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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父子在庆州的活动研究
日期:2017-02-16 16:06:39   作者: 杨向东   来源:   评论:0 点击:


    摘  要:宋夏战争初始,多数战役都以北宋的失败而告终,宋仁宗庆历元(1041年)五月,范仲淹奉命担任庆州知州,采用固守清野政策,抵御西夏进攻,扭转了战局,维持了庆州地区的稳定,随后在其子范纯仁、范纯粹先后知庆州之时,秉承其父遗风,巩固边防,安抚蕃部,关注民生,对庆州的社会稳定及以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范仲淹;范纯仁;范纯粹;庆州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改革家,他从政多年曾任过知州、都转运使、经略安抚诏讨使、副枢密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他在经略庆州的几年中御夏安边,经略得当,实施了奏选良将,促治城寨,改革军制,缩编士兵,阅习军马,完补器械,屯兵营田,移兵就食,积极防御,安抚诸羌等一系列军事活动,实现了讨服横山界近蕃以遏外患的近期战略目标。随后其次子范纯仁(1027-1101)、四子范纯粹(1046-1117)相继知庆州,惠及庆州人民,与庆州人民有着深厚的情谊。
一、庆州在宋夏战争中的地位
北宋时期,庆州归属于环庆路,所辖地区为今天的甘肃庆城,华池,合水及吴旗县西部。庆州北与西夏洪州(陕西靖边县南部)、盐州(陕西定边县)接壤,早在西汉就有“北控西夏,南屏关中”的美名,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庆州首府安化居于环庆路腹地,为东河与环江交汇之处,属于北宋军事重镇之一。庆州北部,横山盘峘,此是庆州与关中的天然屏障,“川原广阔,土脉肥沃环以良田前倾”,为宋夏必争之地。
宋初,宋夏战争爆发,根据姚自昌的《庆阳大事记年》中记载:李继迁自公元984年至1003年,侵略庆州多达七次,主要有933年(太宗淳化四年),因为“岁复绥银,求宥夏等州”,帝不许,遂以李大信为番部指挥使,率众犯庆州;994年(太宗淳化五年),李继迁掠环州;1001年(真宗咸平四年),李继迁率众攻清远军(今环县西北);1002年(真宗咸平五年),李继迁入镇原;1003年(咸平六年),李继迁犯环州,四月,“李继迁寇紅德(今环县洪德)寨,蕃官庆香等击走之”。李继迁在这次战事中流矢而死,子德明继位,西夏停止了对北宋的进攻,双方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1032年,德明死,子元昊继位,建立西夏国,党项势力空前强大,元昊称帝后,向宋提出“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的要求后,宋夏关系破裂,元昊遂发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宋军惨败,仅好水川之战,宋师“将校士卒死者三百人,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于是范仲淹临危受命,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迁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后迁左司郎中,为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范仲淹到任后积极整饬边防,增强防御体系,使得边患减少,百姓安居。随后其子范纯仁、范纯粹先后知庆州,他们承父遗风,励精图治,对庆州的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二、范仲淹父子在庆州活动
    范仲淹所处时代,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当他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北宋王朝所谓的“盛世”已成为过眼烟云,它正在下坡路上急速滑落。各种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的哗变,已在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西夏的威胁也日益严重,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范仲淹受命于危难之际,在庆阳一带戍卫边防,抵御西夏,担起了强边佑民、卫国安境的重任。于是他面对庆州当时的现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持了庆州地区的稳定。
(一)政治措施
