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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民族融合思想和及其实践
日期:2014-12-21 21:54:07   作者:慕甲騉   来源:   评论:0 点击:

摘 要:本文论述了范仲淹知任庆州时期,采取团结民族,和睦民族的等一系列有效的战略措施,安置诸族屯军营田、戍边御夏,从而改善了对西夏的被动局面,促进了宋夏和谈,使宋夏之间呈现出了一段安宁期。 关键词:范仲淹;民族思想;民族融合
北宋时期,陇东位于陕、甘、宁三省(区)交界,在历史上一直是塞外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这里既是宋夏对峙的前沿阵地,又是关内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在这里分布着党项羌、吐谷浑、吐蕃和突厥等少数民族部落及其支族,种族繁多,互不统属,多元的文化在此交融碰撞。这些弱小的民族在宋夏边境地区的夹缝中生存着,经常受到西夏的欺悔和宋朝的欺凌这些民族部落为了生存,只好依附邻国,朝秦暮楚,哪国势力强盛,对他们政策优惠,他们就倒向哪一边,为其国家效力。因此,对宋夏双方来说,谁控制了这些种族,也就掌握了对对方的主动权,也就会赢得对对方的军事战争的胜利。故此,宋夏双方使出浑身解数,拉拢、胁迫边境上的这些种族,以图赢得主动,在对抗中取得胜利。

宋夏边境民族的分布及形成

陇东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周先祖“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即今庆阳、平凉市一带。战国时期,义渠戎在庆阳建国;乌氏戎在平凉建国。战国末期,大漠匈奴入侵中原,占领了陇东。汉时又被先零羌、烧当羌、罕羌、烧何羌占领。唐时,随着外族入侵及边境民族内附,尤其是“安史之乱”,吐蕃东侵,秦陇一带的部分党项羌、吐谷浑等族北徙朔方驻牧。环、庆、原诸州又夹杂了突厥、铁勒、薛延陀、六州胡、部落稽、党项、吐谷浑和吐蕃诸族入驻。当时最强盛的有党项羌12府、16府之设。其地各民族虽经战乱迁徙,但仍有遗留者,世居耕牧,形成了陇东多民族的局面。宋朝又在陇东迁移安置了更多的少数民族,在这些民族中以党项羌为最多,吐谷浑及吐蕃族次之。宋咸平六年(1003年),在环州界内招降岺移等33族、麻谋等31族、剿迷等20族、树罗等约百族,合计4080帐。同年,在原、渭二州内附有戎族8部,共25族。景德元年(1004年),泾原路有陇山外王家、狸家、延家3族归顺宋廷。大中祥符年间,有环州熟户旺家等3族,由首领都子率领归顺。又有环、庆北界毛尸族首领浪埋、骨咩羌、蕃官扎白唱,剿迷族蕃官冯移埋率其部落1190人相继归顺宋廷。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有原州属羌叛,环庆都监赵士隆战死,宋廷遣使招抚羌众内附。这年,又有蕃部嵬逋等395帐内附。天宝年间,宋廷诏诱环州白豹指挥使裴永昌率族内附。庆历二年(1042年),白豹寨蕃官浪尾率180人内附。第二年,曾被西夏利用过的蕃官浪瞎等762人,被环庆经略司招降。由于历代招降和内迁的原因,使陇东一带的民族更加混杂。而这些民族的去留对边境地区的安定,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宋泾原路诸州“熟羌”较多,庆历年间有熟户10470帐。原、渭蕃部有32族;仪州有延、蒙8部,以首领渴哥领化州(今宁夏泾原县)刺史,首领透逋等为怀化郎将。原州蕃部有拔藏(羌)、灭藏(羌)、明珠(羌)、康奴(吐谷浑),以上数部为原州较大的部族。原州还有安家、党家,与泾州安家、当家跨州而居,均系吐谷浑族。藏才族原居于韦州,属契丹统治,其首领王氏由库辱官氏改姓,属鲜卑乌桓部族。宋初归附内迁德顺军,是以党项羌、吐蕃族为主,杂有吐谷浑部落,共有11大族,38小族,10余万军众,其部落黄家属吐谷浑族;白家属吐蕃族,居于原州平安寨;野利属吐蕃族;水令逋为原州大族,居于原州西的截原寨;羌嘱族居于原州平安寨。还有鼻家、保家、名布等族,分布于泾、仪、延、鄜境的保安军、唐龙镇及制胜关等地。

