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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僚类,殆三十年”
日期:2014-02-11 17:05:56   作者:张希清   来源:   评论:0 点击:

“师友僚类,殆三十年”
——富弼与范仲淹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  张 希 清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正月,范仲淹(989~1052)抱病由知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移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行至徐州(治今江苏徐州)病情加重,遂于五月二十日卒于徐州。富弼(1004~1083)时守蔡州(治今河南汝南),无法亲自吊唁,谨遣左教练使陈节诣徐州,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范仲淹之灵。其《祭范文正公文》有云:“师友僚类,殆三十年。”[1]从仁宗天圣元年(1023),富弼与范仲淹相识,到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逝世,三十年间,二人既兼师友,又为同僚,关系极为密切。富弼除撰有《祭范文正公文》之外,还于当年极为认真地撰写了《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另外,富弼还为范仲淹长子范纯佑撰写了《范纯佑墓志铭》;而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则为富弼撰写了《祭韩国富公文》和《富郑公行状》。两家可谓是世交。现将富弼与范仲淹三十年的交往略述如下,以就正于大方。
     一、“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
     富弼的出身虽非高官显贵之家,但也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其曾祖父富处谦曾为内黄县令,祖父富令荀曾为商州马步使,其父富言(969~1031),虽多次应进士举不中,但真宗咸平三年(1000),终于登丙科,赐同进士出身,连调兴州(治今陕西略阳)、陇州(治今陕西陇县)军事推官,后官至都官员外郎、知万州(治今重庆万县)。富弼作为富言的长子,受家庭的熏陶,自幼刻苦好学。范纯仁《富郑公行状》云:“少笃学,自刻寓于僧舍,不就寝榻,冬夜以冰雪沃面。邻居僧有持苦行者,犹服公之勤。”[2]其学习真是比苦行僧还要刻苦。
    范仲淹也是一位刻苦好学之士,也曾借读于长山县醴泉寺,并留下了“断齑画粥”的感人故事,后又在应天府书院苦读五年,终于进士及第。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云:
公生二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祥符八年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3]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注引《遗事》云:
    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馈珍膳,皆拒不受。[4]
    范仲淹与富弼有着类似的刻苦求学的经历,惺惺相惜,所以一见如故,订交终身。
    范仲淹与富弼两人在何时、何地、有何缘分得以相识相交呢?富弼《祭范文正公文》云:“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 [5]富弼《范纯佑墓志铭》亦云:“仆天圣初,始识范文正公于海陵。”[6]海陵,即泰州的治所,今江苏泰州市。据史料记载,仁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天圣三年(1025)秋,调任知泰州兴化县事。天圣四年(1026)八月,丁母忧,始离开泰州兴化县。天禧五年至天圣四年的六年间,范仲淹均在泰州地区任官。富弼《富秦公言墓志铭》云:
    今上(按指仁宗)即阼,迁屯田员外郎。归朝,以浚仪先域陵敝,欲经治之,求监都下军粮局。时榷务盗取帑物,以文印舛漏为累,例出管海陵(治今江苏泰州)酤。又以郊恩移徙隰川(治今山西隰县),中途有泥阳(治今陕西耀县)之命,就加都官,继有南浦(万州,治南浦县,今重庆市万县)之适而逝。”[7]
    真宗乾兴元年(1022)二月,仁宗继位,次年正月一日改元天圣。天圣二年(1024)十一月郊祀,富言即“以郊恩移徙隰川(今山西隰县)”。这样,富言任监泰州酒税之官的时间,只能是天圣元年和二年。此时范仲淹正任监泰州西溪盐仓,与监泰州酒税的富言同为监当官,当有不少过从。富弼应该是于天圣元年(1023)随侍其父富言在泰州与范仲淹相识的。
天圣元年,范仲淹35岁,已步入壮年,富弼20岁,即“初冠”之年。范仲淹比富弼大了15岁,二人可谓是忘年之交。天圣元年、二年的两年间,二人当有比较频繁的交往。富弼在《祭范文正公文》说道:
    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未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8]
这当是富弼与范仲淹在泰州时相处的真实写照。
    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十记载,海陵光孝寺有富弼读书堂,云:“富侍父为征官读书于此。”后人又在光孝寺内建五贤堂,以纪念主持修泰州捍海堰的张纶,海陵籍名人胡瑗、王觌,和曾到海陵宦游而后来荣登二府成为宰执的范仲淹、富弼。
     二、“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
