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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范仲淹经略西北时的民族关系思想
日期:2014-12-21 22:12:29   作者:王密兰   来源:   评论:0 点击:

摘  要:宋仁宗康定元年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奉命出使西北延路等边地负责抗击西夏,开始了他在西北边地的生活。范仲淹曾掌西北军事,熟知边事,在他经略西北时对当地的民族关系有着很深的认识,形成了比较丰富和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出持重守御、反对战争的策略,对西夏与北宋关系的缓和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仁爱思想和各民族平等、共生、共存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对北宋中后期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范仲淹:经略西北:民族关系思想
 
西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范仲淹所在的北宋仁宗时期西北的民族问题更加突出和尖锐。这一时期的西北地区成为中原王朝和诸少数民族政权的角逐之地,尤其是北宋和辽、西夏鼎足而立,受到不断强大的辽和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康定元年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导致陕西沿边连年战火不断,腐朽的宋军接连败退,朝堂上众说纷纭,军队内部士气低靡,内外交困,情势非常严峻。宋廷为了摆脱种种困境,决定启用一些比较有才干的大臣,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抵御西夏。范仲淹到任后微服私访、走访边防战士,慰问士兵,深入各地调查研究,随后整顿军务,调整御边思路,提出以持重守御为主的作战策略,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本着以仁为本,施以安抚感化,很快扭转了宋夏战争的被动局面,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也在这个事情形成并得以贯彻实施。范仲淹经略西北彰显了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其御边所取得的成功是他正确奉行民族政策的结果。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持重守御、反对战争
宋夏战争爆发以后,宋廷内部就如何抗击西夏的进攻,进行过长期的争论,主战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一度在朝野上下占有一定的优势。范仲淹主持西北军事以后,通过对宋夏双方的军事、军需供给,所处环境等的比较分析,他认为:“臣窃观西事以来,每议攻守,未见适中。或曰:‘必行进讨,以其平定。’臣谓诸路进讨,则兵分将寡,气不完盛。绝漠风沙,迷失南北,馈运辎重,动有钞略……茫然轻进,不知所图……既不能大振兵威,固不能稍分贼势。此进讨牵制之无效也。或曰‘宜用守策,来则御之,去则勿逐’。臣观今之守边……久戍则军情危殆,远馈则民力将竭……此守御之未利也。”基于此,范仲淹提出了攻防兼备,持重守御的策略:
第一,攻不深入,注重守御。范仲淹虽然反对在敌强我弱,边防颓败的情况深入进攻,但他不是一直拒绝进攻,他认为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断。在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提出了“攻其近者”的战略构想。
对于守御,范仲淹认为,要想有效的抵御西夏的进攻,就必须建立相应的防御体系,为此他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有效措施:一是招收土兵和屯田。在西北边地生活的大多是一些游牧民族,尤其是和北宋处于敌对状态的西夏,范仲淹全面分析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种不同的战争方式,军需供给情况,指出中原王朝抵御“夷狄”的最大困难就是后勤军需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争持续时间长,必然会导致国力衰竭,动摇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范仲淹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屯田,他说:“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在屯田的同时,他还结合西北边地的实际情况,大量招收土兵,将屯田和土兵结合起来。以土兵屯田不仅可以解决后勤军需供给的难题,还可以得到一支廉价的强兵,真可谓一举多得。二是广修城寨。要建立完善有效的防御机制,除了屯田和招收土兵之外,范仲淹认为广修城寨也很重要。城寨不仅是北宋抵挡西夏骑兵长驱直入的有力屏障,更是保护西北各族便民的壁垒,也是宋军“攻其近者”的保证。因此,范仲淹主持西北边事以来,便广修城寨,这些城寨的修建,不仅完善了西北的防御工事,也是范仲淹稳定西北边地的基础。