范仲淹上任以后,他以儒家的“民本仁爱”作为其治理庆州的施政方略,极力推崇汉文帝时期的“和乐之德”,反对穷兵黩武,打破了古代“人臣无外交”的朝规,遣使与元昊通书,劝其取消帝号,罢兵言和,在《答赵元昊书》中提出“大王从之,则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几乎息矣;不从,则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时而息哉?”这充分体现了他顾念苍生,以“仁”为本的宗旨。
范仲淹在知庆州之时,他举荐良才,知人善任,本着“盖将尽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务”的原则选拔和培养人才。如一代名将狄青在宋夏战争中功勋卓著,这与范仲淹的破格提拔有很大关系。羌族将领种世衡谋略深远,攻守有方,但因民族偏见,不得重用。范仲淹上书说:“环州勾当一郡十三寨,当此危地,需在得人。”“臣今乞将新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衡,转诸司使知环州,权钤辖司,”
“如朝廷体量臣稍涉虚妄,甘受上书诈佞之罪。”种世衡上任以后,经略得当,使得环州少有战事,由此可见范仲淹知人善任,举贤若渴的长远眼光。
    范仲淹在知庆州之时,他还减免赋税,惩治污吏。当时庆州人民处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的水深火热之中,不仅筹措军饷,还要亲自运送到前线,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减轻人民负担。范仲淹提出了“沿边驻泊禁军春夏移于次边就粮”的建议,这样相对减轻人民负担。他对当地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进行了严厉的惩治,使庆州的社会治安相对稳定。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宋仁宗皇祐元年进士及第。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癸卯(十五日),他自邢州知庆州。临行宋神宗对他说:“卿父在庆州威名,今可谓世职。卿随父既久,兵法必精,边事必熟”,希望他能够继承父志,使庆州在攻防西夏时起到重要作用。但范纯仁并不主张进攻西夏,他回答说:“臣儒家,未尝学兵。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势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缮治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若开拓侵攘,愿别谋帅臣。”范纯仁反对拓边,不同意挑起战事。
范纯仁到庆州后,当时庆州一带正遭饥荒,他自行打开常平仓放粮赈济灾民。下属官员请求先上奏朝廷并且等待批复,范纯仁说:“报至无及矣,吾当独任其责。”这反映出他心系苍生,勤政爱民。由于拯救及时,老百姓才保住了性命。当有人诽谤范纯仁“全活不实,诏遣使按视”时,感激涕零的老百姓高呼:“公实活我,忍累公也?”昼夜争先恐后地奉还所借粮食,使者到来时,官府粮库已无所亏空。使者不甘心,四处寻找证据。终于在郐、宁两地间发现了一片坟冢,使者喜道:“全活不实之罪,于此得矣。”当即挖开坟冢,检查尸骸,并将详情上奏朝廷,朝廷责令本路监司彻底追查此事。后来才发现是前任楚建中所封埋,与范纯仁毫无干系。虽经范纯仁一再开脱,但楚建中仍被罚铜三十斤。“全活不实之罪”遂告结束。
范纯仁还主张为国以礼,注重教化。“夫金不成器,由陶冶之不良也;民不为善,由教化之未至也。故万方有罪,罪不在民,而由上之德有所未孚尔。”
范纯粹(1046~1117),字德孺,范仲淹四子。以荫入仕,性沉毅,有干略。神宗元丰五年(1082),权陕西路转运判官,进副使。八年,为京东路转运使,替代其兄长范纯仁知庆州。范纯粹在庆州任职时间长达六年,直到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癸卯(十四日),升任户部侍郎才离开庆州。
范纯粹在政治上主张以和为贵,体恤百姓。范纯粹继任庆州知州之时,继承其父兄的政治主张,继续发扬儒家的“民贵”思想, 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处理庆州政务,用“和解”的方式解决宋夏之间的矛盾,使百姓免于陷入战火之中。调任庆州以后,仍对庆州一些地方卖官之泛滥深表忧虑,屡次向朝廷陈述己见,但未被采纳。这可以看出他忧心国家、关注民生的为官态度。
    (二)民族关系
    北宋时期的庆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北边与西夏(主要由羌族组成)接壤,使得庆州形势复杂多变,加之庆州连年战事,能否处理好庆州的民族关系是解决庆州稳定的核心问题,范仲淹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合理的处理好民族关系,保证了庆州的社会稳定。
