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
  • 1
  • 2
  • 3
  • 4

从范仲淹“以工代赈”说开去
日期:2014-01-17 14:46:25   作者:翟晓楠   来源:范仲淹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评论:0 点击:

    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的范仲淹,一直以来,人们熟知的是他的“庆历新政”、他的文学名篇《岳阳楼记》、《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他“先忧后乐”的政治抱负等等 。然而,南宋罗大经称赞道:“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指富弼、韩琦,皆北宋能臣——笔者注)。”理学家朱熹则誉其为“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范公卒后,宋仁宗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至今尚存)。这并非称赞其文采,而是赞誉范文正公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杰出的治军理政之能。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范仲淹任杭州知州,两浙爆发大饥馑,杭州灾情尤重,他创造性地运用“以工代赈”的方式赈灾,保证了杭州“民不流徙”,就是例证。时至今日,他开创的“以工代赈“仍然有其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范仲淹的“以工代赈”
    关于范公的“以工代赈”,沈括与罗大经在他们的著作《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和《鹤林玉露》中均有记载。
    皇祐二年(1050年),江浙一带发生大饥荒,富庶之乡竟然饿殍遍地,朝廷下旨赈灾。范仲淹当时统领浙西,任杭州知州,他在发放救济、征集民间余粮的同时,却更多地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了时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上面:一是以官府名义组织赛舟活动,让全城百姓出城观看、游玩,自己还每天带头到西湖上设宴作乐。这一玩就是由春至夏;二是召见各寺庙方丈主持,帮其把“小算盘”拨得哗啦啦响:“灾荒之年,工价如此低贱,各位何不大兴土木呢?”于是各家寺院大肆修殿建阁。官府也趁机翻新修造官署和粮仓,每天雇工千余人,一时间搞得热火朝天。
    监司(监察机关)就此上书奏劾范仲淹“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公则上书朝廷说明了原委——荒年最大的政务,就是让人吃饱饭!依靠官府和私家做工卖力气吃饭的百姓,加上为游玩的、做工的、服务的、经商做小买卖的、摆摊设点供应饮食的……每天少说也有好几万人。据沈括记载,当年“两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范仲淹移知青州,又逢河朔饥荒,他成功地将这种“以工代赈”的救灾方式发挥到极致,“一举三得,既平抑粮价、又免支移之苦、还帮助青民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在中国赈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廷后来就将范公的“以工代赈”方法作为制度推行开来。
    无独有偶,1934年,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时期,政府将单纯赈济改为“以工代赈”,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此举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到二战前夕,政府投资的各种工程总计雇佣人数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1/2以上。这一举措,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比范仲淹的“以工代赈”已经晚了近900年了。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工代赈
    如果说北宋时期范仲淹独创的“以工代赈”是遭遇年馑,为使灾民不致流离失所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赈灾方式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实行的“以工代赈”则范围更广,受众更多,收效更大。
    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工代赈是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接受赈济的劳动力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政策。现阶段,以工代赈是一项适用于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国家安排以工代赈投入建设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工程,贫困农民参加以工代赈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直接增加收入。
    从1984年到2000年,17年间,国家先后实施了6批规模较大的以工代赈计划。即粮棉布以工代赈(1984-1987年,国家动用库存粮食50亿公斤、棉花1亿公斤和棉布5亿米,折价达27亿元,采用以工代赈办法帮助贫困地区修公路、航道和小型水利工程。);中低档工业品以工代赈(国务院决定1988年先在四川、江西和宁夏3省区开展用中低档工业品以工代赈的试点,并于1989至1991年动用价值6亿元的中低档工业品在全国贫困地区开展以工代赈,除修建交通和水利工程外,还增加了解决人畜饮水的内容。);工业品以工代赈(1990至1992年,国务院决定再拿出价值15亿元的工业品,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在贫困地区进行“山、水、林、田、路”综合开发,投向范围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和部分东部山区,重点是贫困落后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粮食以工代赈(1991-1995年,国家每年投入10亿公斤粮食开展以工代赈。);江河治理以工代赈(1991年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经济损失惨重。国务院决定“八五”期间动用价值100亿元的粮食和工业品,以加快江河湖泊治理,恢复水毁工程。);国营贫困农场以工代赈(1991—1994年,国家每年安排1亿元资金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地处边远、自然条件较差的国营农牧场改变面貌。)。
    另外,《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指出,从1994年起,再增加10亿元以工代赈资金执行到2000年。 
    实施以工代赈政策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赈济对象得到必要的收入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达到赈济的目的。 二是在政策实施地区形成一批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期发挥作用。 三是在一定程序上缓解政策实施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保证了社会稳定。收到了“一石三鸟”之功效。同时,还激发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摆脱了“等、靠、要”等消极意识。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经济增速加快,富裕程度加深,以工代赈似乎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果真如此吗?
    三、新世纪需要“以工代赈”扩大规模
    2000年以后,国家的“以工代赈”规模就一直呈缩小趋势,代替它的是给贫困地区投入更多的扶贫资金,表面上看,直接投入资金更助于贫困地区农民增收,但长远看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则更利于新农村建设和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的实现。
    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甘肃团代表邵克文就提出了“扩大国家以工代赈资金规模”的建议,他说:“从200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的扶贫资金都超过了100亿元,但增加部分主要用于扶贫办系统开展的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和劳务培训等,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以工代赈规模并没有增加。而现阶段,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落后的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之一也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以工代赈建设的范围和重点恰恰是农村最急需的基础设施,这也是政府在农村贫困地区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邵克文代表的建议特别适合像甘肃这样基础条件差的省份。
    2008年,纽约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减缓,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陡增,中小企业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果国家扩大以工代赈资金规模,则可一举三得: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又能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吸纳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返乡就业、城市大学生下乡就业、贫困户的劳动力本地就业;同时可大幅度增加贫困户收入,使他们能和全国大多数民众一起步入小康社会。
2011年11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扶贫标准从2009年的1196元提高到了2300元,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从原来的4000多万增加到了1.28亿,贫困面大、贫困发生率高,而甘肃作为西部最落后省份尤为突出,贫困人口达1300万,贫困发生率62.6%,贫困人口占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强。这就更加需要扩大以工代赈资金规模,并且可以与扶贫系统开展的整乡推进、整村推进、连片开发、劳务培训等结合起来。项目规划和安排着眼于城乡一体化格局、挖掘当地资源优势等;项目实施以打造“特色旅游之乡、文化产业之乡、绿色食品之乡”等为主;并考虑将城镇的基本服务(住房、就业、上学、就医等)覆盖到乡村,如果实现的话可以增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那么劳务培训的内容就应与当地实际紧密结合,不要只盯着如何输出去,更要想着怎样留得住。再借着甘肃省2012年“联村联户、为民富民”长效机制的建立,以广大干部深入贫困村、特困户为契机,运用他们的先进思想理念,扎实推进农村基础

相关热词搜索:

上一篇:浅论范仲淹的经济思想
下一篇:范仲淹父子在庆州的活动研究

分享到: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