泾、原诸州还有潘氏族,为生户其首领潘征,于天圣三年率2000余帐内附送廷,宋帝诏补潘征为本族军主。渭州吹麻城有张家,其首领有张小哥。还有魏埋、懒家、龛谷等族,其首领有尊毡、磨壁、余龙及便嘱等族曾贡名马于宋廷,其中余龙为治平寨蕃部有阿氏,其族有阿克节,宋廷诏补本族副兵马使。地处宋夏边境的环、庆二州有岺移、麻谋、剿迷、树罗、罗尼、天王(羌)、七臼、牛家、大虫(羌)居于环州方渠、青冈峡、泾原、原州彭阳等地。嗓咩(党项羌)、折四(吐谷浑)、吐蕃村(吐蕃)、萘喎三家、尾落、萘家、嗓尼等族居于环州北部,与灵州交界处。野鸡族居于庆州北部寡妇山,属党项羌。阿里、韦悉、褒勒、埋斯骨尾、屈悉保、牛儿、卢家(吐谷浑族,其首领复姓索卢,宋时其首领卢唆之子改汉人姓名称周民)、客户、大羊家、小羊家、密觉、磨媚、托梭、拨新、兀儿(又称兀二)、兀六,以上二族属党项羌,其首领有遇乜布;傍家、威呢、乌贵(吐谷浑族)、沃协、郭家、牛聊、素泥、岌拖、旺家、思顺、梁家、小遇、杀牛(党项羌,居于马岭,曾为西夏做内应)、布雅、浪斡、臧嵬(以上二族原为西夏蕃部)、三门、野利(又称野狸,属吐蕃族,居于环州甜水,有10族)、胡家门、把利、独家(居于环州西北独家原)、牛羊、苏家、熟仓(党项族,为环州蕃部,有5000余帐)、白马(居于环州洪德寨,后徙于宁州)、等民族部落,跨居环庆二州。环州熟户旺扎勒族首领是康州刺史罗阿子苏都,为新州刺史、本部巡检,阿罗与罗苏都为父子,属吐谷浑族,复姓叱罗。罗氏居于业乐镇一带。有的部落因战争的原因已经四分五裂,各奔东西重新组合的部落又数度分合变迁,已非原始及一般意义上的部落组织。例如秦凤路的一些部族,有的的吐蕃本族,却统辖有吐谷浑部民,有的是吐谷浑部落,却统辖着党项羌部民。这些部落的组成随着历史的推进,越来越复杂,往往一个部落中以一个或两个望族大姓为核心,夹杂有许多个姓氏,这些姓氏源于不同部落却聚为一部,其部落越大,其民族成分越复杂。

在宁朔、奉化诸府,作为吐谷浑核心望族的赫连、白、念、段、王、高、李、慕容、梁、党、康、秦、杜、薛、安等姓氏统辖的部落中,多有党项羌及吐蕃族为其部民,而在一些官府所设的羁縻府州,任望族大姓首领为刺史或都督,统领诸姓各族,这些府州的首领即是部落最高长官,也是地方行政长官。早年曾被吐谷浑统辖的羌族,历经聚散,至宋仍受吐谷浑部落的统辖;在延绥一带的浑州、宽州羌族部落为羁縻州者,也有吐谷浑族为其部民;而鲜卑拓跋氏统辖的靖边州、思乐州却有大量的党项羌为其部民;在吐蕃族的部落中,却有许多吐谷浑部民的存在,这一切说明其部落自身势力强盛的因素之外,与历史上社会统治和行政划分的传统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初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关系

赵匡胤陈桥兵变,创建了北宋王朝,其实北宋的国土还不到汉唐的一半。它的北边是契丹辽国,西边是剽悍的党项夏国和吐蕃,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宋朝就处在各民族的包围之中,如何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是宋廷安邦治国的头等大事。