范仲淹上任后,首先犒赏属羌,笼络民心。他亲赴羌人聚集地视察,提出了“远守近攻,怀柔诸羌”的方略。他得知环州、庆州有多名部落酋长暗地里与西夏勾结,对抗北宋。为了把这些部落争取过来,范仲淹带上礼物,以宋皇帝名义慰问,安抚各部落酋长,阅其人马,并为之立条约。条约中的处罚条例,都是为了保障羌人部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所以诸羌受命,为朝廷所用。羌人有了归属感,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庆历二年春,范仲淹到环州对少数民族酋长等多人进行慰问并设宴招待了环州熟户蕃官人,以大宋皇帝名义论功行赏,奖给他们彩绢、角茶、银碗、紫绫袄、银腰带、银交椅等,并要求他们遵守约规。这种制度约束、恩威并用的方法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取得了良好的收益,对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范仲淹还实行提拔官员,共御西夏的方略。他深知,种世衡在羌人中威信颇高。庆历二年,范仲淹巡边环州,“州属羌阴连贼为患,仲淹谓种世衡素得羌心,乃奏徙世衡为知环州”。种世衡不负众望,他效仿范仲淹,经常深入各部安抚和慰问,团结各部族共同抗击西夏。环州诸羌中慕恩部落最为强盛,种世衡即“请其至衙夜饮,并以歌姬赠之,以其和好”,使慕恩部落死力相助。有兀二族受西夏官职,种世衡命慕恩讨伐。其后,兀二族百余帐皆自归宋。由于范仲淹、种世衡深得民心,庆环属羌争当士兵。夏人闻属羌不可诱,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无日不备,乃不复以环庆为意,从而保证了庆州地区的社会安定。
    范纯仁在民族关系上主张修德怀远,发展贸易。范纯仁是一个循规蹈矩、求稳守成之人,他积极推行儒家的仁爱思想,遵守祖宗法度,试图以此来保证社会安定。他还积极谋求发展对夏的贸易往来,一方面增加政府税收,另一面通过经济手段解决边事纠纷,实现宋夏的友好往来。如“边人好食西界青盐,虽严禁所不能止,贩者多是边上强人,事败悉遭远配。边上强人渐少,甚非中国之利。今乞于沿边置榷场,以茶并杂货博易青盐,尽收入官,与解盐同卖,仍通入解盐课额。其合用茶,乞自朝廷赐与,其他杂货,即令解盐司管认,如此,则不惟省刑爱人,亦可以固戒心,息边患”。  
    范纯粹在民族关系上主张广揽人才,重用蕃官。泾原路的蕃兵人马繁众,作战中和官军混杂在一起,指挥不便,范纯粹认为,“汉蕃兵马诚不可杂用,宜于诸将各选廉勇晓蕃情者一员,专充蕃将。令于平日钤束训练,遇有调发,即令部领为便”,“顷兵部议乞蕃、汉官非相统辖者,并依官序相压;其城寨等管辖蕃官,即依旧在本辖汉官之下。诏从其请。且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所以尊中国,制远人也。行之既久,忽然更制,便与不相统辖之官依品序位,即边上使臣及京职官当在蕃官之下十有八九,非人情所能堪。蕃部凶骄,岂可辄启?宜悉依旧制,并序汉官之下”。范纯粹的意见得到朝廷的认可,消除了汉尊蕃卑的民族歧视,使得蕃部官员可以在宋夏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军事活动:主张浅攻
范仲淹在知庆州之前,宋军与西夏军先后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等战斗,都以宋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告终。针对宋军边备废驰、将领怕死、士兵散漫、很难克敌制胜的状况,范仲淹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对庆州的军队进行整饬。
    改革军制,整顿军队。为了抵御西夏的进攻,范仲淹到任后,肃容军机,裁汰冗员,精选将士,组建了一支有一万八千余人的劲旅,分隶六将,严加训练,战时根据敌兵的多少分兵抵御,改变了北宋初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积弊,提高了边军的作战能力,有效地抵御了西夏的军事进攻。
修城筑堡, 加强防御。范仲淹针对庆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庆阳域接羌胡,黠酋窥伺不常”等特点,提出了“国家用攻则易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的战略方针,组织军民在重要的关隘修筑城寨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据《庆阳县志》记载:范仲淹在环庆一路,修筑城寨28座、烽火台44个。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华池柔远镇修筑的大顺城,是范仲淹与其长子范纯祐及部将赵明组织修建。只用10天,便筑起一座周长3500余米、高6米、顶宽2米的新城。有效的阻止了西夏的进攻,从此环庆一路战事就相对减少。此外,为了加强这些城池之间的联系,范仲淹在各城池之间修建烽火燉,形成了一道军事屏障,使西夏军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从而保障了环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范纯仁上任前,宋廷面临的实际情况已经是:“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虏骄悖,藏伏之祸在后;一患未灭,一患已盟。加以西则泸戎,南则湖岭。凡与四夷连接,无一处无事。而又内则百姓困弊,盗贼纵横,京师、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数百之盗,不能一时剪灭,只是仅能溃散,然却于别处结集。”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考虑,范纯仁在治边之事上十分慎重、小心。