第二,安边,实边。宋夏战争期间,西夏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屡败宋军,所到之处烧杀掠夺,使北宋的许多边境地区城池被毁,人民流离失所,更有大量的蕃汉民户被掠走。为了安抚人心,稳定西北边疆,范仲淹分别于庆历三年、四年上述宋仁宗“乞出内帑物帛收赎陷蕃汉户”,招抚因西夏劫掠而散处黄河东涯”的三千余户蕃汉人户,入居麟州。从范仲淹的这一举动可以看出,他对蕃汉百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长期战争造成边疆地区人民生活困难,范仲淹在经济上给予他们资助,同时为了从根本是解决问题,他建议朝廷在边地开放一些榷场,来带动当地的经济收入,增加蕃汉百姓的收入。
二 、安抚怀柔、以仁为本
范仲淹认为”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以仁爱为本,从大局出发,这不仅是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的保证,也是处理少数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第一,对西夏采取怀来柔远的战略思想。对西夏是战是和问题上,范仲淹的态度非常明确,早在上书反对韩琦进攻的奏章中,他就明确指出,自己不予出击的目的之一,就是准备采取以安抚怀柔、招纳的民族政策。他主张“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范仲淹说:“臣亦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对其“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从他的“示以恩意”就可以看出,范仲淹已经开始用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思想招纳诸蕃。总的来说其目的无非是使其“臣服”,接受“羁糜”,以便实现长期友好相处。他的这种思想完整的体现在《答赵元昊书》里。他在《答赵元昊书》中指出:“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兄弟民族之间应以团结为重.不应争一时之胜负,他说,战有百害,和有百利,停止战争,恢复和平,对元昊等“美利甚众”。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方面,有一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不歧视少数民族,讲求民族平等,第二,力求用和平方式解决民族争端,反对诉诸武力,第三,主张各民族互通有无,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个士大夫,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民族政策,应当说已经是很开明了。他的这种仁爱、怀柔思想不仅是对和宋廷有对立战争关系的西夏上,对周边其他的少数民族,范仲淹亦采取这样的政策。
第二,以仁爱之心招纳安抚边境少数民族。甘肃庆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北宋时期,这个地区杂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和部落,范仲淹在《书环州马岭镇夫子庙碑阴》中提到:“庆历二年春正月,予领环庆之师,出按边部,过马岭镇,四望族落,皆镇之属羌。 ”这段话中“过马岭镇,皆镇之属羌”说明在庆州周围全是和西夏民族成分相似的羌人部落。这些部落的向背,在宋夏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北宋朝廷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些少数民族在战争中重要性,一些官员甚至对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压榨和掠夺,西夏也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威胁和利诱,一些羌人部落甚至向西夏提供帮助,成为西夏进攻宋朝边境的向导。《宋史·范仲淹传》中记载:“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道,事寻露。 ”范仲淹在《种世衡墓铭》中也写道:“塞下多属羌,向时汉官不能恩信,羌皆持两端。 ……庆历二年春,予按巡环州,患属羌之多而素不为用,与夏戎潜连助为边患。 ”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在西夏的威逼利诱之下,庆州的大部分羌人部落纷纷反宋,投靠西夏,使北宋的西北边境岌岌可危。但当时北宋的许多朝廷官员和边疆将领将这些羌人看做异己。对他们反宋,朝廷官员和将领不是采取安抚措施,而是采取高压政策,许多北宋边防统帅也不时率兵攻入羌人居住地区,对这些羌人部落进行杀戮,并拿着他们的首级邀功,这些羌人有冤无处可诉,只能投靠西夏寻求复仇,因而更加激化了羌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田绍斌在职期间就曾将几个反宋的羌人首领施以酷刑之后放还。这些将领的做法不但没有压制羌人,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反抗之心,这些羌人部落依附西夏,扰边活动更加频繁。
范仲淹在庆州时改变了这些做法,对各羌人部落酋长予以安抚和慰问。甚至在他得知在知环州、庆州有六百多属羌酋长与元昊勾结,企图作西夏军进攻宋朝的向导时,他没有以武力压制,亲自赶赴羌人居住地以宋廷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慰问和奖励,在摸清他们的实际情况之后,和他们订立了合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 贼马人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为给食;即不入寨,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 ”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这段史料反应出范仲淹在争取诸羌的归附时,采取的是怀柔、恩威并用的办法,他订立合约利用规章制度约束羌人的行为。此外,对这些羌人的管理非常重视,他任用在羌人中威信比较高的种世衡来管理羌人部落的各种事物。可以说正是由于范仲淹对这些羌人有着仁爱之心,才换来了他们的归附。