宋朝在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败,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的不平等条约,由于宋辽和好,战争停止,双方在长期的安逸环境中,军事软化,国防颓废,官无战术,兵无斗志,导致后来党项、女真诸族的崛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四月,诏令沿边泾、原、邠、庆诸州严禁蕃人为守边镇将,使许多边境优秀蕃将不能得到重用,而被降职。由于各族以部落集居,首领得不到重用,故而有的部落投靠西夏及辽国。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诏令沿边军民禁止与西夏互市。于是,原、环、庆诸州全部关闭互市。由此导致边境各族人民生产及生活的困难。有的民族部落纷纷投靠敌国,与宋为敌。分布于庆州的布雅族,就因宋廷的民族政策失当,导致叛逃西夏。官府对于蕃、汉纠纷,不遵守条规处理。边市贸易,又欺夺蕃人之利,官府又不按律平决,这样久之,蕃人怨愤,导致民族关系分裂。元昊数次进攻宋边,都有环庆诸州蕃部做内应和向导,助为边患。宋朝“禁用蕃将”和“关闭互市”等不合理的民族政策,损害了各民族的利益及国家的威信,成为宋朝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廷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西夏和辽国趁机侵扰勒索,使宋廷军费巨增,财政困难,课税暴增,民不聊生,甚至官逼民反,社会动荡不安,如庆州的野鸡族、杀牛族等部落投靠西夏,与宋朝为敌。

庆州胡家、环州胡家门族及延州保安军胡家为同族。环庆及跨居西夏的胡家为大胡家族,为羌族分支。吐谷浑族以胡家、李家为主,故称胡李族,有保安军胡家为小胡家,胡继谔为首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咸平初年,宋置估马司,与西北诸族交易马匹,有洪德寨(今环县洪德乡)供奉官、合门袛侯胡宁,属鲜卑族,其族跨居庆州,史称“桀黠难致”。庆州党项族属的野鸡族,是西夏党项羌的分支,过去经常侵掠环庆,为宋廷西北边境隐患。庆州杀牛族居于马岭一带,其族在宁州也有分布。宁州杀牛族有2000余帐,曾为西夏做内应,经常侵掠环庆诸州。环州的浪斡、臧嵬等族皆为西夏蕃部,后来在范仲淹的宽大民族政策感召下降宋,但不久又被西夏利诱反水。独家、野狸、庆香等10族居于环州甜水谷一带为邻,长期为宋廷蕃部。牛羊、苏家诸族曾与西夏交战,屡立战功,受到宋廷赏赐,为环州蕃部,其首领有屈尾、苏尚娘、孽娘、实吉等人。此二族曾一度在西夏的诏诱下,助夏反宋。熟仓族为党项族分支,有5000余帐,为环庆蕃部,其首领遇略被西夏数诏而不从,誓死为宋廷效力。环州白马族为宋洪德寨蕃部,宋廷曾赐给其部落粮食,以度饥荒,后来将其族徙于宁州一带。

原州蕃部白家族,居于平安寨。据《苏魏公文集》载:“原州平安寨白家族都虞侯薛乙,系吐蕃部族。原州西境靖夏城有水令逋族,有17族,11000余帐,为宋廷蕃部。原州最强大的部落又明珠、灭臧、康奴三族,居于环、原二州之间”,素号“强梗”,其中明珠、灭藏当为羌族分支,势力较大,常对宋境造成很大威胁。康奴又称康奴卜族,系鲜卑吐谷浑族分支,倾向宋廷。景德初年,首领多移率部附宋,后来受西夏引诱,有抗宋行为。天圣四年(1026年)正月,宋廷派泾原路走马承受公事内供奉官王从德与镇戎军知军王仲宝攻破康奴族,从此康奴、明珠及灭藏诸族在宋夏战争中常持观望态度,叛服不定。

范仲淹的民族融合思想及其实践

范仲淹初到庆州,看到民族矛盾很大,各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因此,必须争取和团结这些民族势力,是关系到宋夏战局成败的关键,也是牵扯社会安危的关键问题。范仲淹以仁爱之心,走访诸蕃部落,慰问和安抚熟蕃。于是,诸族来投者,推心接纳。经过了解,他决定把宋夏战争的核心问题归根于民族问题,只有制订出合理正确的民族政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宋夏边境的争端问题。由于宋夏边境居住着大量的党项羌及各民族部落,在这些部落中有归附宋廷的“熟户”,也有归附西夏的“生户”。党项羌又是西夏政权的主要组成,与边境各族的生活习俗相近,常常最易被西夏所诱惑,他们“多存二心”,有的“为贼向导”。尤其是原、环二州交界的一些较大部落,宋廷的将帅视为顽敌,多主张讨伐。而范仲淹却认为对于这些部落若“今讨之,必与贼表里,南入原州,西扰镇戎,东侵环州,边患未艾也”。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十一日 ,范仲淹巡视边防至环州,对环州属羌蕃官设宴款待,论功行赏,奖给丝绢、银器,并和他们订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者,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范仲淹在庆州,首先召集环州蕃官慕恩与诸羌首领800余人,设宴相待,并赠以衣物缯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赠银带马绂以旌之,然后谕以好恶,立约束四,俾之遵向”,