    范纯仁上任以后,主张节省费用,裁减冗员。宋夏连年战争,宋朝边防冗官冗兵现象严重,占用了大批的财政开支,加之庞大的军需费用给庆州人民带来沉重的赋税徭役,范纯仁提出削减冗员,节省费用的主张很切合实际。有利于精简管理机构,减轻庆州人民的负担。
    此外,范纯仁还实行整治粮草,自力更生的措施。粮草是军需的根本,军需供应是强大军事的坚强后盾。然而,宋代的边帅因不负责粮草供应,边用浪费、边人生事现象十分严重。范纯仁对此提出了“乞选择庆、渭、延、秦四州通判,令各兼本路经略判官,专主本路粮草”之策,这就集中了边帅权力,便于管理操作本路事务,对他们奖罚分明,这样既节省了边防费用,又利于边境安宁。针对数十万驻边军队的生活、戍守费用的庞大开支,范纯仁主张利用西北边防现有的条件,满足自身需求,补贴边防费用。“陕西有沙苑等处监牧草地七八千顷,自来养马,别无增息,虚占良田。今来陕西四寨之地,不通漕运,若得彼中自出谷食,则屯聚大兵,易为供赡。今乞罢陕西监牧,将上件地开为营田,募民耕种,一顷岁收,公私无虑二百石,则岁可得一百五十余万石,以助关右兵民之食,为力不细。其所得刍秆自可秣马,以助军计一方”。这样就节省了一定数额的财政支出,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保障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产与生活。
范纯粹在担任庆州知州期间,宋夏战争时起彼伏,久而不得处理,于是他总结父兄知庆州经验,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持了庆州的稳定。
重划疆界,互利共赢。范纯粹在知庆州期间,建议归还神宗时期占领西夏的土地,他说:“争地未弃,则边隙无时可除。如河东之葭芦、吴堡,鄜延之米脂、羲合、浮图,环庆之安疆,深在夏境,于汉界地利形势,略无所益。而兰、会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弃”。这样可以保持宋夏的稳定,利于当地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积极备战,相互策应。虽然恢复原来的疆界可以减弱宋夏双方摩擦。但他也认识到分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还是应该积极备战。因此提议各路之间进一步健全相互策应机制,“诸路策应,旧制也。自徐禧罢策应,若夏兵大举,一路攻围,力有不胜,而邻路拱手坐观,其不拔者幸尔。今宜修明战守救援之法。”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西夏军队进攻泾原路,范纯粹派遣曲珍率领军队驰援,他说:“本道首建应援牵制之策,臣子之义,忘躯徇国,无谓邻路被寇,非我职也。”曲珍率领庆州兵疾驰三百里,曲律击败西夏军队,直捣横山,迫使西夏军队遁去。可见其积极备战的策略在防御西夏中产生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范仲淹父子对庆州的影响
    范仲淹父子三人相继任庆州知州,由于他们的苦心经营,经略得当,大大提高了北宋边防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环庆整体的防御能力,使得边患始少,百姓安居,庆州人民世代纪念。
   (一)、范仲淹父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由于他们“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人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宋嘉祐五年(1060年),庆州百姓为缅怀范仲淹在边陲的功勋,在府城(今庆城县内)敬立“范文正祠堂”。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都御使马文升重修,增祠韩琦,改称“韩范祠”。马文升在碑记中曰:“生而为名将相,殁而载在信史,使人仰慕于无穷,或血食于千百年之后而不已者,其必有大功德于生民祀稷也。登斯堂,拜二公之相者,忠君爱国之心, 岂有不油然而兴耶?”另有“范公旧宅”在府治东,期治文眉仰文俱在。后之代公而司政者,或匾其堂曰“景范”,或名其治曰“二范旧治”,又曰“遗爱堂”,皆为仰慕纪念范公之所在。今人为了缅怀先贤风范,2009年华池县委,县政府于县城双塔森林公园内,修建起雄伟庄重的范公祠,供世人仰念。
自古至今,不乏无数诗篇歌颂范仲淹父子的功德,明通判吴士英为诗曰“宋室南迁将业殚,转留空宅后人看。义尊中国精灵在,气逼西戎心胆寒。世变故山烟漠漠,夜深旧垒月团团。人生今古能如此,景慕如何发浩叹。”明李梦阳有《韩范祠》一首:“范公人物当三代,韩相元勋定两朝。延庆曾连唐节度,生平不数汉嫖姚。一封攻宁安定策,千岁威名破胆谣。郡府城南双庙貌,异时追慕此情遥。”
