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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范仲淹的三首词
日期:2014-02-10 10:58:11   作者:李丛昕   来源:   评论:0 点击:

    范仲淹词,本人文集不收。存世五首,皆为后人陆续辑录。逆考其初作,除《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词牌下之标题有可能为本人所加,其馀三首,如《渔家傲》,作于何时何地,背景如何,少见深究;而《苏幕遮》、《御街行》两词究竟创作主旨何在,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不揣固陋,拟将对其《渔家傲》、《苏幕遮》、《御街行》三词的一些拙见分陈于次,希望能得到方家和读者的教正。
《渔家傲》当作于庆州
    为叙述方便,先将范词《渔家傲.秋思》抄录于此: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氏这首词,写得沉雄郁勃,苍凉悲壮,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甚且被后世推崇为边塞词、豪放派之嚆矢。从内容看,这首词描摹西北边塞的秋天景色,既表现了边防将士的艰苦生活和英雄气概,又表现了他们因长期戍边功名未立而思家难归的无奈。
有关这首词的最初记载,见之于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范文正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中华书局标点本,卷11)可惜魏泰只说“数阕”,未知究竟有几阕,更未录其内容;只说“守边日”,未能像记载王素“出守平凉”那样明确记下仲淹戍边填词的地点。由于仲淹最初调任西北守边自请坐镇延安,留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以致后人往往认为此词即作于延安。
笔者前年会上遇到《范仲淹知庆州》一书作者刘文戈先生,与他聊起庆州山川形势,他认为,范词“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一语,所描绘的山川景象与延安不甚相合,因而推想这首词很可能作于庆州。笔者认为,仲淹初赴延安正值秋天,这首词的题目又被人标作《秋思》,单从时间上看似乎相符,但从词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来看,刘君的推想似更有道理。
据楼钥所撰范氏《年谱》:康定元年庚辰(1040),公年五十二岁。三月,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西安);未至永兴,改陕西都转运使。七月,除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八月,兼知延州。
    仲淹由言事三黜而“超迁”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是他毕生政治生活的一次重大转折。为报答仁宗皇帝知遇之恩,怎能不将满腔感激之情化作戍边报国的壮志雄心。史载,他甫一到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任,即奏请巡边。是在巡边途中发现延州地位重要而守匪其人,才自请兼知延州的。在延州,他考察山川形势、敌我军情,改制练兵,安抚属羌,筑清涧城,复承平、永平等废寨,以作长久之计。然而,正当他全力以赴整顿边防之际,却因“擅答元昊”一事竟差点掉了脑袋,第二年夏四月被贬知耀州。
    从范氏《文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仲淹当时的心迹。在其《延州谢上表》中,仲淹称:“伏奉敕命,就差臣兼知延州军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勾讫。讨伐之秋,委寄方重,岂繄懦品可副圣忧?...臣职贰统戎,志存殄寇,所宜尽瘁,敢昧请行。自荐老臣,固惭于汉将;誓平此贼,讵拟于唐贤?...夙夜敢宁,奔驰罔暇,刻时莅事,翌日兴师....所期克胜,少慰焦劳。”这次向皇帝“表态”,充分表现了仲淹初到前线一心报国的锋芒锐气。后来因“擅答元昊”而受到朝廷追究时,他一时之间有可能心怀惴惴,及至确定贬降耀州,其《谢降官知耀州表》于检讨自责之中再次表明态度:“苟利国家,不恤典宪...臣敢不更励疲驽,愈加修省?庶陈纤芥之效,上答高明之私。”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愈挫愈勇的风格与精神,与《渔家傲》格调绝不相类。及至到了耀州,他又上《耀州谢上表》,除了从容辨明“擅答”经过,委婉表示委屈之外,进一步表明为国戍边的决心:“臣敢不夙夜思省,进退惕厉?犬马有志,曾未施为;日月无私,尚兹临照。”从他在延州期间的精神状态来看,不可能作《渔家傲》词,流露出那种苍凉悲壮之音。