(一)、频频上书,情系各族人民

康定元年(1040年)十一月,范仲淹就从民族利益出发,上《乞赏赐熟户蕃部首领奏》,提出对蕃官立功的首领,要论功赏赐,可以提升为正规军校。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范仲淹上《乞于沿边诸寨置権场奏》,为边境民族贸易方便卓想,使他们想生活及生产等方面得到良好的利益。三月,范公又立《与诸羌约》条规,诚信守约,取信于各族人民。

宋夏沿边的“熟户”分布于陇山以东,长城原一带。他们居住比较集中,全民皆兵,善骑射,习障塞,懂羌语,耐寒苦,自备军需,自率兵马,助宋伐夏,每战首当其冲,成为宋廷的戍边主力。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二十四日,范仲淹上《请令部署司保举沿边寨主奏》,他建议任用和提拔有功蕃将,笼络各族民心,得到了良好效果。他还上《差弓箭手边防厉害奏》,陈述了环、庆、原诸州蕃部冲锋陷阵,必须重用的观点。润九月,范公又上《论明珠、灭藏二族不可攻奏》,劝阻宋廷与各民族避免征战树敌。后来,他在《奏乞蒋偕转知原州》疏中,建议在二族通往西夏必经之路修筑城堡,以断敌后路,并施以优惠政策,迫其回心向宋。十月,范公又上《乞令陕西主帅并带押蕃部使奏》。十一月,范仲淹上《举种世衡知环州奏》,极力推荐深受羌人欢迎的种世衡知环州。种公不负众望,在环州设宴安抚乌贵族首领慕恩,踏雪访问牛家族部落,感服其族为宋廷效力。范公大胆革除用人制度上的弊病,纠正了对蕃部将士的猜忌和偏见,因而抚平了边民人心,安定了军心,增强了各民族地区相互争端的流血牺牲,为恢复边境地区人民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和平的环境。庆历四年(1044年)七月,范仲淹上《沿边兵士人员乞赐特支奏》。八月,又上奏《乞诏纳嘉舒等七族》《乞于麟府修起城寨招蕃汉人户安居奏》等疏。五年,范仲淹罢陕西、河东诸路招讨使、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安抚使出知郴州。四月,范公上《论新附蕃部噉移不宜迁往海州安泊奏》《乞笃疾废疾弓箭手士兵不问年甲拣停归农奏》等关乎边关民族利益的奏疏。十二月,又上《牒泾原路安抚司将靖边隆德案壕外弓箭手逐家老小搬入壕里居住》等疏。

(二)、招抚周边“熟族”,筑起宋廷边境安全第一道防线

范仲淹知任庆州时,以远见的眼光,能够正确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使许多民族部落首领心悦诚服,归顺宋廷。这不仅削弱了西夏的势力,也稳定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增加了宋朝西北的边防力量。

环州大族有乌贵族,其首领慕容氏为鲜卑分支吐谷浑王族后裔,唐中期迁居威州。宋咸平年间置新州羁縻之。后迁居环州,其姓宋时往往简称“慕”姓,其族称慕家族,又称乌贵族。“乌贵”是其族首领名,其首领慕恩为五门八部巡检,其族集居于通远县、定边、平远、肃远诸寨。庆历二年(1042)春,范仲淹巡环州,首先安抚以慕恩为首的诸族部落,并录慕恩子慕化为平远寨蕃官,后来,慕化累立战功,历任左侍禁、巡检、东头供奉、皇城使等职。

金明及庆州李氏为宋廷熟户,在范仲淹知延庆时期,始终成为抗御西夏的强大主力,多次得到宋廷的嘉奖,尤其是范仲淹主陕期间,多次提拔蕃将。据史料记载:“庆历四年(1044年)赐环庆路蕃官,新州刺史史思顺、慕恩、赵明各一子官,以其悍边有劳也”。

