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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治边思想的复杂性 ——以《范文公奏议》为中心的折射
日期:2017-02-16 15:43:09   作者:吴 娱   来源:   评论:0 点击:

摘  要:范仲淹一生功业最卓著的时期,是其戍守西北、担任北宋与西夏交战的统帅阶段。他在西北所采取的一系列治边措施,后人多看作是对儒家理想政治的实践,范仲淹也因之被称为硕儒。然而,在范仲淹的奏议以及其它的一些诗文资料中,可发现指导范仲淹治边的除儒家思想外,还兼综有法、道等。而且,西北边境局势稳定后,他便自觉抽身而退、淡泊名利,更表现出释道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范仲淹;奏议;西北;思想
 
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王李元昊称帝自立,大举进犯北宋的延州(今延安)等西北边境。北宋边关指挥乏人,在韩琦的保举下,朝廷派遣已经年过五旬的范仲淹前往西北指挥御敌。范仲淹到西北后,先后曾知庆州、延州,他采取了一系列策略积极防御,守住了领土,巩固了北宋的西北边防线,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和平。范仲淹戍守庆州、延州时的业绩,已被后世广为流传。近些年来,学界研究范仲淹戍守西北更是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对范仲淹的边塞词、御敌策略、民族政策、经济思想等与西北有关的事迹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面对这些问题,研究者多以儒家士大夫来定位范仲淹,如武香兰《范仲淹的儒学价值观和驭边之术》、焕力《范仲淹经略西北边地的人本透视》等文章,都肯定范氏思想中的儒者精神,认为这是他戍边成功的保证。这种认知固然合理,然也有研究者发现,与宋代很多士大夫一样,范仲淹也受到了儒释道思想的综合影响,而且在生活中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喜好和僧、道交往,诗文中的隐遁思想较为突出等。不仅如此,本文发现就在范仲淹戍边和为相期间,在国事的处理上,也表现出兼综的思想和复杂的心态。
一、《范文正奏议》的来源和文献价值
范仲淹在西北的具体想法和作为,据《四库全书》的著录,基本收录在《范文正集》和《范文正奏议》两部著作中。《范文正集》只是以他生前所著的诗赋文为主,所存奏议寥寥。《范文正奏议》共两卷,分治体、边事、荐举、杂奏四类,凡八十五篇。据该书的提要记述,此书所载的奏议,当作于仁宗庆历五年及以前。另外,《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六诏令奏议类存目还载有《范文正公奏议》二卷,据传为仲淹的十六世孙——明代的范惟一所编。四库馆臣认为《四库全书》所著录的两卷《范文正奏议》,北宋已经流传,并且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有著录,故此书比较可信。在《范文正奏议》中,范仲淹屡屡提及西北的民生和边防,有的作于范公戍边之际,有的作于庆历三年以后。庆历三年后宋夏议和,边关暂宁,范仲淹已被朝廷调回,担任参知政事,可他仍然在为西北的长治久安积极筹划,诚如与范仲淹同时的韩琦在《范文公奏议》序中所言“公之所陈,用于时者,大则恢永图,小则革众弊,为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稿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举而行之,兴致太平如指掌之易耳。”
《范文正奏议》(以下简称奏议)全面展示了范仲淹治军和为政的思想。除牵挂边防而外,范仲淹最担忧西北的是民生,这点在《奏议》中所列很多,“奏乞罢陕西近里州军营田”、“打井埋葬骸骨”、“奏乞救济陕西饥民”, “奏乞差官陕西祈雨”等皆是如此,也多被论述。而他将兴学校、办教育的理念付诸于治军,这一点则少有提及。在范仲淹戍守西北的生涯中,他将硕儒的素养施行于治军,一改北宋文人掌兵的弊端,成为文武结合的治军典范。他不重文轻武,尤其注重军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奏议》中有“讲说兵书”一条,曰:
臣窃闻国家兴置武学以来,苦未有人习艺,或恐英豪隐晦,耻就学生之列。傥久设此学,无人可教,则虑外人窥觇,谓无英材,于体未便。欲乞指挥国子监不须别立武学之名,如学生中有好习兵书者,令本监官员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听读。臣窃见边上甚有弓马精强、谙知边事之人,即未曾习学兵书,不知为将之体,所以未堪拔擢。……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书、讨论胜策,所贵边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将略,或因而立功,则将来有人可任。 
    范仲淹要求政府加强武学的设置,对习武风尚予以必要的认可,完全应对现实而发,是切实可行的革新思想,对北宋军队战斗力的提高获益良多。同时,他所提出的措施,也可说已是在变祖宗之法,其改革弊政的思想已初见端倪。
    除此而外,前人论及范仲淹的治边,多侧重论述他作为儒者的仁爱一面。然而,范仲淹在治理中其实不乏铁腕的手段,这也在《奏议》中表现得很明显。如:    臣窃见陕西、河东边计不足,遂铸铁钱以助军费,而民多盗铸,日犯极典,为法之弊,久将不堪。臣观《舜典》曰:“金作赎刑。”又《吕刑》曰:“五刑不简,正于五罚。”是虞舜、周公皆用赎法……欲乞且于陕西、河东沿边、次边州军行之。(《范文正奏议·奏乞于陕西河东沿边行赎法》)