贬降耀州不到一个月,仲淹便被徙知靠近边境更前线的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九月,复户部郎中,十月,复龙图阁直学士,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兼知庆州。不久,进左司郎中,再进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此时的范仲淹,不仅以前的委屈全消,又被付以一路最高统帅重任,其感激报国之心可想而知。
    为提高待遇以示优渥,朝廷拟将其由文职直学士改任为武职的观察使,被他三次上表坚辞。后来仁宗亲自决定擢拔他与韩琦为枢密副使。按说,哪个官场中人不希望得到提拔升迁?哪个正常人不希望脱离艰苦环境得过安逸生活?然而,范仲淹忧思深远,其识见超迈常人,此时的心情复杂而且矛盾。一则是他与韩琦正在筹划谋取横山、收复灵夏,认为边患未除,不宜离开;二则认为自己军功尚少,不应再擢重任;三则他深知官场险恶,庙堂尤甚,倒不如坐镇前线,为国效力;如此等等。
    他的这些想法,在其文章中多有流露。比如在《让观察使》三表中他说:“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无寸功,以称上意。伏蒙皇帝陛下曲敦宽宥,未即严诛,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钟之厚禄,加千金之重赐”,“国家此举,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势,减议论之风采,发将佐之怒,鼓军旅之怨,取夷狄之轻,由斯以往,必败乃事,宁不贻国家之后患哉?”并且表示:“苟不获命,臣当系身庆州之狱,自劾无功冒赏之咎,又劾违制不受之罪。”他一边坦述自己“肤发衰变,精力减竭,岂堪转为武帅,以图矢石之功?”一边又担心自己“天赋褊心,遇事辄发,故居其外则寡悔,处于内则多咎。”(《范集》卷17)在《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中他说:“在物之情,向荣必喜;自天之命,过宠则惊。..臣二年于兹,一功未立,屡叨进改,深负愧羞。虽朝廷优劳,且务姑息,而其下将佐睹臣忝冒,必思侥幸,岂复有实效之心?臣亦以何面目以责率其下?今边略未固,兵力未强,威令不扬,战斗多覆,因循以甚,平定无期。一昨寇逼三川,葛怀敏等入贼伏中,...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殒殁无地,荣耀何心?”(《范集》卷18)在《答安抚王内翰书》中说:“昔秦汉威加四夷,限长城、勒燕山,困弊中国,终成大悔。”(《范集》卷10)何况今日敌焰方炽,燕然未勒?当他闻知朝廷将调他和韩琦进京任枢密副使时,他赶紧写信给韩琦:“朝廷本欲吾辈来了边事,今泾原全师败殁,邻道无应援之效,而特进爵,天下岂无深议耶?又今将佐不思报国,惟望侥恩,吾辈频时进改,岂能伏其心?何言责他实效?候文字到,须以此削章,乞朝廷裁酌。...使诸将知吾辈无侥幸之意。当此之际,如得朝廷责怒,则吾辈可以责将佐之功矣。”(《范集.尺牍卷中》)所以,当朝廷催促他们进京赴任时,他们连上五道奏状辞让:“朝廷举天下之力,应副西事,于今累年,贼气尚骄,屡为边患。是朝廷责臣等立效之秋,臣等尽节报国之日。...夙夜经营,犹恐阙漏,臣等若更离去,或致疏虞,不惟上误朝廷,愈长寇孽,显是臣等自贪宠异,移过后人,虽当万死,何以塞责?”两次陈让未得俞允,他们再上奏状:“处劳而思逸、重内而轻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恳恳,且愿竭力塞下,岂置身艰苦,违人情之所乐,以矫时干誉者哉?诚以经画西陲,于今累岁,虽无毫发之效,上副委遇,其如军中之事,粗已谙详...臣等若贪冒宠荣,便离职任向去,或有侵轶,害及生灵,使朝廷重忧,后人当患,则有识之人,孰不责咎?何施面目,以对威严?虽伏显诛,亦无所救...万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则朝廷进用有名,臣等归朝未晚。”(《范集》卷19)在其《与朱校理书》中仲淹又说:“与韩公同上五章,为边事未宁,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则功远而未济,后有边患,咎归何人?军民亿万,生死一战,得为小事耶?俟其平定,归朝未晚。”(《范集.尺牍卷下》)
     仲淹初镇延安时,宋夏战事初起未久。那时的延安将士很难说已有因守边日久而思家难归的感受。但是,当他戍守庆州的时候,不论士气还是仲淹的心情与当初都已大有不同。其时守边已首尾四年,战争形势虽然逐步向有利于宋方转化,毕竟失地收复尚少,自己所立战功不多,边患更没有根本解除。此时最需要的,是如何激励士气,收复疆土,彻底摧垮或者折服敌人,解除一方威胁。他希望于朝廷的,是能够对全体将士的体恤、激励和督责,哪知实际得到的却是仅对少数主官的一再加官进级。他与韩琦同心协力,估计最多再花三二年时间即可彻底征服对方,消除边患。就在这关键时刻,朝廷却决意要调他们离开前线。对于因忧劳边事而“肤发衰变,精力减竭”的范仲淹来说,眼看错失良机则平定无期,怎能不“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为泪”。当此之际,“燕然未勒”,休兵无期,浊酒一杯,家乡万里,怎能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忧思难忘,彻夜难眠,耳听羌管悠悠,起视满地繁霜,怎能不发出“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感慨!