庆州赵氏为吐谷浑族,居于庆北柔远寨(今华池县境),范仲淹知庆州,筑大顺城后,其首领赵明遂分居大顺城为守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庆历二年三月,知庆州范仲淹欲在庆州西北桥川口马铺寨筑城,密遣其子纯祜与蕃将赵明先居其地,自引兵随其后。主将初不知所向,行至柔远,时号令筑城,名大顺城”。赵明后来数有战功,又为部将所服,自内殿承制提升为东染院使、署庆州蕃官都巡检使、内藏库使、顺州刺史。据史料记载:“夏人围大顺城三日,蕃官赵明与官兵合击之。赵明与其子余德率领将士力战退敌,以功领顺州刺史,录其长子赵余庆为官”。余庆因进击西夏有功,连升三级,署柔远寨蕃部都巡检,官至内殿崇班、西京左藏库使、蕃官都巡检、庄宅副使等职。赵明的次子赵余德署大顺城蕃部巡检、东头供奉,官至供备库副使、右骐骥副使、蕃部都巡检文思使等职。与赵氏同族的赵怀德,以善战闻名。《宋史·高敏传》载:“高敏因范仲淹、韩琦推荐任邠宁、环庆都监,主蕃部事时,羌人(西夏)围大顺城,偏将赵怀德力战,但其下以银买级,主帅李复珪以所部整,欲治怀德。高敏劝解说:“怀德善用人,战必胜,当略其小过,且蕃官难强以汉法”。赵氏也有羌族分支,其名嵬名山,又称赵怀顺。延绥诸州民族部落以金明李氏为最大,其帐下蕃兵10万,还统有汉兵,为宋朝抗御西夏的一支强大力量。李氏属吐谷浑族,统辖有吐谷浑、党项羌及汉族。至宋时其首领李继周,抗击西夏受到宋廷嘉奖,为并新寨、解家河、卢关路都巡检。同时受封的还有永平寨茭村军主、归德将军李继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继福等皆党项蕃族,与继周同向化,故优宠之”。李继福为绥州裕勒沁族首领,后封为归德将军,充本族军主。李继福本属吐谷浑族,因所部多为党项羌人,故误为此说。与金明李氏同源的庆州李氏居于荔园堡一带,其首领李思顺(赐名),真名李元成。

范仲淹知庆州后,修筑大顺城等诸城寨,这些部族才永久归服宋廷。业乐镇有罗家等党项羌百族,早在咸平年间,环庆路都部署张凝招降其部。其族后来散居环庆一带,称为旺扎勒族,其首领罗苏都为新州刺史、本部巡检。旺家族为罗家族的分支,“旺”是旺扎勒的简称。其族为环州熟羌,其首领为春州刺史罗都子,其族先被夏州蕃部所掠,后又归附宋廷,宋帝诏遣使劳赐其族。

(三)、在饱含仁慈的民族思想中与主战派抗衡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破金明寨,困延州。宋军在三川口惨败,朝野震惊。三月二十四日,韩琦保荐范仲淹,仁宗恩准,起用范仲淹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八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自请代张存兼职延州。范仲淹初到延州,正是西北边境危急,战事频繁之时,他一年中给宋仁宗上奏议而是多份。当仁宗派翰林学士晁宗慤至永兴军向夏竦、范仲淹、韩琦和尹洙等人问攻守之策,夏、范二人主守,而韩、尹二人主攻,由于双方意见相左,经略安抚使夏竦派韩琦和经略判官尹洙进京面呈仁宗皇帝,请定夺攻守之决策。由于主战派吕夷简等朝臣主攻,仁宗求胜心切,便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进讨。范仲淹闻知后连上《论夏贼未宜进讨》《谏深入讨伐西夏》等疏,多次申述不能贸然进兵的理由,若定要出兵“愿朝廷广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则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安”。
范仲淹还多次上《攻守议》《再议攻守》等疏,他在 “议攻”部分分析了宋夏战争为什么多以百而告终的原因,认为宋兵缺乏精兵强将,所以他到庆州后,首先整编军队,奖赏有功将领,退役老弱病残军人,并招募沿边各民族蕃兵为弓箭手。据《诸臣奏议》记载,蔡挺知庆州,其友人王韶跟随到宋夏边境的环庆一带,提出了一些开拓西边的策略,其中涉及了环庆、泾原各路存在的问题。他在《平戎策》中说:“臣窃见鄜延、环庆两路蕃兵自来各有成法,使之战斗及守境,皆与汉兵无异,往往御敌杀将,立功塞外,此两路藩篱所以益固也。……只因经略使范仲淹在庆州日,与种世衡的处置各尽其宜,故今四路之中,唯环庆路蕃兵号为得力”。后来,宋廷部署边防,将泾原、环庆招募的蕃汉弓箭手分为十一将番号,第一将驻庆州,第二将驻环州,第三将驻大顺城,第四将驻淮安镇,第五将驻业乐镇,第六将驻木钵镇,协助正规军加强宋夏边防要务。
庆历元年正月,元昊派高延德到延州和谈。范仲淹洞察元昊无诚意归顺,便没有上报朝廷,其原因是为了不绝和谈后路,他怕朝廷主战派闻知元昊无诚意,会大动干戈,生灵涂炭,国損民怨,直接影响和谈这条路。他上《攻守议》说:“臣窃惟国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边鄙,公卿大夫争进计策,而未能副陛下忧边之心。且议攻者谓守则示弱,议守者谓攻必速祸”。针对宋廷两种意见的争论,范仲淹在《攻守议》中主张:“今臣领庆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则?盖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他提出了强兵固边,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可惜,遭到当时主战派的反对。直到好水川惨败,宋仁宗和主战派才猛醒,转而支持范仲淹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才有后来西夏求和,边境太平的安定景象。范公治军、抚民、睦族的显赫功绩,使西北边境各民族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