     范仲淹在富弼科举入仕的道路上,更是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富弼《范纯佑墓志铭》云:“公游文馆,仆再举进士来京师,又见之,公益厚我。间或造其门。”[9]“公游文馆”指范仲淹任职馆阁。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丁母忧,受晏殊之邀,执掌应天府书院教席。五月,撰《上执政书》,虽未被采纳,但颇得首相王曾的赞赏。天圣六年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王曾即授意晏殊推荐其应试馆职,召为秘阁校理。天圣七年五月己未朔,诏礼部贡举。应该就在此前后富弼来到京城开封,再应进士举,更得到范仲淹的爱重和奖掖。正如范纯仁《富郑公行状》所云:
后应举京师,我先君文正公方居文馆(按指任秘阁校理),见公而奇之,与语终日,曰:“真王佐才也。”自此深爱重之。亲怀其文以见丞相王沂公(曾)、御史中丞晏元献公(殊)洎诸近侍,曰:“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举于朝而用之。”
    当时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虽然是赋、诗、论、策及帖经、墨义,但主要是以赋、诗取士。富弼不擅长赋、诗,虽然解试合格,但在天圣八年正月的礼部试中却落榜了。而本榜的知贡举是晏殊,省元是欧阳修、状元则是王拱辰。
    富弼省试落榜,当然十分懊丧,只好再随侍其父。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九云:
富韩公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公果礼部试下。时太师公官耀州,公西归,次陕。范文正公尹开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还。”公复上京师,见文正,辞以未尝为此学。文正曰:“已同诸公荐君矣。久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馆。”[10]
    天圣八年初,富言时应仍任耀州通判,即富弼《富秦公言墓志铭》所说的:“先君尝贰泥阳(按即耀州),天圣八年就移知万州。”[11]富弼由东京开封西行,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为范仲淹追及,复回京师应试制举。邵伯温所说“范文正公尹开封”有误,天圣七年十一月冬至,范仲淹因谏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及上疏请太后还政,被出为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西)通判,直到天圣九年三月移通判陈州(治今河南淮阳)之前,都在河中府通判任上。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是景祐二年(1035)十二月至景祐三年五月的事情。但他在富弼举制科中起了重要作用,则是确凿无疑的。正如富弼《祭范文正公文》所云:“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范纯仁《富郑公行状》亦云:“时仁宗再复制科,先文正公谓公曰:‘子之才非常流,宜应是诏。’”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承后周之制,仍设制举,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但太祖、太宗两朝,只有颖贽一人于乾德二年登第。真宗景德二年(1005)七月,根据盛度等人的建议,制举增广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六科。到大中祥符元年(1008),有上封者言:“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寻访阙政;今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因此景德六科皆罢。此后二十年间,未设制举。
    天圣七年(1029)二月,夏竦等请复制举,以收遗才,得到仁宗的批准。《长编》卷一○七载:
    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壬子(二十三日),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置不设,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于是,稍增损旧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举及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又置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其法,皆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
    天圣制举虽复设九科,但实际应举登第者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和茂才异等三科。富弼系布衣,所以其应试者为茂才异等科。
    当时规定,茂才异等科需先缴纳平时所撰写的论五十首,委州府长官审查,选择文行可称者送礼部;再由礼部判官审查,选择词理优长者上奏参加召试。《长编》卷一○八载:
天圣七年十二月庚寅(六日),以知制诰李仲容判礼部。故事,茂才异等、高蹈丘园、沉沦草泽三科所上策论,先委吏部考核以闻,乃得召试。时直史馆康孝基判礼部,定富弼等十人词理皆优,上意其品藻未精,故改命仲容,而以孝基为同判,仍取弼等策论覆校之。弼,河南人也。
    礼部上奏之后,由秘阁差官考试论六首,以三千字以上为合格。召试合格,即由皇帝亲试,亦称为御试。制举御试大体遵用太祖乾德之制:“试策一道,以三千字以上,取文理俱优、当日成者为入等。”[12]《长编》卷一○九载:
    天圣八年七月乙亥(二十四日),命翰林学士宋绶、冯元为初考制策官,翰林学士章得象、御史中丞王随覆考,知制诰石中立、盐铁副使鞠咏编排,自是御试制科人率如此例。
丙子(二十五日),御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太常博士成都何咏,茂才异等富弼。咏、弼所对策并入第四等。
    丁丑(二十六日),以咏为祠部员外郎、同判永兴军,赐五品服;弼为将作监丞、知长水县。
    富弼之所以应贡举进士科落第,是因为当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士,而他不擅长于诗赋所致。这一点,从他制举登第七年之后召试馆职时,仁宗特为他将馆职考试由试诗赋而改为试策论可以得到证明。《长编》卷一二○载:
    景祐四年(1037)四月丁未,诏学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并试策、论各一道。时将作监丞富弼献所为文,命试馆职,弼以不能为诗赋辞,上特令试策论,因有是诏。弼寻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
    另外,新编《全宋文》经多方搜罗,竟未找到富弼的一篇赋;而新编《全宋诗》搜罗所得富弼的诗作尚不到20首,而且大多是他的晚年之作,也说明他不擅长于诗赋。与此相反,他在论策方面,却相当出色。《全宋文》收录了富弼的奏议34篇,论事、说理、对策,都颇为出色。所以穆修对富弼说:“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13]当仁宗下诏再复制举时,范仲淹对富弼说:“子之才非常流,宜应是诏。”[14]正是由于范仲淹极力鼓励富弼在贡举下第之后参加制举考试,并为他准备了优越的应举条件,才使富弼一举制举登科,年仅27岁,即成为宋代第一位茂才异等及第者,随即被任命为将作监丞、知天长县。
    制举登科为富弼的仕途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将作监丞”已属京官,为北宋37阶文官中的第27阶,在官品中为从八品,一举跳出了大多数初入仕做官必须经过的“选海”。而且,七年之后,即召试馆职,授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太子中允”已是文官25阶、正八品的朝官,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了。于是,富弼于庆历三年(1043)任枢密副使,至和二年(1055)拜相,历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位极人臣。可以说,范仲淹之促成富弼制举登科在其仕途上起了关键作用。试想,如果不是范仲淹促成富弼制举登科,他很可能在贡举科场中蹉跎一生,或者像其父亲一样“举进士连不中”,最后“始登丙科”,授官为判司簿尉这样的小官,长期沉浮于“选海”。“判司簿尉”是北宋37阶文官中最低一阶的阶官,在官品中为从九品,属于“选人”,需要多年任官的职历,并有多名京朝官的举荐,才能迁改为“京官”,不少人甚至终身未曾跳出“选海”,其升迁之艰难可想而知。
    范仲淹不但促成富弼制举登科,进入仕途,而且还促成他成为资政殿学士、御史中丞晏殊的乘龙快婿。天圣五年(1027)正月,枢密副使晏殊降任知宣州,寻改知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晏殊到任之后,即大兴应天府学。时范仲淹正在为其母亲守丧,晏殊遂聘请他为应天府学教授,执掌教席。次年年底,范仲淹守丧期满,晏殊即在宰相王曾的授意下,举荐他应学士院的馆职考试,遂被召为秘阁校理,开始立朝行政的生涯。因此,晏殊与范仲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连自己女儿的婚姻大事也要征求范仲淹的意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九载:
    时晏元献公为相,求婚于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元献一见公(按指富弼),大爱重之,遂议婚。
    天圣六年八月,晏殊自知应天府召为御史中丞;八年正月,以资政殿学士权知礼部贡举;其再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乃是明道元年(1032)八月的事情。由此可知,邵伯温所说“时晏元献公为相”稍误,但由于范仲淹的举荐而使晏殊与富弼结为翁婿则是确实的。富弼娶晏殊之女为妻,固然对其仕途大有裨益;而晏氏夫人的聪慧贤淑,对富弼家族的和睦兴盛也是大有裨益的。李藻《富公周国太夫人晏氏墓志铭》云:
    夫人即元献之长女,幼而慧悟,七岁善女工,盖得元献之秀气而贤,为女子之杰。元献六女尝群戏于前,而独顾夫人,语以敦静寡言、动必循礼。期以异日,宜配伟人,为慎择所嫁。时文忠以茂材异等决科,文行超卓动天下,遂以夫人妻之,年十八归于富氏。文忠初仕知河南府长水县,家尚贫,夫人入其门,不以骄贵自处,宛若寒家子。……其侍内外亲党,一之以和。闻人过失,置之不动以色。其自奉养,不择丰约,世俗之尚,泊然绝所欲,其衣服簪珥,未尝取新于时而妄费一物。遇贫族之急难则出其有以济之,无秋毫爱也。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必本于闺门,今于夫人见之矣。
    又据李藻《富公周国太夫人晏氏墓志铭》记载,“夫人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二十八日以疾终于福善第”。可知晏氏夫人生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比富弼整整小了10岁,天圣九年(1031)嫁与富弼,后于富弼三年而卒,二人可以说是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共同度过了幸福美满的一生。范仲淹作为良媒,于此也可谓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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