这种进退两难而又复杂莫名的思想感情融进诗篇,便形成了《渔家傲》一词沉雄郁勃的风格,使读者不能不感到“苍凉悲壮,慷慨生哀”(彭孙遹《金粟词话》评语)。刘文戈先生认为此词作于庆州,看来是很有见地的。
    《苏幕遮》《御街行》皆为范仲淹之悼亡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御街行》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范仲淹的这两首词,同他的《渔家傲》一样脍炙人口,甚至于从风格上以“柔情”“丽语”而被后世推崇为开婉约派先河。所不同的是,如果说《渔家傲》风格豪放,主题鲜明,而这两首词虽以柔丽哀婉见长,至于其主旨是什么,恰如李商隐的《无题》诗一般,隐约朦胧,不甚分明。
笔者经数年求索,则认为这两首词应当都是范仲淹的悼亡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从如下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是从历代词评来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词,发展到范仲淹生活的北宋中期,人们依然习惯于依照词牌倚声填词,至于根据内容另加标题的做法,尚未形成定例。范氏的《渔家傲》一词,有的在词牌下标作《秋思》,有的未标;《苏幕遮》下有的标作《怀旧》,有的标作《别恨》,有的未标;《御街行》下有的标作《秋日怀旧》,有的未标。凡未另加标题者,有些又援例取首句数字作为标题。这种情况足以说明,当初仲淹很可能只是倚声填词,其标题皆为后人所加。所加标题如果不符作者原意,反而增加读者理解上的困难,更容易造成后人的见仁见智。
    后人的一些词评,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杨慎《词品》云:“韩魏公(韩琦)《点绛唇》词云...范文正公《御街行》云...二公一时勋德重望,而词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清人徐釚《词苑丛谈》云:“范文正公、司马温公、韩魏公,皆一时名德望重,范《御街行》、韩《点绛唇》、温公《西江月》,人非太上,未免有情,当不以此纇其白璧也。”沈雄《古今词话》云:“江尚质曰:贤如寇准、晏殊、范仲淹、赵鼎,勋名重臣,不少艳词。”陈廷焯《词坛丛话》云:“词虽不避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范文正公词有...韩魏公词有...数公勋德才望,昭昭千古,而所作小词,非不尽态极妍,然不涉秽语...惟立品如数公,乃可偶一为之。”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功业如范文正,文章如欧阳文忠,检其词,艳词不少。”又说:“作情语勿作绮语。绮语设为淫思,坏人心术;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悱恻,而即近知远,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节,可于此得其端倪。...欧阳文忠...范文正,是皆一代名德,慎勿谓曲子相公皆轻薄者。” 以上诸家词评,虽充满了回护包容,乃至于辩解原谅,但其言下之意,无不认为仲淹两词也都是描写男女私情的“丽语”“艳词”,而正人君子是不应当为此的。
    也许这种解说终归会“有损形象”,有些词评家便加以穿凿附会,给以开脱。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云:“司马温公《西江月》...极艳冶之致,或谓决非公作;此如欧阳文忠‘堂上簸钱’词,当时忌者托名以相浼耳。...同时范文正、韩忠献均有丽词,安知不别有寄托?”《张惠言论词》则干脆认为:仲淹《苏幕遮》,“此去国之情”。这种“别有寄托”之说,可以《蓼园词评》为代表:“文正一生并非怀土之士。所为‘乡魂’‘旅思’以及‘愁肠’‘思泪’等语,似沾沾作儿女想,何也?观前阕可以想其寄托:开首四句,不过借秋色苍茫,以隐抒其忧国之意。‘山映斜阳’三句,隐隐见世道不甚分明,而小人更为得意之象。‘芳草’喻小人,唐人已多用之也。第二阕,因心之忧愁,不自聊赖,始动其乡魂旅思,而梦不安枕,酒皆化泪矣。其实,忧愁非为思家也。文正当宋仁宗之时,扬历中外,身肩一国之安危。虽其时不无小人,究系隆盛之日。而文正忧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矣。”
    也许是感到这种解释过于牵强,于是又出现了一些折衷见解。比如《续词选批注》云:“希文、君实两文正,尤宋名臣中极纯正者,而词笔婉丽如此,论者但以本意求之。性情深至者,文词自悱恻。亦不必别生枝节,强立议论,谓其寓言某事也。”此老要人“不必别生枝节”,“但以本意求之”,但是,仲淹“文词自悱恻”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又把人推回五里雾中。
二是从范氏文集不收词考虑。
    仅从现存数首范词来看,精妙绝佳,其同代人中罕有其匹。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宋词发展史上,范词也具有分水岭、里程碑的地位。但是,这就留给人们一个十分纳罕的问题:范氏文集诸体皆备,为什么惟独不收这些才情高妙的词?