臣等窃见用兵之处,诸军内若有指挥使、员寮得力,则不唯训练齐整,兼临阵之时,各能将领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员不甚得力,则向下兵士例各骄墯、不受指踪,多致退败,显是军气强弱系于将校。今来边上,诸军人员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见阙人数不少,若不早行选择,则恐将来依前悮事。(《范文正奏议·奏乞拣沿边年高病患军员》)
(许怀德、郭承佑)此二人一面责降一面迁转,天下闻之,是朝廷赏罚颠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劝勋臣?何以鉴戒惰将?如王信、狄青实有武勇,堪任管军,亦恐未有大功,迁转太速。(《范文正奏议·奏议许怀德等差遣》)
他采取罚金的强硬措施制止民间私铸钱币的行为,又对军队将官中的老弱病残者予以替换,任用将官赏罚分明,职务的升迁权衡得当,这些都表现出他严格治军、不讲人情的一面,与他宽容仁爱的驭边之术恰好形成对比和互补。这样做,既保证了政令的有效实施和军队战斗力的加强,也是范仲淹过人才能的另面体现。
二、多种思想兼综的治边策略
范仲淹一生的立身处世,有着非常明显的儒学品格,因此被后世奉为硕儒。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精神,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思想的践履。同时,范仲淹的思想也具有儒释道兼综的特点。之前,有学者研究范仲淹的性理赋,发现有的作品有浓重的道家思想,有的则融儒释道于一体,故而得出范仲淹将“道家的无为、儒家的通变,佛教的空义冶为一炉”的结论。因此,范仲淹一方面具备儒家情怀,另方面也有达观的心态。思想的多元化,造成了他精神领域的通达,使他能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进退自如,最终实现了戍边的胜利。这种通达,也不时地体现在他的奏议中。
《范文正奏议》中的边事一类,主要涉及范仲淹对陕西、河北、东北等北宋边境局面的筹划,以论陕西者为最多。这或许因范公戍边多年,对陕西的情形最为熟悉。范仲淹到西北之前,西夏国迅速强大,对北宋的威胁超过了契丹,北宋西北边疆的局势已非常危急,诸多朝臣对此却束手无策,因此范仲淹临危受命,担当甚重,举措关乎着北宋统治的存亡。在他了解了西北情势后,立即提出了自己完整长远的守边方略,核心就是“积极防御”。这个宏观策略,具体包括如修城固堡、整顿军队、重农桑促生产、敦睦民族关系等,前人已多有论及。可就在范仲淹的一系列措施取得成效,西北局面得到大大改观时,面对李元昊的求和,他却向皇帝上书请求休战,并认为在宋夏边界问题上朝廷不必太为斤斤计较。这种态度,完全有悖于以往两国交战中寸土必争的做法。《奏议》中有几条,即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文曰:
今西北二处,合谋并力夹困中原,西兵数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复,以议通顺,而延州、塞门并河东、丰州之地,旧有属户居之,则为我利,自元昊驱掠西去,遂为隙地,中国利害不系于此。……今西戎吝不足与争,但名体巳顺,余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后重议边事,退移兵马,减省粮草,安我生民,勤我稼穑,选将练士,使国富民强,以待四夷之变。此帝王有道之术,社稷无穷之庆也。如欲与戎狄理曲直、决胜负,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语之则易,行之实难。(《范文正奏议·奏元昊求和所争疆界乞更不问》)
臣窃见契丹来书谋事在邀功,势将构难,还答之际,尤宜慎重。一书中言元昊于中国名体未顺,特为朝廷行征讨,其邀功之意又大于前。若许他此举,将来何以礼报,此一难也。一书中次言请朝廷绝元昊,窃观元昊所上书,削号称臣,名体颇顺,虽未为诚信,苟遣人来纳誓书,朝廷何辞拒之?……若朝廷因而从之(契丹),苟元昊不日却谢过于契丹,又纳其请,则与元昊依旧相连,我与元昊怨隙转大,朝廷一失其守,长四夷轻中国之心,此三难也。……(《范文正奏议·奏乞拒契丹所请绝元昊和约》)
在宋、辽、西夏三国并立的历史背景中,范仲淹高瞻远瞩,展示了他外交上的卓越才能和智慧。在“奏元昊求和所争疆界乞更不问”中,他先以历史为戒鉴,认为前代的英主如汉高祖、唐太宗等,都能正确权衡国家的力量,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以和为贵,不愿黩武,甚至委曲求全,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养精蓄锐,以图在“国力强盛、将帅得人”时,能“长驱破敌,以雪天下之耻”。范仲淹熟知北宋、西夏以及辽的国情,对北宋与契丹的关系及应采取的态度,他的剖析切中肯綮、深谙事理,而这种应对策略,则有法家和道家的痕迹。法家强调“势”,认为这是君主能够驾驭臣下的根本,而“势”的获取在于力量的积累,君主如果握有重权,那么自然令臣下生畏,不敢任意冒犯。当时北宋的军事力量不如辽、西夏强大,如果要靠武力征服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辽与西夏之间也存在矛盾,因此如果能在三足鼎立的局面中抓住时机,便会为北宋“势”的赢得带来可能。事实上,范仲淹离开西北后,庆历三年被任命为相,便立即着手于弊政的改革,实行“庆历革新”,这就是他谋求 “势”的具体实践。另外,道家追求的是一种“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一命题有着丰富的哲理,而其中突出、重要的一点就是忍耐、不刻意求取,在忍耐中等待事物因自然之理而发生变化。西北局面稳定后不久,历史果然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因西夏王李元昊后期统治残暴,导致国家陷于内乱,李元昊被他的儿子所杀,西夏国势也随之顿衰,逐渐不能成为北宋的劲敌。这样的结局,完全印证了范仲淹审时度势的准确。