元好问在《范文正公真赞》中称颂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苏轼有《送范纯仁知庆州》:“……知经几成败,得见正贤愚。羽旄照城关,谈笑安边隅。”黄庭坚有《送范德儒知庆州》一诗:“……妙年出补父兄处,公自才力应时须。……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棰笞羌胡。”庆阳地方史志对范仲淹父子在边塞的功勋均有记述,范氏在庆州民间有“将门虎子”的赞誉流传。    
    (二)、范仲淹父子活动对当今时代的影响                  
     范仲淹的父子在庆州任职始终以国家之忧、人民之忧、社稷之忧伴其左右。他们在州县为官时,体察民情,顺应民意,上为朝廷分忧,下为百姓谋利;在边关治军时,强兵固堤, 屯田联羌, 大胆改革,善于创新。体现了他们父子践行着“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1.执政借鉴
树立忧患意识,心系百姓。范公父子始终坚持着这样的为官操守和人生准则,将一人一家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这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目中。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和责任来认识、研究它,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对时下人们的一种教育,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坚持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坚强的保证。
    坚守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范仲淹父子在知庆州时就将廉政作为他们举荐人才的根本。范仲淹认为朝廷欲求安民、富民,就必须首先改革腐败的官僚政治,惩处贪官污吏。这对于今天我们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腐败盛行,严重的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危害着党的形象,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此我们要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2.提升庆阳文化的软实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已经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并且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研究范仲淹父子在庆州活动有助于提高庆阳的文化软实力。
转变观念,制度创新。范公父子在庆州大胆改革,利用现有的资源,鼓励贸易开边,增加人民收入,这对于维持当时庆州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在我们今天仍具有借鉴和学习意义,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繁荣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
珍爱生命,重视人才。北宋初期,宋夏连年战争,阶级矛盾被激化,范仲淹深切的感受到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父子先后知庆州,实行“仁政”思想,举荐人才,以蕃治蕃,尽量避免或减少战争,这对于我们今天提倡以人为本,实现社会和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研究范仲淹父子在庆州活动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挖掘庆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庆阳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范仲淹父子知庆州的十几年中,励精图治,关注民生,对当时庆州一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父子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中许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借鉴,足以证明其影响的深远和意义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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