探究原因,似应从宋词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和地位说起。
    宋词,本称曲子词,原为声乐的歌词,因而它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因其社会功能主要是在筵宴聚会时用于佐觞侑酒,因而它与歌妓舞女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歌舞筵宴的主角往往是士大夫文人,因而这些歌妓舞女与士大夫文人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这“三个密切”,决定了词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反过来又决定了词的题材内容。词体自从产生直至范仲淹以前,虽然由俚俗渐趋高雅,但从总体上看尚未走出离愁别恨、男欢女爱、花酒风月的狭小范围,其中有些即为直接表现歌妓舞女生活的作品。正因为此,词长期被目为“艳科”,称作“艳词”。再加上早期的词一般尚没有自己独立的标题,只是作为乐曲(亦即后世所称的词牌)的附属物存在,这就如同传统的“无题诗”和西方的“无标题音乐”那样,其创作主旨往往具有某种含蓄、隐晦和不确定性,因而更容易被人朝着“艳”的方面去理解。
从另一方面看,那时候的士大夫文人宴饮欢聚,招妓助兴是一种社会风气,人们并不以为非,甚至于被视作风流雅事。但是,北宋中期又是理学兴起的时代。士大夫文人开始崇尚气节,注重道德品质修养。文人狎妓为一般士人所轻,甚至于容易成为一些小人进行污诋的口实。仅以欧阳修为例,由于其年青时生活较为放荡,喜作艳词,结果便以帷薄暧昧之事遭到政敌两次诬诋。王士禛《花草蒙拾》云:“‘堂上簸钱堂下走’,小人以衊欧阳;‘有情争似无情’,忌者以诬司马;至‘谙尽孤眠滋味’及‘落花流水别离多’,范、赵二巨公作如许语,又非但广平‘梅花’之比矣。”所言正是这种情形。这就使得一些正人端士不得不稍稍避嫌,自觉与歌妓舞女、与艳词绮语保持一定距离。另据《宋史.施昌言传》:“昌言为发运使时,召范仲淹后堂,出婢子为优,杂男子慢戏,无所不言。仲淹怪问之,则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怿而去。”由此足见仲淹之洁身自好,自觉远离邪亵。
    尽管黄宗羲《宋元学案》不列高平学案,而全祖望将其列于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之后,但是,人们今天愈来愈推尊范仲淹为宋学之开山祖师。仲淹“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欧阳修撰《神道碑》)“公为学好明经术,每道圣贤事业,辄跂耸勉慕,皆欲行之于己...凡所设施,必本仁义。”(富弼撰《墓志铭》)“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苏轼撰《〈范文正公集〉叙》)《宋史》本传则称赞说:继五代颓靡世风之后,“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卷314)仲淹精音律,“尤喜操琴,然平生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由此可见其平生追求之情趣高雅。从另一方面看,北宋愈演愈烈的党争,亦兆端于仲淹。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坚定支持者欧阳修,以“艳词”为“罪证”受到政敌的两次攻讦,若不是得到皇帝曲意保护,几乎被搞得身败名裂。作为一种“香艳”文体,既然如此容易招惹是非,置身政治斗争旋涡中的范仲淹,其词不论多么高妙,也只能忍痛割爱,以免因此而将自己置于瓜田李下。范集惟独不收其词作,应该说盖因于此。
三是从两词内容分析。
    毫无疑问,仲淹这两首词都充满“情语”,涉及女人。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正当的还是一种淫亵的思想感情呢?这里需作具体分析。
    《苏幕遮》一词,“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说的是所爱的人不在身边,自己只能日思夜想,彻夜难眠。“明月楼高休独倚”,是说每当明月之夜,男女携手登楼正可共赏良辰美景;而今只剩孤身一人,倚栏望月,难免触景生情,更容易勾起对往日温馨幸福的思念;既然徒增思念而不可再得,不管今晚月光多么美好,还是休要再去倚栏为好。“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一语,是说既然不忍独自登楼,那就以酒消愁吧。哪知浓烈的思念之情是酒所不能化解的,借酒浇愁愁更愁,滴滴苦酒也都化成了相思之泪。作者这里完全变成了性情中人,把自己强烈的相思之情淋漓尽致而不加任何掩饰地宣泄出来,这里既没有矫情,也没有隐晦含蓄。