当然,范仲淹如此全盘统筹,是出于对天下苍生黎民着想的一片仁心,是为了让生灵免遭更多涂炭。而这些智慧的谋略,建立在对自然之理的领悟上,体现出他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
三、治边与退隐思想的冲撞
范仲淹在戍边生涯中,人本理念自始至终贯穿着他的为政和治军。他关注民生、顺应民意、重视人才,这都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内涵。同时,在对待自我和他我的态度上,儒家强调克己复礼、舍生取义,范仲淹的身上也同时具备了这种克己和奉献的精神。他戍边的时候已经年过半百,体力有限,况且又是南方人,对西北苦寒地域的气候并不很适应,但他还是克服各种不适,与士卒共同患难,完全以儒家的信念坚守自己的道德和人生。可是也难免看到,就在他为边事殚精竭力,而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心中也不免怅惘之情。《渔家傲》中“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是如此,而另首在西北军中所作的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的小诗,表达的亦是对军旅生活的疲惫。对此,他的边塞作品与只是空洞表现边塞豪情的其他将帅的作品相比,体现出强烈的人性真实。所以,当他可以抽身而退的时候,对权利的态度也就很释然。《奏议》中有“奏乞罢参知政事知边郡”一条,文曰:
臣近与韩琦上言陕西边画,略陈八事,须朝廷遣使,便宜处置方可办集。又近睹手诏下,问合用何人镇彼西方,两府已奏见选人进呈。次今西人议和,变诈难信,成与不成,大须防将来之患。臣久居边塞上,诚无寸功,如言镇彼西才保于无事,则臣不敢当。但稍知边情、愿在驱策,虽无奇效,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经画,措置兵马财赋及指踪诸将,同心协力以御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于后,时愿圣慈早赐指挥,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
这是一封恳请皇帝消减其职权的奏疏,作于他担任参知政事之后。范仲淹经营西北多年,为北宋政府拔擢过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在西北留下了极高的声望。而从这封奏疏中看,此时边关危殆的局面已经得到大大改善,形势趋于平稳,他不愿再继续执掌西北的军政权利,希望朝廷将边事的管理留任他人。在这封奏议中,范仲淹 “终然不受赏”(李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君》),不追慕富贵,心境平和,显受道家的影响。当然,政治本身的复杂多变性,使士大夫们往往有“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李白《古风》其十八)的隐忧。范仲淹对此认识得尤为清楚,这也是他在仕宦中有佛道思想倾向的根本原因,“释道随遇而安、超脱尘俗的思想成为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P98
由上可见,范仲淹内心的归隐思想一直很强烈,并不因其地位的升降而变化,此点在他的诗歌中更有大量的传达,有很多诗的意象及内容都与隐逸生活有关,仕与隐之间,他一直在矛盾中追求超脱。与此同时,他的归隐思想和用世精神又并行不悖,这在范仲淹晚年手抄韩愈的《伯夷颂》可以体现。韩愈创作《伯夷颂》,意在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赞颂伯夷、叔齐两人“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并将两人行为的原因归结为“信道笃而自知明”。他说: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P540
韩愈维护儒家的道统,伯夷、叔齐就是先归隐而后以身殉道的典范,两人的身上凝聚了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人格。范仲淹皇祐三年以户部侍郎知青州时,用小楷抄写了《伯夷颂》,不久范的友人文彦博、富弼等为之题跋,对他的这幅手书赞誉极高。他手抄《伯夷颂》,既表现对儒家理想信念的坚持,又体现了自己想要摆脱世俗羁缚的淡然心境。这种想法在他戍守西北时处于潜隐的状态,晚年罢官后便完全展现。伯夷、叔齐既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与世俯仰,又能以隐遁来实现完美精神人格的做法,正与他的内心相吻合。
                         小结
范仲淹在戍边的过程中,儒家思想是他治军和理政的基石,除此而外,他也将法家、道家等思想施之于戍边的措施当中,最终实现了他兼济天下的大志。同时受这些思想的综合影响,使他在政治风浪中坦然自若,不但不居功自傲,而且随时准备退隐,成就了古代政治家中少有的伟大
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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