(四)、开禁宋夏边境榷场,发展双边贸

宋初,沿边收市,陕西有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诸州及镇戎军、保安军、制胜关、浩门府;河西有灵、绥、银、夏诸州。自赵明德居于河西以来,宋廷收市再收市,仅限于环、庆、延、渭、原、秦、阶、文诸州及镇戎军置场。这些边市用于地方和官方各民族民间交易。陕西出解盐,西夏产青白盐,沿边各族商人往返贩卖,从中谋利。太宗时,禁清白盐以困西夏,可以不战而屈人兵。诏自陕西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后犯法者甚众,戎人乞食,寇钞边郡,内属万余帐归继迁。后来因郑文宝上言,“命钱若水驰传视之,宣诏尽复旧制,戎人始渐归附。今日之势若厚加招抚,稍宽盐禁,则属户无不得其用”。
宋朝在西北边境地区,汉族与各民族有着传统的贸易关系,各民族在原、庆、环诸州进行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宝元元年,宋夏发生战争,宋夏发生战争,仁宗下诏:“陕西、河东沿边旧与元昊互市处,皆禁绝之”。第二年,又“废保安军榷场”。宋廷连续下诏关闭西北榷场,中断宋夏之间的贸易,目的是从经济上制裁西夏,以达到政治上迫使归顺之目的。但这样做对边境宋夏各民族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由此引起了边境各民族部落的骚动不安。
西夏地处僻壤,国人生产、生活所需品大多依赖与宋朝贸易补给,是沿边各族商贸赢利的主要渠道。范仲淹到西北边境视察后,认识到因战争频繁,关闭榷场,以致边境各民族的生活更加苦难。于是,范公认为开设互市,即可以改善边民的生活,增加税收,减轻人民负担,支付边防费用,更重要的是能够吸引边境各民族内附,从而瓦解西夏,壮大宋朝边防的军事力量。庆历元年正月,范仲淹给元昊写了一封信,从八个方面劝说元昊,希望元昊归顺宋朝,把西夏与宋朝的关系恢复到他父亲时期的景象。这八个方面其中就有:“又马牛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有无交易,各得其所,八也”。范仲淹表明,马、牛、骆驼和羊是西夏需要卖出的大宗产品,而金银及丝织产品和谷物,则是西夏需要从宋朝购进的产品。宋夏如果保持和平友好,边关才能正常开关互市,互通有无,满足各自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样才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惠及边境各族人民,使之各族和睦相处,以达社会太平安定的美好局面。范仲淹开通商贸是构建共同利益的手段,可以满足双方的经济需求,可以促进双方的生产,使边境各民族在财物盈实中共同体会和平的宝贵。
三川口宋军惨败,元昊一时因胜利而骄横冥顽,不听范仲淹的善意劝导,以致宋夏边境贸易仍然僵死。于是,范仲淹一边上《乞于沿边诸寨榷场奏》及《京师榷盐法》等疏,一边在沿边筑城建寨,招募兵士,招商兴市,开展商贸交易。稳定边境各族人民生活。恢复沿边榷场制度,推而广之,是范仲淹运用经济手段达到军事目的地辅助。庆历三年(1043年),因宋廷 断绝与西夏贸易,导致盐商失利,导致西夏严重缺粮,贵族阶层断绝了高档消费,普通百姓的生活、生产发生了极大的困难,逐渐引发了夏人不满。元昊不得不承认现实,与宋求和,请求开关互市。纵观北宋建国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励精图治,到了宋真宗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禁榷专卖,边市禁放的政策,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由于茶盐专卖,引发了边境民族私贩茶盐,谋取暴利,铤而走险的行为。很多人因违禁被流放,获刑。在朝廷屡禁不止的情况下,甚至导致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及民变。
范仲淹认识到战争的冲突,给沿边各族人民带来了灾害,严重损伤了宋夏双方人民的利益。西夏虽然多次战败宋朝,但胜利的果实也不足以补偿禁市所带来通货暴涨的经济损失,宋廷也因禁市断绝了商人的利益,军队也因闭市而战马奇缺。范公倡导边贸开禁,实行互市,并提出和制订了与各族人民通商的具体政策。开市后,各民族的关系得进一步得到融合,即增加了边境地区民族之间互相了解和改善民族关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继续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夏宋双方的议和,不仅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造福一方百姓,而且促进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之间交融和发展,为宋朝实现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以“蕃学”代替“质院”,重教尊族