    《御街行》一词,作者的感情表现得比前一首更为浓烈。“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说的是自己愁肠已断,哪里还容得下滴酒,想醉也不能成醉。面对酒食,难以下咽,未曾举杯已双泪交流。白天如此,夜晚的时光更加难捱,“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起来睡下,辗转反侧,枕边无人相伴,该是多么难耐的煎熬!“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说的是自己的相思之情虽然令人伤心断肠,无法解脱,却可以形诸眉间,向外展露,而无须掩饰,无须避人。很显然,作者这里所表现的虽说是男女私情,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私情。
    我们既然承认两词都是描写男女私情的,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值得仲淹这么倾情的这个女人究竟是谁?笔者认为,话已说到这个份上,这位女人不可能再是别人,只能是与他相伴多年的妻子,而且是已经亡故的妻子。由此可以认定,仲淹的这两首词皆为悼亡词。
为了进一步说清这一观点,笔者还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其一,就两词所含感情的真挚浓烈而言,仲淹不可能是倾注于其他女人。宋人词作中表现拥姬宿娼、男欢女爱者不少,但多是应景生情、逢场作戏而已,纵有海誓山盟者,有哪一篇能写得如此真挚而浓烈?“年年今夜”,不论“明月楼高”还是“月华如练”,都是仲淹“愁肠已断”而加以纪念的日子。与女人有私情私约者多矣,但是,像仲淹这样刻骨铭心般为对方记住一个特定的日子而加以纪念者,世上有吗?由此足见仲淹词中所倾情专注的女人,只能是他已逝的妻子,不可能是青楼女子或其他婚外情人。
    其二,两词均非一般的“恨别”、“怀旧”之作。“生离”与“死别”,虽然都会引起人们的伤感,但毕竟有伤感程度和情感倾向的区别。从伤感程度看,倘是一般的“恨别”、“怀旧”,不可能让仲淹如此痛彻心扉;从情感倾向看,倘是一般的“恨别”、“怀旧”,作者不仅会有对往日的追忆,还会有对别后的关切、思念和祝愿,对再相见的期待、憧憬和企盼,但是,作者在这两首词中显然已万念俱灰,不再心存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所流露出来的只有真情宣泄和对现实的无奈。这应该被看作一般“恨别”、“怀旧”之作与“悼亡”之作的基本区别。
    其三,由于标题的误导。在后世编选的一些词集、词选中,仲淹的这两首词往往被加上了“别恨”、“怀旧”、“秋日怀旧”之类的标题,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文不对题的误导。我们只要撇开误导,转换思路,便不难发现两词的主旨并不含蓄隐晦,并不需要我们猜谜般的穿凿附会,就词论词,就可以认定两词都是仲淹淋漓酣畅、直抒胸臆的悼亡之作。如果将其“别恨”、“怀旧”、“秋日怀旧”之类的标题都改换作“悼亡”,就会感到它与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相比,不仅同样主题鲜明,其悼亡色彩的真挚浓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是从仲淹的经历考察。
    欲解诗文,须知其人。仲淹少年老成,以天下为己任。进入官场以后,酒宴之间虽然会经常接触到一些歌妓舞女,但其私生活一向检点。特别是作为当时一大批士大夫文人的“精神领袖”,处于激烈党争的风口浪尖,以他的精明谨慎,更不会因为“绯闻”而授政敌以把柄。即便如此,“绯闻”还是曾经缠上过他。那是在贬官饶州的时候。据《西溪丛语》:“范文正守鄱阳(即饶州),悦乐籍一小妓。召还,作诗寄后任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著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到京以胭脂寄其人,题诗曰:‘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寄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名人的“绯闻”最容易传播。此事当时可能传得很广。不过,后来有人去鄱阳实地考察,终于弄清真相:原来仲淹谪饶期间与一道士交游,后来写诗,也是寄给居住在春风轩里的这位道士(事见徐度《却埽编》等宋人笔记)。
饶州确为仲淹伤心之地。他在那里度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炼狱般生活。