第二,在处理与周围蕃部的关系时,范仲淹亦用仁爱之心来对待这些已经归顺的羌人部落。元昊连年入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延州沿边一带遭到严重的破坏,很多地方田园村寨荒芜,一些羌人没有粮食,饥饿困顿,范仲淹谍延州,让他们出粮赈灾,一些羌人流离失所,都给予土地牛具,支贷粮食让他们安定下来。范仲淹在西北边疆期间,对他管辖范围之内的少数民族在生活上给予关心帮助,在精神上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任,使他很快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信赖和爱戴。终于“熟羌爱服,皆愿效死”,羌汉民族间的关系,大有改善。此后,每次元昊入侵宋境,兵马还未发动,已经有羌人前来报告,使北宋的防务大有好转。
三, 区别对待、注重策略
在庆州、环州生活的羌人部落有熟户和生户之分,对熟户和生户的划分,《宋史·兵志五》是这样记载的:“西北边羌戎 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餘谓之生户。”《续资治通鉴·宋太宗淳化五年》:“大约党项 、 吐蕃 ,风俗相类,其帐族有生熟户,接连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者谓之生户。”熟户也叫属户或塞户,对他们编入当地户籍,并承担一定的赋役。对不同情况的熟户和生户,范仲淹因人而异,采用团结熟户、感化生户的策略。
第一,对于归附宋廷的熟户,范仲淹利用各种机会给予慰问、安抚和对有功者进行奖励,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守边。他上奏章《乞赏赐熟户蕃部首领奏》称:乞暂出延州赏给熟户、蕃部首领,给与文帖,并散茶綵。 内有功劳异於众者,等第支给袄子、腰带。 系蕃部巡检者,给与红缨、交椅。 仍与别立约束,令遞相钤辖,准备点集。对于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和土地的蕃民,给予土地予以安置,缺少粮食的按月发给他们口粮,没有种子和耕牛的,则以政府的名义借给他们。同时,范仲淹对这些熟户在宋夏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客观的分析,他认为“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战,可以藩蔽汉户”,这些熟户一方面是宋廷团结对抗西夏的重要力量,但这些熟户由于长期生活于宋夏边境,经常与西夏有各种经济往来,若果政府权力扶持他们,就等间接资助了西夏,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和平时期这些羌人部落可以自给自足,战争时期政府给与一定的帮助和奖励。这些措施取得了实际的效果。苏轼曾对此有专门记载: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战功。 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
第二,对于不属宋廷管辖的所谓生户,范仲淹则采取招抚、感化和争取的策略。他认为生户“皆能辛苦,熟于战斗。 如抚驭之间,恩威得所,大可防托边界,减得兵马。”当时泾原路有明珠、灭藏、康奴三大羌人部落与西夏关系密切,宋廷意图通过军事手段来镇压,范仲淹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主张通过安抚和感化的手段将这三个部落争取为固边防御的积极力量。他认为,对待这些羌人“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若北取细腰、胡芦众泉为堡障,以断贼路,则二族安。”因此范仲淹在此地修筑了细腰、胡芦等寨堡,从地理上切断了这些部落和西夏的联系,然后又派人对这些部落进行安抚。此后,环庆路内的几百个羌人部落都归附宋廷,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夏的军事力量。随着战争主动权逐渐转向宋廷,归附的羌人百姓也越来越多,为了争取民心,使这些少数民族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范仲淹还修筑新城业乐(今华池悦乐)来安置他们。
一个国家,只有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和谐相处,这个国家才能实现统一强大,社会才能进步,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范仲淹能够深刻的认识到民族关系的重要性,能够正确处理好西北边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争取到延边少数民族的支持,扼制了宋夏战争的进一步扩大,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与他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关系密切,也是他民族关系思想的集中体现。尽管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带有阶级偏见,但取得的成效证明了其正确性,直到今天对我们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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