宋朝为了预防少数民族叛乱,在边境各州、军府设“质院”将自愿归顺宋廷的各族部落押有人质,对于被官方认为叛逆的蕃部质子,押往外州质院禁锢。这种“质”就是现代的人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范仲淹初知庆州,约令当地蕃部:“贼马入界追击不起,随本族每户罚羊二,全族不至者,质其首领”。这是按照宋律“临战不召集本部人马从征的属羌首领监质”的条令而制定的。宋朝的质院监禁严峻,起到威慑作用,使蕃部轻易不敢违抗朝廷,但却往往激起蕃部熟户的怨愤,因此潜藏着更大的反抗隐患。后来,重教倡学的范仲淹认为在边境设立质院,弊多而利少,会失去蕃部民心,非长久之策。于是,他主张改扣押蕃部人质,建立蕃学,发展民族教育,是一项重大意义的举措。范公早在知延州时,就创办了“嘉岭书院”,让边境的蕃汉子弟学习文化。在他看来国家之忧患,莫过于比人才缺乏之大,而培养和发现人才就必须从立学重教开始。他在参知政事是,多次向仁宗上疏,建议在郡县办学。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范公巡边“过马岭镇,四望族落,皆镇之属羌,而戌城之中,有夫子庙貌”。原来,马岭的夫子庙是张蕴在环州是所立,他由此想起了开办蕃学,令蕃官子弟学习汉文化。于是,范公推荐种世衡在环州建学,吸收蕃官子弟入学。当时得到汉官及汉人的不满,唯王安石赞成“家家如有质子在州”,兴教办学的奏疏得到宋仁宗的赞赏,得到恩准。实际上推行蕃部教育的目的与范公加强民族教育相联系,各族子弟在州学学习,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人质,这对促进民族团结,安定边境,还对蕃汉文化交流,社会发展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六)、采用屯田固边政策,利国利族