    景祐三年(1036),仲淹因触怒当朝宰相而贬知饶州。这是仲淹一生遭贬的第三次,也是打击最重、遭遇最惨的一次。被逐出京时,除了内兄李紘和后来结为亲家的王质,其他人因畏惧宰相权势,无人敢为他送行;沿途所经十馀州府,除了一位知扬州的陈执中,无人接待应酬;到达任所以后,除了当时知建德县(今安徽东至)的诗人梅尧臣就近前去看望,其他昔日亲友很少再与之往来。处江湖之远而举目无亲,怀满腹之愁而无处可诉,仲淹此时的悲凉孤寂可想而知。
    屋漏偏遭连阴雨。仲淹于八月间到职,而他的夫人李氏也许是因为旅途劳顿,也许是因为水土不服,也许是因为悒郁成疾,不久即病逝于鄱阳。其时仲淹48岁,长子纯佑12岁,次子纯仁9岁,三子纯礼5岁。身处逆境之中忽遭丧妻之痛,面对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仲淹能不五内如焚!
    为寻访范氏遗踪,前些年笔者去了一次鄱阳(今作波阳)县城。在一个斜阳微曛的初冬,我登上了位于城西北角的芝山顶。这是一个多山多水的所在,西边紧靠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当年公馀之暇,仲淹常登芝山远眺,留有遗篇。我默诵范公诗词,举目四望,蓦然发现:“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仲淹当年所绘,莫不正是眼前景色!所不同的,只是当年仲淹的心情。去国怀乡,遥念亲人,面对此景,自然会生出一种“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的长叹。此景此情摄入他的《苏幕遮》词中,“暗乡魂”,显然说的是亡妻于杳冥之中依然陪伴着他的思乡游魂;“旅思”,应是他和亡妻共有的羁旅之思;一个“追”字,将己思与亡魂融为一体,益增其哀痛之情。白天登山所感,已不能自持,晚上回到家中,在痛彻心扉而又无奈无助的煎熬中,他更是“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妻子在日,皓月当空,正是携手登楼的良辰美景,而今“明月楼高”徒增伤感,还是“休独倚”吧,不如返回室中借酒浇愁。然而,既是满怀悲苦,“酒入愁肠”,怎能不“化作相思泪”!只有这种思念亡妻的悲苦之情,才能使得“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词综偶评》许昂霄语)
    《御街行》同样是一首悼亡词,只是写作时间地点可能有所不同。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看来又是一个凄惨清冷的深秋之夜。人去楼空,睹物思人,但见“天淡银河垂地”,徒增作者的悲凉。“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年年今夜”一语。既曰“年年今夜”,年年都要记住的日子,肯定是一个特定的日子。它或为亡妻的忌日,或为另外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每年到了这一天,不管是不是“月华如练”,都会勾起“长是人千里”之叹。这里的“长是人千里”,也许是作者念及他那远逝于鄱阳的妻子,虽然音容宛在,却已厝骨他乡,魂隔千里;也许是作者想到妻子在日,宦海风波,离多聚少。在妻子去世若干年后的一个特定日子里,作者彻夜难眠,“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于是再遣悲怀,洒泪祭奠,追忆往日,对比眼前,使得他“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除了追悼长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亡妻,世间还有其它感情,能够如此的真挚而浓烈吗?作者在本词结尾处坦言:“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显然是在告诉世人,他对亡妻的这份感情,不仅缠绵悱惻,难以摆脱,而且光明磊落,无须回避。
    当种种迷雾揭去之后,我们便不难看清,仲淹《苏幕遮》《御街行》两词一点儿也不隐晦,其实就是两首直抒胸臆的悼亡词。
 
    (说明:本文之第二部分,曾以《试论范仲淹<苏幕遮><御街行>两词皆为悼亡词》为题2000年发表于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编印的《范仲淹研究文集.之一》,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又将这一部分作了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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