在与西夏反复争夺的过程中艰难完成的。
    好水川之战惨败后,力主进攻的韩琦引咎去职。与此同时,力主防守的范仲淹在延庆两州的进筑却日益显现出其成效。这一明显反差促使北宋朝廷更加重视范仲淹等人的建议,开始在与西夏接壤的河东、鄜延、环庆、泾原各路进行大规模进筑。随着各战略要点的进筑,北宋西北沿边一带的边防逐渐有了起色。
    但是,进筑战略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在北宋内部,关于进筑的争议长期存在。郑戬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时,静边寨主刘沪请求修筑水洛城,以使秦、渭防线连通,还可招抚当地少数民族以加强边防。于是郑戬下令刘沪、董士廉督造水洛城。此事奏报朝廷后,韩琦表示反对,但在郑戬的坚持下,水洛筑城继续施工。后郑戬被调职,时任知渭州尹洙及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认为修城有害无利,通知刘、董二人停工,刘、董抗命不从,继续施工,结果尹洙大怒,派狄青抓二人入德顺军监狱,准备以抗令不尊处斩。对此,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指出:“自西事以来,擢用边将固多,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清涧城,沪筑水洛城,沪尤为艰难,其功不在二人下。”[17]修筑水洛城的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这场争议中,范仲淹坚定地支持刘沪。在一片争议声中,水洛城工程完工。因“生蕃数千帐因沪来附,若使沪守,必与此城同其存亡,他人继之,恐不能及”[18],于是刘沪官降一级后被派回水洛城,董士廉罚铜八斤后被调职。[19]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变法。随着北宋国力逐渐强盛,北宋对西夏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北宋采用步步为营的办法,大量进筑城寨,自宋夏战争以来西北沿边地区修建的城寨数以百计,原来的进筑这时已发展为对西夏步步紧逼的“出塞进筑”。
    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夏崇宗乾顺因与宋划界争地不果,率军分兵三路攻宋鄜延路,连陷数城寨。北宋命诸路于要害筑城,增兵严守。绍圣四年,北宋相继筑成五十余城寨,形成对西夏进逼态势,连克洪州(今陕西靖边西南)、盐州(今定边)、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等地。哲宗元符元年(1098)十月,北宋又于平夏城(今宁夏固原西北)击败号称四十万西夏军的进攻。翌年,北宋进兵南牟会(今海原西),建为西安州,连克会州(今甘肃靖远)、青唐(今西宁),军事优势显著。
    这一时期,有关进筑的记载不绝于书,元符二年五月,“筑鄜延路金汤城,”六月,“筑定边、白豹城讫工。”[20]金汤、白豹曾为西夏重要军事据点,严重威胁延庆二州,当年范仲淹筑大顺城就是为了对付金汤、白豹,此时这里已处于北宋控制之下。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军事形势的逆转,西夏也仿效北宋的做法,“筑沿边寨堡”,[21]这是耐人寻味的,想必西夏也深知这种策略的作用,竟然抛弃了自己擅长的运动战术,以阵地战与北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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