自康定年间以来,由于战争造成宋廷财力不足,军费供给困难。这时候,范仲淹在鄜延率先实施屯田。他在知庆州期间,正是宋夏边境剑拔弩张之际,他在“守策”中主张仿效汉臣赵充国的屯田法,解决边境守军供给的困难,建立稳固的边防阵地,以达长治久安的目的。他看到因长期战争造成国库空虚,民力疲乏,边民欠税弃田,举族逃移的不良现象非常严重。于是,在宋夏边境积极招募蕃兵,给以闲田,免除田租,援助各族人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补边需。为了巩固边防,安置内附的各族人民,在荔园堡、大顺城给33族蕃部人均授田50亩,首领授田100亩,使边境各族“人乐其勤,公收其利”。他还张榜示众:“屋业桑产不得烧毁斫伐,不得纳官,所欠税额并与放除”。待春荒春耕之时 又借予边民种子、口粮、牲畜。帮助边境各民族恢复生产。范仲淹在西北诸路推行的屯田法,收到了明显成效,被宋廷作为边防典范推广。通过大量招募边境各民族部落,与西夏争夺沿边的人口和土地。除在蕃部屯田,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外,还给予招募的民族弓箭手闲田,并实行不缴纳各种税收的优惠政策。
范仲淹在怀庆诸路倡导开垦闲田,让屯田士兵携带家属,并分得一至二顷土地。对于开垦荒田的弓箭手实行“借助法”,深得各族人民的欢迎。这些蕃部的子弟虽为应募,实际上身不离家,为“半耕半戎”的民兵,朝廷每人给屋,贷口粮二石。弓箭手即不脱离生产,又能起到加强边防,对各民族的利益起到了积极保护作用。据《宋史·贾昌朝传》所载:蕃军因而“力耕死战,世为边用”。范仲淹的《劝农》诗“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诵豳风”就写于庆州屯田时期。范仲淹极力推荐种世衡在环州青涧城营田,得到朝臣的赞评。张方平上奏道:“自用兵西鄙于今三年,未尝闻一边臣有能建一功利。世衡独于穷塞之上,首创营田之谋,迹其艰辛,义有足赏”。苏轼曾言:“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40余万,招刺宣毅、保捷25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缉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即成,贼末无所得,故元昊复臣”。
范仲淹民族融合政策深得各族民心
范仲淹在处理西北各民族关系上,以“和”为贵,一贯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反对刀枪相见。为了妥善解决民族矛盾,消除历史隔阂和误解,采取了一系列融合民族的措施。庆历二年(1042)正月二十一日,范仲淹对环州熟户蕃官1070人设宴招待,并论功行赏,奖给丝绢、银器,和他们订立条约:“若仇已和断,辄私报之及伤人者,罚羊百,马二,已杀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辄质缚平人告,罚羊五十,马一。贼马入界,追集不赴随本族,每户罚羊二,质其首领。贼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为给食,即不入砦,本家罚羊二,全族不至,质其首领”。范仲淹在环州《属户助西夏事立条约》所制定的罚羊。马赎罪及质人的条约,就是参照少数民族部落的法规所定。宋时民族部落与汉民分治,蕃部由蕃官管理,凡事都以其部落法规执行。范仲淹还奏请朝廷派在羌族部落中有威望的将领种世衡驻守环州青涧城羌民聚集地区,更加亲密地联系了羌汉民族的感情,切实体现了他对各民族的诚意和信心,使羌汉人民更加紧密地并肩站在了御夏战场的前沿。
范仲淹通过犒劳、安抚和赏罚严明的策略,妥善处理了各民族的关系,瓦解了西夏与之勾结的阴谋,转而成为宋军的同盟。庆历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范仲淹上言:“泾原土兵(及当地的蕃兵)有在庆州者,庆州土兵有在泾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谙练,又是边上土兵请受微薄,抛离本营,裹缠不易。公欲朝廷指挥,逐处土兵各令拨归本路使唤,公私俱便”。他从沿边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有利于巩固边防,又利于团结边境各民族的系统攻守策略。建议沿边的城寨都可以招募少数民族弓箭手和土兵把守。范公奏请朝廷把他们互调回本部落,即便于统领指挥,又利于战时持戈上阵,战后归家耕田,“据亩定课”,耕者盈利,边库充实,使各族人民和睦乐业,也加强了边兵的战斗力。范仲淹以推己及人,推恩爱人之心,严明军纪,禁止军士扰民。他深入各民族部落,与其首领推心置腹,结以恩信,犒赏有功的民族将士,招恤流亡,尊重各民族习俗,重用各民族将士,制定优抚民族的政策,使得各族人民心归宋廷,乐为所用。这一系列的举措使西北民族和睦,社会安定,对西北边境的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
范仲淹在延、庆二州戍边期间,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军事斗争中,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巧妙地处理敌我矛盾和民族矛盾,取得了安定边疆的胜利,也赢得了敌国各族人民的感恩爱戴和尊重。皇祐四年(1052年),范公去世后,“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后来,范仲淹长子范崇祐知庆州时期,继承父志,重视搞好民族关系,尊重民族习俗。曾作《蕃舞》记述了各民族欢欣鼓舞的场面:“低昂坐做疾如风,羌管夷歌唱和同。应为降胡能舞朴,不妨全活向军中”。他曾以常平仓米救济蕃部熟户,以安定蕃部民心,使边境各民族度过荒年。范仲淹屯军营田,巩固边防,团结各族人民。即解决了宋廷军粮供给不足和运输困难的矛盾,又节省了兵力,加强了边防实力,团结和安定了边境各族民心,对于宋廷巩固边防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他的民族政策对促进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大融合起到了大力的促进作用。
 
论范仲淹勤俭、清廉思想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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